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儒》

第12节 南游杂忆

作者:胡适

我这一次因为接受香港大学的名誉学位,作第一次的南游,在香港住了五天,在广州住了两天半,在广西住了十四天。这些地方都是我多年想去而始终没有去成的,这回得有畅游的机会,使我很快慰。可惜南方的朋友待我太好了,叫我天天用嘴吃喝,天天用嘴说话,嘴太忙,所以用眼睛耳朵的机会太少了。前后二十多天之中,我竟没有工夫记日记。后来在《大公报》和《国闻周报》上读了胡政之先生的两种两粤游记,我很感觉惭愧。他游两粤,恰在我之后,走的路也恰和我走的大致一样;但他是一个有训练的名记者,勤于记载每天的观察,所以他的游记很可供读者的参考。我因为当时没有日记,回家后又两次患流行性感冒,前后在床上睡了十天,事隔日久,追忆起来更模糊了。但因为许多朋友的催逼,所以我决定写出一些追忆的印象和事实,做我第一次南游的报告。

一、香港

我在元旦上午坐哈里生总统船南下,一月四日早晨到香港,住在香港大学副校长韩耐儿(sirwilliaxnhomel)的家里。我在香港的日程,先已托香港大学文学院长佛斯脱先生(dr.l.forster)代为排定。西洋人是能体谅人的,所以每天上午都留给我自由支配,一切宴会讲演都从下午一点开始。所以我在港五天,比较很从容,玩了不少地方。

船到香港时,天还未明,我在船面上眺望,看那轻雾中的满山灯光,真像一天繁星。韩校长的家在半山,港大也在半山,在山上望见海湾,望见远近的岛屿,气象比青岛、大连更壮丽。香港的山虽不算很高,但见面都靠海,山和海水的接近,是这里风景的特色。有一天佛斯脱先生夫妇邀我去游览香港市的背面的山水,遍览浅水湾,深水湾,香港仔,赤柱各地。阳历的一月正是香港最好的天气。满山都是绿叶,到处可以看见很浓艳的鲜花;我们久居北方的人,到这里真有“赶上春了”的快乐。我们在山路上观看海是,到圣土梯反学校小坐喝茶,看海上的斜阳,风景特别清丽。 晚上到佛斯脱先生家去吃饭,坐电车上山,走上山顶(thepeak),天已黑了,山顶上有轻雾,远望下去,看那全市的灯火,气象比纽约和旧金山的夜色还更壮丽。有个朋友走遍世界的,曾说,香港的夜景,只有南美洲巴西首都丽阿德耶内罗和澳洲的西德内(sidsey)两处可以相比。过了一天,有朋友邀我去游九龙,因时间太晚,走的不远,但大埔和水塘一带的风景的美丽已够使我们惊异了。

有一天,我在扶轮社午餐后演说,提到香港的风景之美,我说:香港应该产生诗人和画家,用他们的艺术来赞颂这里的海光山色。有些人听了颇感觉诧异。他们看惯了,住腻了,终日只把这地方看作一个吃饭做买卖的商场,所以不能欣赏那山水的美景了。但二十天之后,我从广西回到香港时,有人对我说,香港商会现在决定要编印一部小册子,描写香港的风景,他们准备印两万本,来宣传香港的山水之美!

香港大学最有成绩的是医科与工科,这是外间人士所知道的。这里的文科比较最弱,文科的教育可以说是完全和中国大陆的学术思想不发生关系。这是因为此地英国人士向来对于中国文史太隔膜了,此地的中国人士又太不注意港大文科的中文教学,所以中国文字的教授全在几个旧式科第文人的手里,大陆上的中文教学早已经过了很大的变动,而港大还完全在那变动大潮流之外。近年副校长韩君与文学院长佛君都很注意这个问题,他们两人去年都曾到北方访问考查;去年夏天港大曾请广东学者陈受颐先生和客肇祖先生到这里来研究港大的中文教学问题,请他们自由批评并指示改革的途径。这种虚心的态度是很可以佩服的。我在香港时,很感觉港大当局确有改革文科中国文字教学的诚意,本地绅士如周寿臣、罗旭和请先生也都热心赞助这件改革事业。但他们希望一个能主持这种改革计划的人,这个人必须兼有四种资格:卜)须是一位高明的国学家,(二)须能通晓英文,能在大学会议席上为本系辩护,(三)须是一位有管理才干的人,(四)最好须是一位广东籍的学者。因为这样的人才一时不易得,所以这件改革事业至今还不曾进行。

