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楼207室》

遥远的高三·八

作者:孔庆东

公元1980年,我初中毕业,考入了哈尔滨市第三中学。哈三中在黑龙江省的地位,比北大在中国的地位还要崇高。因为北大还有其他的大学与之竞争,而哈三中在黑龙江则是“宝刀屠龙,惟我独尊”,别的重点中学一概拱手称臣,不能望其项背的。一名哈三中的学生,比一名“黑大”或是“哈工大”的学生还要受人尊敬。因此,上了哈三中,便油然产生了一种责任感,仿佛全省三千万父老乡亲的期望和重托,“夸擦”一子就撂到咱肩膀上了。

我从小就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各门成绩都很出色。但上了高中以后,面临着考文科大学还是理科大学的选择。这个选择对我个人来说,是不存在的。我有一种很顽固的偏见,我认为理科大学不是真正的大学。我虽然一向热衷学习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但认为它们的价值只在于为人所用的工具性。“批林批孔”时知道孟子的一句话:“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句话对我的毒害非常大。我至今都认为理工科的知识分子属于“劳力者”,认为文科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精神贵族”——尽管他们的现实处境是那么的可悲可怜!所以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心里就有一个高考的目标——北大中文系,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最好的系。但是,在80年代初期,全社会的普遍观念是重理轻文,似乎“爱科学,学历文化”就是要当陈景润、李四光,社会上流传着什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个别报纸还宣传1985年要实现四化,2000年初步建成共产主义。有的老师听我决心要考文科,而且还是中文系,都无比叹息地说:“唉!这孩子,糟蹋了。”我今天回忆起这恳切的话语,不禁真有点怀疑当初的选择,是不是给国家糟蹋了一个陈景润的坯子。在重理轻文的大气候下,哈三中迟迟不开设文科班,于是我和一些要考文科的同学,与学校展开了艰苦的斗争。“高三·八”不是一个普通的班级号码,那是我们用青春的热血换来的胜利果实。下面我略讲几则与“高三·八”有关的事迹,献给有过类似经历,今天仍然保持着青春激情的老中青朋友。

一、公车上书

高一的上学期一过,开不开文科班,就成为一个争论焦点。其他重点中学,在总体上不是哈三中的对手,便早早办了文科班,集中优势师资和生源,力图在文科上名列前茅。而哈三中严格执行上级关于不许办文科班的指示,名义上是反对偏科,实际上一是有重理轻文的传统,二是作为标兵单位,不敢犯任何错误,三是对文科没有把握,反正办也已经晚了,不如不办,将来高考文科成绩不好,便有了借口,成绩好了,更成为坚持正确路线的典范。这样一来,想考文科的同学,提出了“救亡国存”的口号。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少年,根据所学的那点粗浅的历史,一本正经地把校领导比作昏庸的清政府,认为只有自己起来争取,才能扭转局势,促使当局“变法”。我们分头到各班串联,各班人同此心。就连那些要考理科的同学,也从学校大局着眼,支持我们。于是,我们就发动了一场“文科班运动”。第一,广泛宣传,到处议论,造成一种“民不聊生”的舆论。政治老师讲过列宁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第二,向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口头呼吁和交涉,争取教师的支持,是胜利的最大保障。这里面要注意两点,即对文科教师的绝对倚重和对理科教师的绝对尊重。第三,正式提交意见书,形式分为个人的,各班的和全体的。这项举措我们命名为“公车上书”。

我以个人名义和全体名义,送上了两分意见书,言辞很激烈,还卖弄了不少文采和典故——我的作文得过全市一等奖。郑滨和张欣也各写了一份。当全体意见书签名时,产生了一个让谁签在头里的问题,我记得自己十分狂妄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始。要出事儿,我先兜着!”便第一个签了。郑滨是个老阴谋家,说这样不好,咱们找几个大碗,画几个圆,都围着圆来签,就分不出先后了。其实我们的种种“阴谋诡计”都是多余,领导上早都知道谁是宋江谁是李逵。很快校长就请我们六位同学去谈话——具体哪六位我记不清了,反正我们既兴奋又紧张,自称是“戊戌六君子”。表面上气宇轩昂,实际上心跳得跟上体育课差不多。

