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儒》

第09节 《神会和尚遗集》序

作者:胡适

民国十三年,我试作《中国禅学史》稿,写到了慧能,我已很怀疑了;写到了神会,我不能不搁笔了。我在《宋高僧传》里发现了神会和北宗奋斗的记载,又在宗密的书里发现了贞元十二年敕立神会为第七祖的记载,便决心要搜求关于神会的史料。但中国和日本所保存的群宗材料都不够满足我的希望。我当时因此得一个感想:今日所存的禅宗材料,至少有百分之八九十是北来和尚道原、赞宁、契嵩以后的材料,往往经过了种种妄改和伪造的手续,故不可深信。我们若要作一部禅宗的信史,必须先搜求唐朝的原料,必不可轻信五代以后改造过的材料。

但是,我们向何处去寻唐朝的原料呢?当时我假定一个计划,就是向敦煌所出的写本里去搜求。敦煌的写本,上起南北朝,下讫宋初,包括西历五百年至一千年的材料,正是我要寻求的时代。况且敦煌在唐朝并非僻远的地方,两京和各地禅宗大师的著作也许会流传到那边去。

恰好民国十五年我有机会到欧洲去,便带了一些参考材料,准备去看伦敦、巴黎两地所藏的敦煌卷子。九月中我在巴黎发现了三种神会的语录,十一月中又在伦敦发现了神会的《显宗记》。此外还有一些极重要的禅宗史料。我假定的计划居然有这样大的灵验,已超过我出国之前的最大奢望了。

十六年归国时,路过东京,见着高桶顺次郎先生,常盘大定先生,关吹庆辉先生,始知矢吹庆辉先生从伦敦影得敦煌本《坛经》,这也是禅宗史最重要的材料。

高桶,常盘,矢吹诸博士都劝我早日把神会的遗着整理出来。但我归国之后,延搁了两年多,始能把这四卷《神会遗集》整理写定;我另作了一篇《神会传》,又把《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所收《神会语录》三则抄在后面,作一个附录。全书共遗集四卷,跋四首,传一篇,附录一卷,各写两份,一份寄与高桶博士,供他续刊《大藏经》的采用,一份在国内付印,即是此本。

神会是南宗的第七祖,是南宗北伐的总司令,是新禅学的建立者,是《坛经》的作者。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人比得上他的功勋之大,影响之深。这样伟大的一个人物,却被埋没了一千年之久,后世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了。幸而他的语录埋藏在敦煌石窟里,经过九百年的隐晦,还保存两万字之多,到今日从海外归来,重见天日,使我们得重见这位南宗的圣保罗的人格言论,使我们得详知他当日力争禅门法统的伟大劳绩,使我们得推翻道原、契嵩等人妄造的禅宗伪史,而重新写定南宗初期的信史:这岂不是我们治中国佛教史的人最应该感觉快慰的吗?

我藉这个机会要对许多朋友表示很深厚的感谢。我最感激的是:

伦敦大英博物院的dr.lionelgiles,

巴黎的prdfesorpaulpelliot,

没有他们的热。已援助,我不会得着这些材料。此外我要感谢日本矢吹庆辉博士寄赠敦煌本《坛经》 影本的好意。我得着矢吹先生缩影本之后,又承dr.giles代影印伦敦原本。木久我要把敦煌本《坛经》写定付印,作为《神会遗集》的参考品。

余昌之、周道谋二先生和汪协如女士校印此书,功力最勤,也是我很感谢的。

十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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