《都市里的生产队》

第三节

作者:柳建伟

转眼到了夏初,我已经把东升和他的生产队彻底遗忘了。部长夫人听了我的劝告,去北戴河疗养去了。

一日,我让妻在家帮我整理病历,两个不速之客来了我的家。

两个电信局的工人带着一部高级录音电话,进门就要施工。中州市电话号码升成七位数后,每幢住宅楼都安装了分线盒,装电话已不是多难的事。可是,我们确实没有交过申请,怎么就大跃进到了施工阶段呢?我让工人拿出各种单据一看,用户一栏果真写着我的大名,只是我的单位变成了中州铁路局综合服务公司,付款—栏,赫然写着“转帐”二字。

“这是怎么回事?是谁开的这种玩笑!”

“张东升呀。”妻把一张收费单据递给我,“你看,经办人一栏写着张东升的名字呢!”

“莫名其妙!我要出去给他打个电话,他的名片呢?”

“看你急的,”妻说:“让师傅把电话安好,你想找张东升还不容易。问清楚了,再决定要个要嘛。”

我只好同意两个师傅施工。

电话安好后,我立即拨了东升的大哥大号码。听出他的声音,我大叫道:“东升,你搞什么名堂,这台电话是怎么回事?”

“狗日的,是不是今天才装上?”东升说:“迟了一个星期,早知道这样,上星期请他们的那顿饭还不如喂狗。电话机子不错嘛,你的声音一点都没变。”

“东升,你冷不丁给我装个电话干吗?我怎么变成铁路局综合服务公司的人啦?我胆子小,你可别吓我,说不清楚,我可要扔电话了。”

“桑塬,你狗日的尽给我装蒜!”东升声音大了许多,“你还想当活雷锋呀!你帮我张东升这么大的忙,我给你安个电话算**啥?我要是不还你这份情,我还是个人吗?告诉你,那块地没人敢抢了。桑塬,你小子真有能耐,一弄就把我弄成个典型了。”

我越听越糊涂,对着话筒央求着,“东升,要不你过来一趟,那件事怎么就办成了?”

东升公鸡打鸣一样笑了起来,“**船弯在这儿呀!你是争理吧?这个理也该争一争。我爹拼**一辈子,不过才当了个大队支书。你说几句话,我摇身一变就成了区政协常委。我已经弄清楚了,区政协常委相当于副县级。我是该亲自到府上谢你才对。前几天梁部长还来过呢。”

“哪个梁部长?”

“省委宣传部梁部长呀。你和他那么好的朋友,他来我这里视察,也没给你提说过?”

我拿着话筒听呆了。

“桑塬,这里说话不方便,等会议结束了,我请你作陪,好好请省报谭记者吃一顿。前天他在省报上给我写了一大版,以后这生意好做多了。有人来了。”话筒里传出“吭吭吭”的声立音。

“东升,你装什么鬼!你到底在哪里?”

等了一会儿,东升急匆匆说:“我在中州宾馆茅坑里蹲着。正在开政协会,上午单个发言,再有两个代表就轮上我了。大哥大一嘀咕,我赶紧捂着肚子朝厕所里跑。咱是个新常委,要注意影响,怀里揣大哥大开会,这不是烧包吗?剩下的话见面再说吧。这泡假屎屙的时间太长,屙成井绳了,我得去会场准备准备。这两天电话可得关了,总不能老是假装屙屎吧?又有人来了。”

东升那边压了电话。

我想象着东升这个时候装作系裤带的滑稽相,不禁笑出声来。东升有极上乘的表演才能,上中学时,即兴表演常能引得全班哄堂大笑。那时候,我很为他没有实现一名演员的抱负而感到遗憾,背地里常喊他小支书,以表示我对他恨铁不成钢的情绪。每次喊他,他都乐滋滋地听着,只是提醒我不要当着别人的面喊,怕传到白鹤庄白姓人的耳朵里。想起这些往事,我多少理解了东升现在的得意。

