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烟云》

第三十二章 北京城新学旧派人文荟萃 静宜园淑媛硕彦头角峥嵘

作者:林语堂

立夫回到北京,看见莫愁在火车站向他打招呼。莫愁穿着一身白衣裳,青春年少,鲜艳美丽,精神健旺,一手拉着两岁大的孩子,另一只手挥动欢迎他。她并没有把感情过分外露,只是默默无言之下,紧紧的握了他的手一下儿,这就足以告诉他现在是欢迎他回到爱情深厚而稳固的家。他妹妹环儿也在,告诉他她已经转到国立北京大学念书。自从新文化运动之后,北京大学已经兼收女生,现在是男女合校了。

立夫到了家,先进屋去看母亲,母亲没有什么改变,然后又去看卧病中的岳母。姚太太正在坐着呼噜呼噜的抽水烟,仍然是发不出一点声音来。不过上天嘉佑,她的神智已经迟钝,她的爱好已然减低到几种身体的需要,此外无忧无虑,也不再精神不安。除去她生病之外,家事由莫愁珊瑚管理,一切平安无事。姚先生对立夫,和平常一样,非常亲热。岳父和女婿相谈甚久,直到仆人去叫立夫洗澡。莫愁已经给他准备好了水。

立夫回到自己的院子里,看见屋里清洁雅静,外面的夏日阳光耀眼,屋里幽暗清凉。他的衣箱已然搬到院里来,衣裳正在太阳里晒。孩子站着,以尖锐的目光,纳闷儿的神气打量他好久,立夫才过去看他。孩子刚洗完澡,立夫看他头上、身上,干干净净。

他的书还像以前那样摆在桌子上。不过在他的书旁,却看见有几本英文书敞着,还有手指摸出痕迹的几本文学革命的刊物《新青年》,还有几册北京大学学生出版的《新潮》。

立夫问妻子:“怎么,你念英文哪?”

她说:“我现在和环儿一块儿念。我没有事情做。我到北京大学听陈独秀和林琴南的课。你知道,他们闹得水火不相容,就是为了新文学运动。现在洗澡水不太热了。”

立夫去洗澡。

莫愁在屋子那边儿说:“立夫,你愿意听点儿消息吗?”

立夫从浴室里问:“什么消息?”

“有趣的消息。”

“什么有趣的消息?”

“你记得曼娘的丫鬟小喜子吗?你说她非常天真无邪。可是啊,去年她给一个男仆人生下了一个孩子,已经嫁给他了。”莫愁听见立夫在浴室中大笑。他说:“我还是认为她天真无邪。”

立夫洗完澡,走了出来。

他说:“我刚才和你父亲谈论你母亲的病。我想突然使她一震惊,也许能治好她的病,一震惊之下,会使她突然喊叫出声来。不过必须是使人愉快的震惊,不然会更坏。”

莫愁不相信,她说:“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好”

立夫拿起一本《新青年》。

他说:“我在日本每一期都看。”

莫愁说:“这个杂志在全国,简直如同狂风暴雨一样。看这杂志上的文字,听教授在自己教室里攻击对方,真有趣!”

当时北京大学是文学革命风潮的中心,文学革命的主张是在写作上要用白话,废止文言文。过去是用典雅的文言作文章,现在改用白话,最初似乎像乡下新郎闯进了贵妇之家的客厅去抢亲。旁观者看来,这个新郎真是粗俗,无礼,吓人,也许是简捷有趣,适用而实际。这个乡下新郎把带泥的靴子在地毯上践踏了一番之后,把地毯卷了起来,富贵之家的新娘滑倒而惊呼。在这几个村野的新郎之中,有一个叫陈独秀,他是这入侵的一帮人中的魁首,而且他对那些千金小姐的举止,粗鲁而蛮横;另外一个则满嘴脏话,从旁相助,革命的群众围聚起来,看着笑不可支。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斯文有礼,前辈君子,菩萨心肠,举步常看蝼蚁,因为在办学政策上主张宽容,主张自由主义,于是北京大学成为两个敌对派的大本营,双方自由攻击。当时北京大学真是生气勃勃,精力充沛,只因为有真正的自由。翻译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侦探案》与斯哥德《撒克逊劫后英雄传》的林琴南,是旧派的领袖。老哲学家智者辜鸿铭,全心全力拥护东方文化,也是旧派中的健将。林琴南写了一封长信,骂白话文为“引车卖浆者之言”,把文学革命比做洪水猛兽,为害社会,流毒士林。新文学运动中四个领袖是陈独秀,钱玄同,胡适,刘半农。钱玄同戴着大眼镜,既怕女人又怕狗,把一群旧派称为“孽种”,称为“文妓”。胡适青春年少,刚自美国留学归来,说话写文章,完全一副学究教授态度,有高尚的英国绅士风度。他声称那不是革命,而是自然演化的一步而已,他用西方最新的学术思想来加强新文学运动的声势。陈独秀和钱玄同教授,因为在日本留学,态度较差,给新文学运动添上不少火葯气味的攻击与辱骂性的言词,使旧派大惊,使少壮派感到有趣,也使新文学运动增加了混乱。

