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里的生产队》

第四节

作者:柳建伟

所有伟大的东西都有魅惑力,哪怕伟大的苦难和伟大的罪恶。我热爱有魅力的生命,这就是我当初选择学医的唯一动机。艺术也崇尚苦难和罪恶,但它设置栅栏,我不喜欢中间的面纱。艺术有点叶公好龙,它在展示苦难和罪恶之后,只具有净化这一种于人类有益的功能。医学在饱览苦难和罪恶的奇观后,多半能产生根治的良方。

我该认真观赏一下东升了。支书坯子、要党票不要命的戈壁滩战士、片警、劳改犯、同性恋者、低层阴谋家、都市生产队长、腰缠万贯的大款、区政协常委,直到今天,东升完成了以上形象的塑造。将来呢?东升将来最终要完成一件什么样的雕塑呢?在东升以往的历史中,没有清晰可见的主要特征,每一段都呈现出模糊性和多义性。心理学认为,一个成熟的生命,其行为受一种处在无意识状态中的心理定式制约。东升的心理定式是什么呢?如果他被捕前的经历起了主导作用,他将来或许能成就一个政治家,经济决定政治,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如果劳改时期积淀的力量占了上风,东升又会朝何处去呢?东升多舛的命运,是天性使然,还是环境的塑造?

我必须对东升的重要历史片断进行梳理。

东升在戈壁滩几乎用生命换来党员这个身份那一刻,他心里在想什么?他在想张家父辈苦斗时的艰辛了吗?他在想张家政权在白鹤庄的固若金汤吗?东升在那个年代,属于政治上早熟的一类人。东升他爹这个老牌政治家,在东升踏上西去列车的时候,已经给他打上了鲜明的生命底色。东升走进部队的目的,只能是一个:入党。要当支书,必须入党。

但是,东升还是能选择别的道路。这得需要环境的塑造。这个时候,军队的现状没能阻止东升朝自己的理想前进。东升入伍第二年,中苏在珍宝岛打了一仗,穿越沙漠地区的实战演习关系着国家利益,必须要搞。大规模演习前,要搞模拟试验,看一看战士的生命极限到底在哪个地方,以便决定中苏战争全面爆发后,部队从沙漠穿过,迂回到敌后的行军路线。东升报名参加小分队,是在拿生命赌火线入党。要不,就无法解释二十年后,东升谈起这次死亡行军时眼睛里闪烁的恐惧。七天后,他成了八个幸存者中的一员,他赢了。他赢了之后,唯一一个念头就是尽快回白鹤庄。

东升在白鹤庄生活了四个月,父亲马失前蹄,被免去支部书记职务。此时,东升自小就开始追逐的目标突然消逝了。我认为,他对戈壁滩的恐惧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深深地烙在他的心灵上。他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才开始考虑在戈壁滩付出的代价值不值这个问题。老牌农村政治家因为说了一句对林副统帅充满感情的醉话,他的政治生命就中止了。这种残酷的现实,把他送进一个心理颓废期。心理学告诉我们,人在这种时期极易走向反面。东升决定来一次脱胎换骨,彻底走出土地,变成一个城里人。实际上,他是在尝试学会遗忘。第二年春天,支书坯子张东升去了一个派出所当了片警。这一年,白家在白鹤庄的权力较量中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老支书在一个凄苦的冬日里含恨而逝,生前,老支书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东升在这个时期,打算要把警察一直当下去,他并没学会卧薪尝胆,学会的是谈恋爱,追求的是平凡和安静。父亲的结局,给他的启示是:不能再醉心权力了。二十年后,东升却说:“我爹死在我手里,他不该小看我。”我姑且把东升这种补遗当做他在那个时期的一份潜意识档案看。

紧接着,东升被抛入了另一个轨道。

“赵副局长为他侄儿的事,不该把我朝死里整。周指导员为什么要落井下石,我更不明白。我想,有些人生下来心就是黑的吧。”

我很重视东升重复两遍的这番话。他的结论重视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忽视了另一个方面。他忽视了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其实,世界上不是每一件事都能问为什么的。铁路局医院外科医生扒儿媳内裤要化验精液,恐怕不能问为什么。儿媳妇偷人,儿子不急,老子急,为什么?这恐怕也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

问题是这个场面恰恰让穿着警服的张东升看见了。张东升没问为什么,直截了当对那个挨打的女人说:“你打他不过,你爹,你哥,你弟弟呢?”

