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训与惩罚》

第二章 规训的手段

作者:米歇尔·福柯

17世纪初,沃尔蒙森(walhausen)就论述了作为一种规训艺术的“严格纪律”。规训权力的主要功能是“训练”,而不是挑选和征用,更确切地说,是为了更好地挑选和征用而训练。它不是为了减弱各种力量而把它们联系起来。它用这种方式把它们结合起来是为了增强和使用它们。它不是把所有的对象变成整齐划一的会答众生,而是进行分类、解析、区分,其分解程序的目标是必要而充足的独立单位。它要通过“训练”把大量混杂、无用、盲目流动的肉体和力量变成多样性的个别因素——小的独立细胞、有机的自治体、原生的连续统一体、结合性片断。规训“造就”个人。这是一种把个人既视为操练对象又视为操练工具的权力的特殊技术。这种权力不是那种因自己的婬威而自认为无所不能的得意洋洋的权力。这是一种谦恭而多疑的权力,是一种精心计算的、持久的运作机制。与君权的威严仪式或国家的重大机构相比,它的模式、程序都微不足道。然而,它们正在逐渐侵蚀那些重大形式,改变后者的机制,实施自己的程序。法律机构也不能避免这种几乎毫不掩饰的侵蚀。规训权力的成功无疑应归因于使用了简单的手段: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以及它们在该权力特有的程序——检查——中的组合。

[[层级监视]]

纪律的实施必须有一种借助监视而实行强制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中,监视的技术能够诱发出权力的效应,反之,强制手段能使对象历历在目。慢慢地,在古典时代,我们看到了这些观察人群的“监视站”的形成。而关于这一点,科学史很少论及。望远镜,透镜和射线是新的物理学和宇宙学的一部分。与这些重大技术平行发展的是不那么重要的复合交叉观察的技术,既能观察而又不被发现的技术。由于使用了征服技术和剥削方法,一种关于光线和可见物的模糊艺术便悄悄地酝酿了一种关于人的新知识。

这些“监视站”有一个近乎理想的模式,即军营——几乎可以随心所慾地建造和改造的临时性人造城市。这是一个权力活动中心。在这里,权力应极其强大,但也应极其周密、极其有效,而且因为其实施对象是军人,所以应极其警觉。在完美的军营里,一切权力都将通过严格的监视来实施;任何一个目光都将成为权力整体运作的一部分。无数新设计方案对传统的营区图案进行了重大修改。通道的几何规范、帐篷的数目和分布、帐篷入口的方向、士兵的安排等都有严格的规定。相互监视的网络也有规定:“在阅兵场上画出五条线,第一条与第二条相隔16英尺,其余各线彼此相距8英尺,最后一条线与军械库相距8英尺。军械库与军士长的帐篷相隔10英尺,正对着营区第一根柱子。每条连队大道宽51英尺。……

所有的帐篷彼此相隔二英尺。副官的帐篷在其连队的小通道对面,营区后柱与最后一个士兵帐篷相隔八英尺。营区门对着连长的帐篷。……连长的帐篷建在连队大道的对面。其入口对着连队。”门)军营是一个借助把一切变得明显可见来行使权力的范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军营模式,至少是它的基本原则——层级监视的空间“筑巢”——体现在城市发展中,体现在工人阶级居住区、医院、收容所、监狱和学校的建设中。这是一种“嵌入”(encastrement)原则。军营是十分可耻的监视技巧的一种运用,正如暗室是伟大的光学的一种运用。