“你笑什么?”妻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塞给电信局工人二十元钱,让他们买包烟抽,送他们出了门。转念一想,我又觉得这事对东升不一定是好事。他这些年,人生的最高理想一直处于抑制状态,如今一下子实现,心理会出现失重现象,这是精神抑郁症转化成精神分裂症的基本条件。我曾对中举时的范进作过病理分析,得出他曾患有癔想病的结论。在我收集到的上万份病历中,有半数以上的人在苦难时撑了过来,当他们重获自由时,他们的心理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崩溃了。省作协有个作家,二十岁作长诗名噪文坛,二十一岁被打成右派,二十二岁被追加反革命罪,判徒刑十五年,四十二岁被平反昭雪,进入第二个创作高峰期,女友如云,一年当二十年来过。五十岁后,这位作家又因收藏两千余件女人内裤胸罩闻名中州。事发后他自杀未遂,现在他正在我这里进行心理治疗。东升能不能经受这种成功的考验呢?我有点为他担心起来。

“桑塬,”妻喊我一声,“你一会儿笑,一会儿皱眉头,出了什么毛病?”

“毛病?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和梁部长说了几句闲话,那五亩地不但没人买了,东升竟当上了区政协常委。这部电话,他说是他的一点心意。”

妻的眼睛悠地一亮,说:“东升还真讲交清,如今这社会,过河拆桥的人太多了。我想,交这样的朋友,没什么坏处吧。”

“能有什么好处!这电话费竟要另外一个单位支付,谁知道背后还有什么交易。”我从茶杯里挖出一团茶叶子嚼着,辨不出是苦是香。

妻说:“干吗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你帮了张东升的忙,他还你一个人情,如今流行这个。流行的东西,总有它的合理性。”

“我总觉得这不大正常。”

“你是病人见得太多了,别疑神疑鬼了。”

我找了一张前天的省报,第二版果真登了一篇通讯《都市里的生产队》。文章占了一整版,标题是通栏手书,规格之高,实出我的意外。东升说的谭记者,竟是部长夫人。到底是作家,文章写得十分动情,白鹤庄人显然被部长夫人美化了,他们养狗养鸡的传统被根除,竟显出了一种悲壮。部长夫人在这里好好地诅咒了都市文明,把东升的生产队当做世外桃源来讴歌了。文章里引用东升的话,多半是广告性言语,十几项没受孕的工程,也让他说得有鼻子有眼。我已经习惯了时下推出典型的作法,并没有觉得出格,也不特别为东升高兴。

星期四上午,东升拎着一只微波炉来了,一身质地考究的深灰西服,两个扣子都扣着,“金利来”领带的尾巴斜在右面一书两个扣子附近,朝上一看,领带是红领巾的打法,松松垮垮,皱皱巴巴在下腭下面拧出一个疙瘩,脚上的皮鞋样子极瘦,蓬头垢面的。一个解放军中士紧跟着他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东升的大哥大。我有点诧异,一时没找出合适的话,只是让他们坐下。

妻从里屋走出来,笑吟吟地道:“是张队长吧。”昨晚东升打电话说今天要过来,她执意要认识认识,今天没去歌舞团上班。

东升显得手足无措,喉咙里咕咬着奇怪的响,结结巴巴说:“是,是弟妹吧?”

东升面对女人时的表现叫我好生纳罕,在我的想象中,东升是腰缠万贯的新贵,应该不乏和女性交往的经验。

东升立即啧啧连声,“咦,到底是跳芭蕾的,要不是桑塬说过你们儿子在杭州跟他外爷上学,我怕是要把你认作侄女子。真是人跟人不同,我那屋里的,爱人,论年纪,大不了你几岁,倒像是你的妈了。”

妻看上去很高兴,说:“老了,老了,不好看了,快坐下来喝茶,喝茶。”

东升并不坐,拉过中士说:“小李子,门也认清了,这是你桑老师,这是你师母,看清楚了,你去忙你的吧。你把大哥大随身带着,我啥时叫你,啥时你来接。别跟你那小鸽子玩忘形了,误了我的事。”

中士连声答应,转身出了门。

“东升,啥时候学会变魔术了?”