问题是这女人照着张东升的话做了,惊动了派出所。这起民事纠纷的问询笔录上,记下了女人这样一句话:“张片警要我找人打他的。”

女人这句供词本来伤不了张东升一根汗毛。

偶然事件发生了。张东升这一段经历中,充满了偶然事件。

一个月后,赵副局长的内侄与人发生争执,先动了刀子,案子恰恰出在东升管辖区。本来,这件事可以把张东升推到赵副局长亲信的位置上。他只用在审讯笔录上做点文章,很容易能达到这一目的。赵副局长确实给了东升这个机会,当面塞给张东升一个纸条。张东升看后,随手把纸团扔进了废纸篓。这一行为并不构成对赵副局长的伤害,甚至可以解释为张东升在销毁罪证。中午,张东升在一个同事家里喝了几杯酒后,去审了这个案子。他记着赵副局长的条子,放了一个姓赵的,写了“拘留十五天”的处理意见。偶然的事发生了,张东升忘了内侄外侄的区别,而与赵副局长斗殴的青年恰好又姓赵。这样,张东升的一系列行为就构成了对赵副局长的伤害。

必然结果出现了。一个星期后,外科医生好端端地,却住进了医院,那件民事纠纷变成了刑事案件。审理的结果,张东升成了主犯。两个月后,他被判三年徒刑,却被关押进一座重要罪犯监狱。

三年后,东升出了狱,发现自己的城市户口已不再存在。他又回到了白鹤庄。

一个警察和一群杀人抢劫犯住进同一个号子,所受的待遇可以想见。我有个病人,是个刑满释放犯,他家里人介绍说,他出狱后,几次回到监狱附近,后来就有了重新犯罪的行为。经过半个月的治疗,我发现他是一个受虐狂。在监狱里,他挨了五年打,出狱后,与苦难有了距离,他透过这段距离,发现了苦难的诱惑。靠他自身的努力,他已经无法抗拒这种诱惑了。我对他的病毫无办法,当我知道他小时候很惧怕他父亲这一历史后,我约见了那位已经年迈的父亲,希望他能重新建立他的权威。半年后,这位病人自杀了。做父亲的在一次盛怒下,用木棍打断了病人的一条腿,因这次失手,父亲再没动儿子一根指头,病人无法再次挑起父亲的愤怒,他选择了死亡。正因为这样,我并没有追问东升在监狱里的详细情况。他对这一段生活讲得极少。在这极简约的讲述中,他重复了这样一个细节:开始的半年,他靠马桶睡,每天负责倒马桶,每天晚上,狱头罚他把头插进尿桶倒立,唱完三首歌才准睡觉。东升自杀未遂后,管理人员才把他换了一间牢房。

我已经注意到这段生活对东升产生的重大影响。东升在以上几个阶段的转变,都是急风暴雨式的,每一次打击,都足以改变他人生的道路。老支书死后,东升的酋长梦从理论上说已经彻底破碎了,再经过不堪回首的三年牢狱的磨练,东升应该变得安于现状了。事实上,东升却以百倍的狂热投入到白鹤庄的权力争夺中。这是人性中普遍存在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心理。东升的天性,东升所受的环境的影响,把他推到了一个带有攻击性的人群。

这段时间,我给东升通了几次电话,他的农民娱乐城项目一路绿灯被批准了,只等第一期款子到了他的帐上,就可以动工。我为东升感到高兴,平心而论,我宁愿看到东升能通过自我调节,把苦难带来的心理痼疾变成一截永不发炎的盲肠。我不希望他在我的研究中提供一份新的证明材料。右派作家后来表现出的观婬癖,在我看来是他在漫长的二十年里性压抑积淀的结果。他的病已成为不治之症,因为他已经过早地在生理上丧失了男性的功能,心理亏空被放大了。在和这位作家的诱发式交谈中,我曾指出,他错过了一个历史性机遇,没能充分重视他声名鹊起那段时间和一个年龄上可以作他女儿的青年女作家的恋情。我曾经用一个月时间,反复研读了这位女作家失恋后发表的大量的作品,发现她也有病。

有很多次,我真想中止这种研究。我发现,进入的愈深,我就愈痛苦。几乎所有的病人,都是各个行业的最优秀的代表。正因为他们的优秀,他们看到了社会的不完整性,看到了人性的弱点,看见了法律的漏洞,他们都是行动者。

过了近一个月,小李子突然来到我的家。

“是不是要开奠基礼了?”