古老的中国受到了震动。革命自然要使人民受惊的。语言文字上的打击还不足,因为随之还有对诗的韵律,诗的形式上的攻击,对贞操的攻击,对寡妇守节的攻击,对家庭制度的攻击,以及对“两重道德标准”、祖先崇拜,以及对孔教的攻击。这就引起了人心的动摇。一个激进派首领在寡妇的婚礼宴席上讲演,拥护她再嫁,把孔子学说称之为“吃人的礼教”。激进派的青年,听之大喜。混在些颇为有用的进口货之中,也有不少附带而来的东西,西洋归来的留学生极力鼓吹。少年的新中国不但有权利怀抱希望,而且确是大有希望。文化革命分子把阿妹·楼薇(amy lowell)的无韵白话诗当做他们的新福音。他们醉心自由诗,那种自由诗真自由到空洞无物,他们提倡无韵诗,那无韵诗真无韵到一无所有。他们还介绍山额夫人的节育理论,介绍“民主”和“平民”文学,以及易卜生、王尔德的戏剧,杜威的哲学,自由恋爱,男女同校,离婚,提倡已经过时的天足运动,攻击纳妾制度,以及扶乩等事。

立夫概括起来说:“新派争辩得并不高明,旧派则根本不能开口对抗。”

在姚家,大家的思想也是有点儿分歧不一。因为当时偶像受到破坏者太多,涉及的问题也太广。姚先生赞成改用白话写文章,赞成寡妇再婚,但反对破坏家庭制度。珊瑚已经守寡很久,于是开玩笑说:“只要有人娶我,我可以再嫁了。”莫愁赞成道德的“单一标准”,所以她赞成《温少奶奶的扇子》,反对《傀儡家庭》,断然反对白话诗,至少反对当时胡适等人做的那些鬼东西。红玉则对新派提倡的东西一律反对,最反对的是男女同校制。木兰赞成改用白话写文章,但是她所赞成的是已经在《红楼梦》里用过的文雅的白话,而不是“引车卖浆者”口中的白话,因为她崇拜林琴南,也喜爱中国旧文学。她服膺孔子的学说,反对易卜生的理论,赞成男女同校,赞成娶妾制度,赞成祖先崇拜,但反对缠足。

阿非崇拜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这和当时新中国的青年一样。他反对孔教,赞成自由恋爱,赞成节制生育,也喜爱打网球。

曾文璞先生把所有那些革命派称之为野蛮人,“无耻忘八”,莫明其妙的假学者,信口谈论自己并不懂的理论,尤其是孔子思想更不懂(这话大概是对的),当时政治上的革命分子说话时,口头上时常带外国字,他也觉得令人厌恶。他对那些鼓吹文化革命的人,深恶痛绝,恨之入骨。他甚至恭请林琴南到他家一叙,木兰大为欢喜。

曾先生不许曼娘看《新青年》。曼娘在花园儿听见他们讨论的各种问题,十分吃惊,尤其是节育问题。

陈独秀把小册子作者犀利的笔锋,和急进派革命分子的热情,合而为一。他有一套直线的进步理论,在《新青年》杂志上提出来。大意是:时间的前进是无法挽回的。每十年,每一代,都是稳定的向前进展。在光绪二十四年,哪些人才是思想上的先驱呢?不是康有为梁启超吗?康有为在他那时代是维新派,可是现在却是个名声狼藉的保皇党,他的名字和民国六年的张勋复辟,是密结而不可分的。在民国七年,谁是伟大的翻译家和西洋思想文学的输入者呢?不是林琴南和严复吗?可是严复现在是个吸食鸦片的人,而林琴南只是一个引人兴趣的老古董了。下一代,一定在上一代的维新派与那一代的先驱仆倒的身上,踏过前进。康梁林严,虽然对他们的时代确有贡献,可是他们的时代过去了。总结一句,他写出:“同样,我们今天这批时代先驱,也会过时的,同样也会被十年后前进的那一代抛弃于道旁的。但是我们很乐于为后来者让路。”