周校长慈眉善目,满头银发。虽然六十来岁了,仍修饰得风度翩翩,一尘不染,看得出年轻时一定是个英俊小生。他平常有两件事特别受到广大同学称赞。一是每天要腰里暗藏一把铁锤和几枚铁钉到各班巡视,一旦发现有活动的桌椅,便掏出暗器大展身手。他从来不问桌椅是谁弄坏的,兴致勃勃地干完,心满意足地离去。所以三中的同学没有不爱护桌椅的,全校内外整洁如洗。后来我到北大看见那么多残桌破椅没人管,便给北大校长写了封信,建议他也买把锤子,可是至今也没收到回信。周校长第二件颇得人心的事是经常在周末和节假日组织老师们跳舞。那时跳舞还是很时髦的事。小流氓们跳舞时都要郑重其事地穿上新喇叭裤,觉得自己很高雅。正经人跳舞则是思想解放的标志。三中有好几位校长,同学们对他们的分工不大清楚,我们只觉得由周来接见我们,大概是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心里说不清是放松还是失望。

周校长带着一种严肃的微笑,你们的要求我们看了。首先,你们的立场是错误的。你们称学校领导为“校方”,请问,你们是哪一方?难道你们不是学校的主人翁、不是“校方”吗?你们甚至还称学校领导为“当局”,请问,什么叫“当局”?是国民党当局还是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咱们学校这座大楼,从前就是日寇的警察厅,赵一曼烈士在这里战斗过,金日成同志在这里战斗过,还有李兆麟将军

我赶紧说,李兆麟将军是在哈一中附近牺牲的,是国民党女特务用美人计把他杀害了,凶手现在还在台湾。周校长说,对,你们可不能忘本哪!你们管我们叫“当局”,让我们多伤心哪!我十四岁就参加革命,一辈子为人民服务,文化大革命都没挨过斗,到今天可好,我成了“当局”,你们干脆说我是刽子手。那多解恨呢!

我们六君子顿时觉得自己是六小人。慌忙向校长道歉,说我们错了,今后一定改。周校长说,凡事都要从大局出发,你们这样一闹,要是上级知道了,就会认为咱们学校领导不力,不够安定团结,你们愿意换校长吗?我们齐说不愿意。周校长说,就是嘛,上级不许办文科班,咱三中不能带这个头。给你们开一个文科班,到高考时,万一你又想考理科了,那不是把你害了吗?学校现在决定,文科班不能办,但是考虑到你们的要求,可以利用一些放学后的时间,开一点文科的选修课,你们要是真心的,就报名选修,其实我看,也没有多少真心的,都是瞎起哄……

底牌亮出来,我们明白了,现在的关键是要先抓住选修课,经过宣传鼓动,报名选修的居然有一百多人,其中一些同学并不是要考文科,而只是想多学知识,我们那时不像现在的学生只认分数,我们是诚心诚意为了中华之倔起而废寝忘食地抓紧一切学习的机会,谁的知识最渊博谁就最受尊敬,所以全校都有一种“耻一物之不知”的精神。可是,选修课的教室被安排在地下室,夏天闷热,冬天酷寒,加上“当局”的分化瓦解,家长的威逼利诱,渐渐地人数少了,教室由两个压缩到一个。我们用鲁迅的话来安慰自己:队伍越走到后来,就越精纯。我们顽强坚持着,互相勉励着,我们坚信“当局”的心也是肉长的。选修班的人数减到六十左右就没有再减过。

又一个零下四十多度的冬天过去了。当冰封的松花江开始解冻,几个在冰面上跳跃的香港人掉下去的时候,我们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胜利了。几位校长都很感动,都说这些学生真不容易,真有骨气,他们考文科一定能考出好成绩。于是,就拆散了原来的8班,成立了一个新的8班——文科班。但是要求我们的理科学习与其他一样,只是多加了史地两门课而已。这样即使上级知道,也不能说我们“偏科”,说不定还要表扬三中呢。