东升坐下来,“车已经上了牌子,小李子是专职司机。原想买个半旧的上海玩一玩,这一当政协常委,身份不一样了,换了这辆新桑塔纳,耽搁了一个月时间,要不,我怎么会这么长时间不来看你们。”

我担忧道:“东升,涉及军队的事,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这话是啥意思?”

“冒充军人,可不是小事。”

“桑塬,你也太小看人了。”东升说:“这种事我怎么能去干?别说现在咱也算是个有身份的人,坑蒙拐骗的事,十年前我也没干过。过个小李子不是假的,车上的军牌也不是假的。你咋会想到这个岔道上!”

妻打圆场道:“桑塬跟你开玩笑呢!那小李子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一看就知是个真的。”

东升解释说:“如今这社会,不好混,凡事都得备七八个心眼。有车的人不多是不是;不多,别人心里就不平,交警、公安、保安,专爱找私人车的麻烦,一看咱是农二哥,肯定抡起快刀宰。我的司机是军人,车牌又是军队的,出点小问题,谁敢扣咱的车?”

我还有点将信将疑,“这事就那么容易办?”

“容易?**容易!我又没个将军舅爷,靠关系咱根本办不成。这是撞在枪口上的便宜,不拣白不拣。铁路局南边伊河路有个兵工厂,做服装的,想用一用围墙外面和大街之间的空地修个店面,对外出售军服什么的,找到我要给个方便。我提的条件就是给个军牌,配个司机。其实,这事能办成算是侥幸,我哪里不明白军队欺不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咱懂,他们要占,我也只能干瞪眼,军工厂不比铁路局,咱懂,不能跟人家耍横的。所以,我才说这事办成是运气。”

我还是不大明白,“你们生产队难道还有土地所有权?”

“**权。见缝扎针,打擦边球。六十条说得明白,解放后土地都归国有。国家是啥?先前公社大队就是国家。各个单位征地,都和大队签字画押,合同地契就留在大队了。这些地又不是有零有整划出去的,剩下的边边角角,日子一久,都想占了。咱有十几个农民,这地就属于咱。农民活命靠啥?靠地呗。他要盖房,咱不让他盖,闹出事情,官司打到京城咱也占理。国家总不能让咱这十几号农民饿死吧?”

“这里面还真有学问!”我不由得叹道:“这部电话,恐怕也是用这些边角地换的吧?”

东升得意地笑了笑,“我爹在世时,常对我说,精一门手艺,就能吃遍天下。你靠行医吃饭,弟妹靠脚下功夫吃饭,我只能靠地吃饭。一马平川的地,靠的是侍弄,会种瓜得瓜,会种豆得豆,有的家养猪兴,有的家养鸡发。这一圈到城里,什么都不灵了。外国城市还准养狗,这里狗也不能养的。说起生产队,城里人一想,不是鸡鸣狗叫,就是萝卜青,青凌凌。我这生产队,这十入般武艺都吃不开了。开始想着没地了,做别的文章,办过草帽工厂,干两年,草帽不兴了。后来又做茶壶塞儿,又做两年,不灵了,为啥?高压水壶满街都是。想做别的吧,哪有力量和城里人竞争。走投无路,转回来又琢磨这地,没想还真整出点名堂了。那一次在铁路局门口见你,正和铁路局服务公司较劲。他们想修店面,招呼也不打一个,当我张东升是个二百五呀?在这块地皮上混了几十年,绝过食,请过愿,使过绊子耍过横,次次都赢。那边我让人推墙,这边我去找铁路局局长,把当年的征地合同朝桌上一摆,让他看着办。没过几天,服务公司经理去找我了。结果他答应安排我两个远房亲戚到他的公司上班。后来一想,还不解气,就让他们给你安了这部电话。我说你是我们生产队聘的高级顾问,理上就说得过去了。”