香港大学创始于爱里鹦爵士(sircharleseliot) ,此君是一位博学的学者,精通梵文和巴利(pah)文,着有《印度教与佛教》三矩册;晚年曾任驻日本大使,退休后即寄居奈良,专研究日本的佛教,想着一部专书。书稿本成,他因重病回国,死在印度洋的船上。一九二七年五月,我从美国回来,过日本奈良,曾在奈良旅馆里见着他。那一天同餐的,有法国的勒卫先生(sybotevi),瑞士(现改法国籍)的戴弥微先生(demieville),日本的高桶顺次郎先生和法隆寺的佐伯方丈,五国的研究佛教的学人聚在一堂,可称盛会。于今不过八年,那几个人都云散了,而当日餐会的主人已葬在海底了!

爱里鹦校长是最初推荐钢和泰先生给北京大学的人。钢先生从此留在北京,研究佛教,教授梵文和藏文,至今十五六年了。香港大学对中国学术上的贡献,大概要算这件事为最大。可惜爱里鹦以后,这样的学术上的交通就不曾继续了。

香港的教育问题,不仅是港大的中文教学问题。我在香港曾和巢坤霖先生、罗仁伯先生细谈,才知道中小学的中文教学问题更是一个急待救济的问题。香港的人口,当然绝大数是中国人。他们的儿童入学,处处感觉困难,最大的困难是那绝大多数的华文学校和那少数的英文中学不能相衔接,华文学校是依中国新学制的六六制办的,小学六年,中学也六年。英文中学却有八年。依年龄的分配,在理论上,一个儿童读了四年小学,应该可以接上英文中学的最低级(第八级)。事实上却不然,华人子弟往往要等到初中二三年(即第八九年)方才能考英文中学。其间除了英文之外,其钱的他种学科都是学过了还须重习的。这样的不相衔接,往往使儿童枉费去三年至五年的光阴。所以这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香港与九龙的华文学校约有八百所,其中六百校是完全私立的,二百校是稍有政府津贴的。英文中学校之中,私立的约有一百校,其余最好的三十校又分三种:一种是它立的,一种是政府补助的,一种是英国教会办的。因为全港受英国统治与商业的支配,教学生的升学当然大家倾向那三十所设备最好的英文中学。无力升学的学生,也因为工商业都需要英文与英语,也都有轻视其他学科的倾向,还有一些人家,因为香港生活程度太高,学费太贵,往往把子弟送往内地去求学;近年中国学校不能收未立案的学校的学生,所以叫香港儿童如想在内地升学,必须早入中国的立案学校。所以香港的中小学的教学问题最复杂。家长大都希望子弟能早学英文,又都希望他们能多学一点中国文字,同时广东人的守旧风气又使他们迷恋中国古文,不肯彻底改用国语课本。结果是在绝大多数的中文学校里,文言课本还是很占势力,师资既不易得,教学的成绩自然不会好了。

罗仁伯先生是香港中文学校的视学员,他是很虚心考虑这个中文教学问题的,他也不反对白话文。但他所顾虑的是:白话文不是广东人的口语,广东儿童学白话未必比学文言更容易,也未必比学文言更有用。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顾虑,广东朋友往往有这种见解。其实这种意思是错的。第一,今日的“国语”本是一种活的方言,因为流行最广,又已有文学作品做材料,所以最容易教学;学了也最有用。广东话也是一种活的方言,但流行比较不远,又产生的文学材料太少,所以不适宜用作教学工具。广东人虽不说国语,但他们看白话小说,新作白话文字,究竟比读古书容易的多多了。第二,“广东话”决不能解决华南一带语言教学问题,因为华南的语言太复杂了,广东话之外,还有客话,潮州话等等。因为华南的语言太复杂了,所以用国语作统一的语言实在比在华北、华中还更需要。第三,古文是不容易教的,越下去,越不容易得古文师资了。而国语师资比较容易培养。第四,国语实在比古文丰富的多,从国语入手,把一种活文字弄通顺了,有志学古文的人将来读古书也比较容易。第五,我想香港的小学中学着彻底改用国语课本,低级修业年限或可以缩短一二年。将来谋中文学校与英文中学的衔接与整理,这也许是很可能的一个救济方法一一一一以我对于香港的教育家,很诚恳的希望他们一致的改用国语课本。