由此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建筑物不再仅仅是为了被人观赏(如宫殿的浮华)或是为了观看外面的空间(如堡垒的设计),而是为了便于对内进行清晰而细致的控制——使建筑物里的人一举一动都彰明较著。用更一般的语言说,一个建筑物应该能改造人:对居住者发生作用,有助于控制他们的行为,便于对他们恰当地发挥权力的影响,有助于了解他们,改变他们。砖石能够使人变得驯顺并易于了解。旧式监禁和封闭的简单设计——限制出入的高墙大门——开始被关于开口,关于被填充的和空旷的空间、通道和透明物的精心计算所取代。按照这种方式,医院建筑就逐渐被安排成医疗活动的工具:有助于更好地观察病人,从而更好地调整对他们的治疗;医院建筑在结构上将病人精心地隔离开,旨在预防传染病;改善通风条件和注意每个病床周围的空气流通,旨在防止污浊气体损害病人情绪和传染疾病。医院是在该世纪后半期建立的。在主官医院(hoteldieu)第二次焚毁后人们拟定了许多关于医院的方案。医院不再仅仅是贫困无助和奄奄待毙者的收容所。就其性质本身而言,它是一个治疗所。

与之相似的是,学校建筑也将成为一个训练机构。帕里斯一杜维内(paris-duverney)”所设想的军事学院就是一个教育机构。他把自己设想的每一个细节都强加给建筑师加布里埃尔(gabriel)。训练强健的身体,这是健康要求;造就精干的军官,这是资格要求;造就唯命是从的士兵,这是政治要求;防止婬逸和同性恋,这是道德要求。根据这四种理由,必须建造学生的隔离房间,但是为了持续不断地监视,也需要有孔眼。学院的建筑应成为一个监视机构。各个房间沿着一个走廊排开,宛如一系列小囚室。每隔一定的距离设置一个官员宿舍,“每十名学生两边各有一个官员”。晚上,学生只许待在自己的小屋里。帕里斯还主张“每个房间靠走廊的墙上从齐胸高的位置到距天花板一、二英尺的位置开一个窗户,有了这种窗户不仅令人心旷神怕,而且可以说,除了决定这种安排的规训i原因外,它还有若干方面的实际用途”(转引自i。aulan,117一118)。在各餐厅里有“一个设置教官桌子的稍高的平台,使他们能够看到所有分组用餐的学生餐桌”。厕所装设半截门,值班学监可以看到学生的头和腿,但侧板较高,“厕所里的人不能彼此窥视”。[2)这种关于监视的良苦用心体现在建筑的无数细小机制中。如果人们忘却了这种工具化的意义,这些机制只能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这种工具化在使个人行为不断被对象化、愈益被细密划分的过程中是次要的但也是无懈可击的。规训;机构里暗含着一种类似用于观察行为的显微镜的控制机制。这些机构所创造的分工精细的部门围绕着人形成了一个观察、记录和训练的机构。人们为什么要在这些观察机制中再细分观察功能?人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些观察机制的交流网?人们为什么要把一切安排得细密复杂从而能造成一种单一的持久的权力?

完美的规训机构应能使一切都一目了然。中心点应该既是照亮一切的光源,又是一切需要被了解的事情的汇聚点,应该是一只洞察一切的眼睛,又是一个所有的目光都转向这里的中心。这就是勒杜(i-edoux)”在建造阿尔克·塞南(arc-et-senans)盐城时所设想的东西。所有的建筑物被排列成一个环形,门窗对着里面。中心点是一个高大建筑物。这里行使着行政管理职能,治安监视职能,经济控制职能,宗教安抚职能。这里发号施令,记录各种活动,察觉和裁决一切过错。而做到这一切仅仅需要一种精密的几何学的直接帮助。在18世纪后半期,这种环形建筑声名卓著,在众多原因中,无疑应包括一个事实,即它体现了某种政治乌托邦。

然而,规训监视其实是需要中继站的。金字塔形能够比环形更有效地满足两个要求。一是能够完整地形成一个不间断的网络,从而能够增加层次,并把各层次散布在需要监视的整个平面上。二是结构合理,不会将一种惰性力量压在需要规训的活动上,不会成为这种活动的制动器或障碍。总之,它应能被纳入规训机制,并能增加其可能的效力。它必须被分解成较小的因素,但其目的在于增大其生产功能:使监视具体化并切实可行。