妻说:“张队长,桑塬点子还真不少,当个顾问,对他搞研究也有好处。”

我心里暗自叫苦,又不好再拒绝,只是咬着牙白了妻子一眼。

东升说:“弟妹说得对。桑塬提醒我要靠生产队三个字发达,果真就有那个意思了。边边角角的地,总有用完的时候,那时该咋办?梁部长那次去视察,指示我要把目光放远一些,要做城市新农民,把生产队磨成一颗中原明珠。如今我才后悔当年书读少了。桑塬随便一出手,我张东升就变成一个人物了,这才叫能人。”

话说到这种程度,我只好顺水推舟了,“这是什么话,你我朋友多年,在一个城市,相互照应一下,也该。”

东升眨巴眨巴眼睛,突然伸手捣了我一拳,“谁不想扑腾出点大名堂?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朱元璋打天下,没有刘伯温,行吗?那块地这一两年不准备卖了,没有地还能叫什么生产队,没有生产队咱就当不了典型。当了典型,就能贷来款干大事。我琢磨好了,拆掉我现在队部的两幢两层楼,盖一座农民娱乐城。市里已经答应优先保证这个项目的贷款,我已经让省设计院设计图纸了。等这事办成了,再卖那块地。不管啥时卖,这钱都有你桑塬百分之十。”

“我不会要你这些钱的。”

“咋!”东升瞪起牛眼,“你是不是信不过我?要不我给你留个字据,你这样说话我可要恼你了。”

“张队长,”妻给东升剥了一支香蕉,“其实,你有这份心意也就够了,给得太多,我们怕担待不起。”

没想到东升竟动了感情,喘了几口气道:“我在监狱里,什么恶人没见过?这些年,那些年,什么险恶没见过?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出狱后这十几年,我苦挣苦挨,为的是什么。我有了钱,还是什么也不是。本来,我打算就这么活球一辈子算啦,你们拉了我一把,党籍问题有人过问了,被冤坐牢的事也有人过问了。没有今天,我就是成了亿万富翁,也是个劳改释放犯。桑塬,你说这能是钱可以买的吗?我知道这都是因为我如今成了典型、政协常委,才有这个合法洗刷自己的机会。这个机会是谁给的?是你桑塬,我要是忘了这一点,我还是我爹掂球做的吗?”东升呜呜地抽噎起来。

我发现我低估了那几年冤狱给东升带来的伤害。东升这种表现,有极大的普遍性。一个生命的正常流程被扭曲后,只要这生命的细流没有中止,它的力量根本没有消耗掉,一旦时机成熟,它就要以合适的方式显示自己。从这一刻起,我把东升当成一个病人看待了。我不知道能为他做些什么。即便要做,也要等我知道了东升全部的心灵伤痕后才能决定。我拍拍他的肩头说:“东升,把肚里想倒的东西都倒出来吧。”

东升鼻子一嗡一嗡,嚎啕一阵,突然骂道:“操他妈!”

接着,他如泣如诉地讲述起来。他在戈壁滩为了入党九死一生的冒险经历;他在牢里搞同性恋的隐私;他出狱后得到白鹤庄的最高权力时的步步血痕,都使我惊悸。作为一个心理医生,我并不是没见过更深重的苦难。我一直认为,消灭生命并不是最残酷的。我需要一批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东升的经历,放在当代中国,它有极高的典型性。正因为我发现了这一点,我才感到悲凉,他毕竟是我的朋友。

中午吃饭时,妻教会了东升怎样打领带。

妻说:“嫂子读过大学,怎么没教你。”

东升说:“她整天想的就是拔牙,又是文化大革命后期读的大学,咋会日弄领带。我让她辞职开诊所,你猜她怎么说?她说这样可以备个万一。哪里有这么多万一?我张东升总不能老走背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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