“不是的。桑老师,下午打了起来,郝院长要告状,张队长要我接你过去讨个主意。”

我顾不得收拾案头的病历,急忙跟着小李子下了楼。

东升一个人间坐在办公室里抽烟,看见我进来,踩了烟头骂了起来:“银行这些王八蛋,贵贱只给两百万,加上我的家底,这大楼也只能盖成一小半。我去找市长,市长说如果这个项目基本上由国家投资,就没多大意思,银行答应给两百万,已经破例了。他让我设法自筹资金。把我浑身骨头削成扣子卖,又能卖几个钱?我心里本来有气,这姓郝的还不给面子。”

“你怎么能动手打人呢?”

“我没动手。手下几个人不会办事,打出了红伤,他告到区里了。”

“你找我来做什么?叫我来给你擦屁股呀!”我坐在办公桌前,翻看一叠图纸。

“伤势不重的,这个姓郝的外强中干,不会有大事。我找你来,是想核计一下娱乐城的事。这个大家伙怕是搞不成了。省设计院太黑,搞一个设计,问我要了十几万,房子盖不成,这十几万不就泡了汤。”

设计费要十几万的工程,小不了,我说:“到底还差多少钱?”

“差多了。”东升打开保险柜,端出一个模型,“你看看,漂亮不漂亮?二十二层,五层以下搞娱乐,六层当生产队力公室,剩下十六层搞宾馆,一条龙服务,造价八千万。”

“八千万,贷款利息每年要付多少?”

“大概三百万吧。”

“第几年可以赢利?”

“大概第三年吧。”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东升,你这是蛇吞象!国家钱再多,也不敢让你拿来打水漂呀。眼下恐怕只有两条路,搞股份制,会有人感兴趣的;要不,就缩小规模。”

“股份制?谁当老板?当然是谁的钱多谁当。事儿办成了,人家吃肉我喝汤,这种傻事不能干!恐怕只能缩小规模了。可是,盖个小火柴盒子有啥球意思。”东升轻轻抚摸着那个精制的模型,“十几万呢,梦了一下就完了。我总得想法补上这个窟窿。姓郝的有钱,我会想办法叫他吐出几万。走,到咱的馆子喝几盅。”

“东升,你这么蛮干可不行,你能有今天这种局面,不容易,应该珍惜。”

“喝酒,喝酒,我又不是三岁小儿,大风大浪经得不算少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你是顾问,等会儿我给你说说清楚,省得你睡不着觉。”

东升出狱后,过了两三年让老婆养活的日子。不知不觉中,白鹤庄人重新感觉到了经济的重要。土地被白家无偿送人了一千多亩,剩下的已不能养活自己,弄得几百个青年待业在家。人们开始怀念老支书执政的那些年月,不满情绪愈积愈浓。挨到大队改称村的时候,白家执政的人已走到众叛亲离的末路。这种怀旧情绪,终于把东升推到了前台,他当选为白鹤庄的村长。这时候,东升已不是党员。因党支部几个成员正因受贿问题受审查,东升向区委提出白鹤庄不再设支部的要求。区委不同意,理由是全国所有的村都设有党支部,白鹤庄不能例外。东升以退为进提出辞呈,并组织几百人到区政府门前静坐请愿,区委只好将白鹤庄由村降格成生产队。东升取得了白鹤庄的最高领导权。

这—年,东升押上身家性命贷款盖了这两幢楼房。当时,郝院长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骨科医生。郝医生租了东升的一幢四层楼,办了私立骨科医院,开始一代名医的自我塑造。东升因有这笔固定的房租收入,开始进行他的生产队由农变商的革命。这种患难之交,在当代中国的都市十分常见,正是他们这种自发的联合,促进了中国改革的进程。此一时,彼一时,几年后,地价暴涨,郝院长那笔房租在东升眼里只能是小菜了。这时候,遗忘起了作用。东升拿着十几万换来的图纸和模型,再看郝院长车水马龙的医院,感觉完全变了。当年的兄弟之情这时被—脚端进了爪哇国。郝院长拿出合同书拒绝东升,东升的手下动了拳头。

“你们之间有合同,他又没拖欠你的房租,你怎么能问人家要钱呢?”我觉得东升这种念头很可怕。

东升振振有辞道:“你没见他的生意有多好。八年前,他三个床位只有一个病人,现在一个床住俩,住院费他涨了三次。当年我眼窝浅,小瞧了他,签了十五年的合同。这合同还有六年才到期,我遇到了困难,他看见了就该帮我,等我开了口,已经是他的不是了。我问他要五万,不算多。要是前几年,我早撵他出去了。”

“法律呢?东升,拿农民的习气经商,能有多大发展。世界上没有一个亿万富翁是靠这个办法发家的。你这样不讲信誉,这个顾问我可不敢当了。”我真的动气了。

东升忙赔笑道:“何必说这种话,我保证不动他一个指头,这总可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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