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中的三个爱人》

第02节

作者:杨沫

1933年春节,他回家和父母团圆去了,剩下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就到妹妹白杨住的公寓里去找她。妹妹这时正在北平演话剧,和一同演过电影《故宫新怨》的演员刘莉影住在一起。刘是东北人,这天她们的房里聚集了八九个人,多是东北的流亡青年。“九一八”日本人侵占了东北三省,爱国的知识青年们不甘当亡国奴,纷纷来到北平或各地,过起流亡生活。这天使我这个闭塞的、少与外界接触的“家庭妇女”大开眼界。他们悄声地唱救亡歌曲,一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唱得大家落泪纷纷。我在一旁也哭了。他们还热烈谈论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反对他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我傻头傻脑地呆坐在一旁,看着烛火闪闪,杯盘交错,看着一张张年轻英俊的脸上,闪烁着激动的红光,我似乎有些麻木的心,蓦然被掀动了!仿佛一个美丽动人的梦境氤氲在我的周围。我快活,又有些悲伤。因为我常看报,我也在为祖国的危亡担心,但我只是心里有这么点意思。和他,我们沉湎在家庭的温情中,从不谈国家大事。

这个夜晚,在爆竹的噼啪声中,我度过了一个不寻常的决定了我终身走向的极有意义的年。刘莉影向我讲解苏联和苏联妇女的解放生活,陆万美、张子杰,还有许多人(如后来成为烈士的许晴)都先后向我讲解必须抵抗日本的道理,接着就介绍我该读些什么书,并有人给我列出了几本马列主义的书名。我不知为什么,心头竟是那样的喜悦、兴奋,虽然是第一次见到这些人,可是却像遇到了熟悉的朋友,我在妹妹和刘莉影的公寓里,和这些朋友一起玩了一个通宵,也谈了一个通宵。

第二天,陆万美(二、三十年代的女作家陆晶清的弟弟,当时正在北平法学院读书)果然给我送了书来。三天后我回到自己冷清的小屋里,一头倒在床上,竟那么着迷地津津有味地读起那些枯燥的谈论革命道理的书籍来。

过了年十多天后,他从家中回来了,见我正手捧一本《怎样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在读,他奇怪地瞪视着我,好像我是个不认识的人,半天才说:

“你怎么看起这些书来了?这书是从哪里弄来的?”

我已记不清当时怎么回答他的,但我神采飞扬,精神奕奕,过了半天,自得地回敬他:

“这些书读不得么?……你不能干涉我的自由!”

他愣住了,似乎一缕愁容(也许是怒容)浮上他的嘴角。

从此,我常常去找那些朋友,常常借来各种书阅读。大部头的《资本论》、《辩证法唯物论》、《哲学之贫困》、《马克思传》等我都借来了,我如饥似渴地读着,虽然许多地方全不懂,可不懂也啃。接着我又读起苏联小说,《铁流》、《毁灭》、《士敏土》、高尔基的《母亲》和他的三部曲等等。这些对于革命者的形象的描绘,这些饱含着人生哲理和理想的启迪,使我的眼睛明亮了,心头升腾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激情,过去由于生活的坎坷,社会的黑暗,我曾经向往过死,我悲观厌世。和他一起生活,稍稍抚慰了受伤的心,然而我仍然沉默寡言,很少欢愉之色。读了这些书,交了这些进步朋友后,我变了,他在家时,常常惊异地望着我,像看个陌生人,多次诘问我:

“默,你是怎么回事呀?怎么变得我都不认识了,有什么喜事叫你成天这么高兴?”

我摇晃着脑袋,笑嘻嘻地回答:

“我是有大喜事!因为我懂得了人生……”

“懂得了人生?就是你读的那些书,叫你懂得了人生?你是在做庄周的蝴蝶梦?还是拿到了唐·吉诃德的长矛?”

他的讥讽使我恼火,他的态度使我觉得他越来越不理解我。1933年北平的白色恐怖异常严重,后来他甚至忧虑地警告我说:

“你不怕么?一顶红帽子往你头上一戴,要杀头的呀!”

我——初生的犊儿不怕虎,他说这些更加惹恼了我,我回敬他:

“我不怕,谁像你胆小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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