这正是当时大工场和工厂的情况,在这些工场(厂)中形成了一种新的监视方式。它不同于手工工场时期的监视方式。后者是由负责实施规章的巡视员从外面进行的监视。现在需要的是一种强化的连续的监视。它应贯穿劳动过程。它不是或不仅仅是针对生产(原材料的性质和数量、工具的类型、产品的尺寸和质量);它也考虑人的活动、技能,完成任务的方式,敏捷程度,工作热情以及他们的表现。但是,它也不同于师傅在工人和学徒身边进行的家内监视,因为它是由职员、监工和工头来进行的。由于生产机制日益扩大和日益复杂,工人数量增多,劳动分工细密,监视就变得更加必要,也更加困难。它变成了一项专门职能,成为生产过程的一部分,与整个生产过程并行。经常在场但又不同于工人的专门人员成为不可缺少的了:“在大工厂中,一切按时钟行事。工人受到严厉粗暴的对待。职员习惯于对他们颐指气使,刻薄挖苦,因此,工人不是付出更多,就是很快离开”(《百科全书》,《手工工场》条)。尽管工人宁愿要行会制度也不要这种新的监视制度,雇主却认为后者是与工业生产、私有财产和利润体制密不可分的。在一个工厂、大铁厂或矿山里,“支出的项目不胜繁杂。在每一项上稍有弄虚作假,合计起来就是巨大的欺诈。这不仅会吞噬利润,而且会流失资本。……任何漏洞若被疏忽而每日重复,就可能成为企业的致命问题,甚至在很短的时间里便能毁灭企业。”因此,唯有直接从属于老板斧仅仅负有此项任务的代理人才能监督看“不使每一分钱白白花掉,不使每一时刻被浪费掉”。他们的作用就是“监督工人,巡视各工作地点,向经理报告各种情况”(cournol)。这样,监视就变成一个决定性的经济活动因素,既是生产机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规训权力的一个特殊机制。“一旦受到资本控制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管理、监督和调节的工作就变成资本的一个职能。一旦成为资本的职能,它就获得了特殊的性质”(marx,《资本论》,vol,i,313)。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初等教育的改造中:监督的细节被明文规定,监督进入教学关系中。由于教区学校的发展,学生人数增多,再加上缺乏同时管理整班学生活动的方法,从而产生了混乱,因此亟需制定一种监督体制。为了帮助教师,巴坦库(batencour)从优秀学生中选任了一批“干事”——班长、观察员、课代表、辅导员、祈祷文诵读员、书写员、墨水保管员、施赈员和探访员。这里有两种角色,一种负责具体工作(分发墨水和纸张,向穷人发放救济品,在节日诵读经文等);另一种负责监督:“观察员应记录下谁离开座位,谁在说话,谁没带念珠或祈祷书,谁在做弥撒时举止不端,谁有不轨行为,谁总在闲谈或在街上不守规矩”;“课代表”负责监管“在学习时说话或哼曲的人,不写作业而把时间浪费在玩耍上的人”。“探访员”拜访缺勤或犯下严重错误的学生的家长。“班长”监督所有的干事。只有“辅导员”是一个教学角色。他们的任务是两人一组小声地教学生诵读(m.1.d.b,68一83)。数十年后,德米亚提倡与之相似的分层管理,而几乎所有的监督职能都因有了一种教学意义而加强:一个助教教学生握笔姿势,纠正书写错误,同时“记录调皮者”;另一个助教在阅读课中负有同样的任务。班长负责监督其他干事和全班的表现,并负责“使新生习惯学校的规矩”。组长让学生背诵课文,并记下不会背的人名。[对在此我们看到了“互教”机构的轮廓,其中三种程序结合为单一的机制:教学本身,通过教学活动实践获得知识,层层监督。一种明确而有规则的监督关系被纳入教学实践的核心。这种关系不是一个附加的部分,而是一种内在的、能够提高其效能的机制。分层的、持续的、切实的监督,也许不是18世纪的重大技术“发明”,但是它的暗中扩展使与之相关的权力机制变得重要。通过这种监督,规训权力变成一种“内在”体系,与它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那种机制的经济目标有了内在联系。它也被安排成一种复杂的、自动的和匿名的权力。因为虽然监督要依赖人实现,但是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关系网络的作用。这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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