若说那么极端急进派的领袖也会变成陈旧过时,那十年期间的青年是无法相信的。当时人无法相信人还能更为激进。可是,不到十年,更新的思想深入了当时青年的心中,易卜生,自由诗,自由改革,听来就犹如他们蔑弃的“知识分子”一样陈旧,一样过时了。只有陈独秀教授成了托洛斯基派,在狱中憔悴孤独,苦度时光。

立夫生性就是激进的性格,自日本回国后,看到在激进状态之下的中国,和他离国时的情形根本上大有不同了。但是他并没投身于此项战斗之中,一则是,他天生是个人主义者,不愿完全加入哪一派。他的本性是,若逢大家都异口同声附合一个意见时,他偏要表示异议。他头脑清楚,有真知灼见,所以不愿接受钱玄同对中国旧文学的诋毁。并不是他个人不喜欢钱玄同,因为钱玄同天真自然,像孩子一样害羞,这就表明他有接受新的现代思想、事物的无限希望。因为有一个归国的留学生告诉他,说俄国作家杜思退益夫斯基比《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更伟大,钱玄同就立即信而不疑。钱玄同有一点儿精神病——这种精神病往往使病患者升华而成天才。钱玄同住在大学的宿舍,虽然没有和太太分居,却单独居住,说话时常常脸红,老是爱嘻嘻的笑。立夫并不崇拜他,但是喜欢他。

立夫的激进的精神常受木兰和莫愁的抑制。夫妇二人常常在灯光之下谈论这些紧急的问题。他们讨论这些问题唯一实际的结果就是,他们必须多学一点儿英文,英文可以说是了解这个新世界的一把钥匙。立夫在日本学的英文太糟。他能读英文书,但不能用英文会话,用英文说起话来,他的表达能力还不如他妹妹环儿的一半,环儿可从没到外国去过。

莫愁的普通见识,一直不断的影响立夫。

立夫问:“为什么你反对男女合校?”

莫愁回答说:“因为女孩子不应当受男孩子那样的教育。

她们生活的目的不相同。”

莫愁愿意举出具体的例子,而不愿推论出理由来。立夫问到她令人烦恼的自由恋爱这个问题时(当时的意思是男女自由选择意中人结婚),莫愁只是回答说:“你看看素丹吧!”

于是这个问题对莫愁来说,就算有答案了。

可是立夫,在感情上,是受木兰热恋的影响而喜爱中国旧的一切,就犹如受莫愁的日常的见识的影响而批评一切新的东西一样。木兰还是喜爱林琴南,这是她少女时期就崇拜的老作家。因为忠于林琴南,木兰易于对革命派挑剔严酷。木兰对中国旧东西有感情上的热恋,立夫因为知道文学上美的真义,他也有木兰的想法。林琴南当时已是一个胡须稀疏的老人,他说的北京话是带福州口音的,听来非常要命,声音软而低。在曾家时,他不辩论这些问题。他只是觉得在曾家愉快而舒适。曾家好像是个失败主张者最后的一个城堡据点,在此无须争辩,只有了解体会。在这方面有安静中的尊严,这就可以影响人的判断。木兰和立夫觉得,即使在内心对此稍有相异的想法,也是亵渎不敬。

只有姚思安先生一个人,依然持有异议,在他的谈话里,立夫觉得他仍然持革新之论。

立夫问:“他们现在提倡那些幼稚的东西,您认为有道理吗?他们甚至连祖先崇拜都攻击。他们要把所有旧的一扫而空。他们甚至把‘贤妻良母’都骂做是阻碍妇女发展独立的低落观念!”

姚先生说:“让他们去做。他们主张的若是对,自然会有好处;若是错,对正道也没有什么害处。实际上,他们错的偏多,就犹如在个人主义上一样。不用焦虑,让他们干到底吧。事情若是错,他们过一阵子也就腻了。你忘记《庄子》了吗?没有谁对,也没有谁错。只有一件事是对的,那就是真理,那就是至道,但是却没有人了解至道为何物。至道之为物也,无时不变,但又终归于原物而未曾有所改变。”

这位老人的眼睛在眉毛下闪亮,他犹如一个精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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