“文科班运动”终于胜利了,但是有好几位大功臣没有享受这胜利果实。比如7班的班长李学军和学委白泉,都是斗争坚决的“死党”。他们本就不想考文科,他们只是为“正义”才挺身而出。文科班成立后,我仍然经常与他们放学后一路回家。8班从此成了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班,而“公车上书”则在我们的生命史上留下颇有价值的一页。

二、十三棍僧

文科班存在的时间不到两年,但在同学的记忆中,却俨然是一个完整的阶段。那是因为我们班不仅集中了全年级的大量精英,而且发生了数不清的趣谈逸事。

首先是干部严重过剩。当过班长和团支书的足够组成一个政治局,班委和课代表俯抬即是。班主任左平衡,右解释,总算草草委任了一届内阁。我们班主任教语文,四十多岁,长得很像那时的影星颜世魁,一张黑脸上布满杀气,永远穿着一身黑色中山装和一双黑皮鞋,拿着一本黑教案,我们管他叫老魁,管他上课叫“黑手高悬霸主鞭”。我跟老魁说,我在初中当过学生会主席,领导这个班,没问题,老魁一摆黑手,你啥也别当,就给我当语文课代表,有事儿我直接找你。后来我才明白老魁的用意,并由此悟得了许多统治之道。10年后我也在北京一个中学当过一年班主任,也是让最可靠的学生当语文课代表。其实老魁很少找我,可我们班同学,尤其是女生,都造谣说老魁待我像亲儿子。我说老魁从未表扬过我,而且还批评过我,都没用。现在回想起来,才明白老魁在重大事情上都是依靠我的,只是感情不外露而已。

文科班虽然内阁整齐,人才滚滚,但班级的实际权力机构,或者说权力核心,是“十三棍僧”。那时电影《少林寺》风靡一时,我们班五十多人,却只有十二个男生,于是加上老魁,就号称“十三棍僧”。别看男生只有十二个,却有六个的成绩排在前十名。即使成绩排在后面的,也各有神通。比如班长田风,英俊倜傥,聪明绝顶,具有极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待人谦和仁义,办事成熟老练,文艺体育都是能手,口才又极佳,看过一部电影,他可以从头到尾讲得跌宕起伏,大家都很佩服他。可不知为什么,他的成绩总不见提高,也许是一个人太多才了,对命运就缺乏危机感,区区分数也就不大放在眼里了。

我们十二个男生,一半坐窗下,一半坐在后边。每天嬉笑吵闹,令女生十分痛恨。班里的大事小情,都由男生说了算。其实三十九名女生里头也人才济济,但女生一多,就好比鸡多不下蛋,谁也不服谁,谁也甭想出头,干脆乐得让这帮傻小子领导,自己正好安心学习——我估计这就是母系社会垮台的根源。可是学习这东西很邪门,不专心学不好,太专心也学不好。众女生成天心不旁骛,出来进去手不离书,口中念念有词,一脸三贞九烈的样子,却大多数事倍功半。比如团支书刘天越,从来不抓团的工作,一大早来到教室,就粘在座位上一动不动,下课也不出去,吃午饭时,她的同桌赵静把饭盒放到她面前,满满一大盒饭莱,她居然吃得一粒不剩,可见她的蛋白质消耗是够大的。我们那时男女生之间相敬如宾,很少直接说与学习无关的话。我和同桌肖麟与她们相隔一个过道,经常旁敲侧击,冷嘲热讽。我对肖麟说:“看,又吃了一槽子。”肖麟说:“已经一上午没出窝了。”刘天越听了,只是低头窃笑,继续背书。可她如此用功,也只能在女生里排进前五名,不具备领导男生的威望。这些该死的男生,上课说话,自习吵闹,一下课就跑出去翻单杠、扔铅球,可是学习就是棒,见解就是高,办事就是灵,而且老师们还喜欢。真不知上帝是怎么安排的。

我们班因为男生太少,所以运动会时要求学校不限制男生多报项目。这下可好,田风和老倪包揽了大部分项目。他们这边跳个远,那边跳个高,刚打破百米记录,又要去投标枪。4×100接力赛老倪居然一人跑了两捧。美国的刘易斯跟他们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女生也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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