我在香港讲演过五次:三次用英文,两次用国语。在香港用国语讲演,不是容易的事。一月六日下午,我在香港华侨教育会向两百多华文学校的教员演说了半点钟,他们都说可以勉强听官话,所以不用翻成广东话。我说的很慢,自信是字字句句清楚的。因为我怕他们听不明白,所以那篇演说里没有一句不是很浅近的话。第二天各华字报登出会场的笔记,我在《大光报》上读了一遍,觉得大旨不错,我很高兴,因为这样一篇有七八成正确的笔记使我相信香港的中小学教员听国语的程度并不坏,这是最可乐观的现象,在十年前这是决不可能的。后来广州各报转载的,更后来北方各报转载的,大概都出于一个来源,都州大光报湘同。其中当然有一些听错的地方,和记述白话语气不完全的地方。例如我提到教育部王部长的广播演说,笔记先生好像不知道王世杰先生,所以记作汪清卫先生了。又如我是很知道广州人对香港的感情的,所以我很小心的说“我希望香港的教育家接受新文化,用和平手段转移守旧势力,使香港成为南方的一个新文化中心”,我特别把“一个新文化中心”说的很清楚,但笔记先生好像不曾做惯白话文,他轻轻的把“一个”两字丢掉了,后来引起了广州人士不少的醋意!又如最后笔记先生记的有这样一句话:

现在不同了。香港最高级教育当局也想改进中国的文化。

这当然是很错误的纪录:我说的是香港最高教育当局现在也想改善大学里的中国文学的教学了,所以我接着说港大最近访两位中国学者来计划中文系的改革事业。凡有常识而无恶意的读者,看了上下文,决不会在这一句上挑眼的,谁知这句句子后来在中山大学邹校长的笔下竟截去了上下文,成了一句天下驰名的名句!

那篇演说,因为各地报纸都转载了,并且除了上述各点小误之外,记载的大体不错,所以我不用转载在这里了。我的大意是劝告香港教育家充分利用香港的治安和财富,努力早日做到普及教育;同时希望他们接受中国大陆的新潮流,在思想文化上要向前走,不要向后倒退。可是我在后半段里提到广东当局反对白话文,提倡中小学读经的政策。我说的很客气,笔记先生记的是:

现在广东很多人反对用语体文,主张用古文;不但古文,而且还提倡读经书。我真不懂。因为广州是革命策源地,为什么别的地方已经风起云涌了,而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尚且守旧如此。

这段笔记除了“风起云涌”四个字和“尚且”二字我决不会用的,此外的语气大致不错。我说的虽然很客气,但读经是陈济棠先生的政策,并且曾经西南政务会议正式通令西南各省,我的公开反对是陈济棠先生不肯轻轻放过的。于是我这篇最浅近的演说在一月八日广州报纸上登出之后,就引起很严重的反对。我丝毫不知道这回事,八日的晚上,我上了“泰山”轮船,一觉醒来,就到了广州。

罗文干先生每每取笑我爱演说,说我“卖膏葯”。我不懂这句话的意思,直到那晚上了轮船,我才明白了。我在头等舱里望见一个女人在散舱里站着演说,我走过去看,听不懂她说的是什么问题,只觉得她侃侃而谈,滔滔不绝,很像是一位有经验的演说大家。后来问人,才知道她是卖膏葯的,在那边演说她手里的膏葯的神效。我忍不住暗笑了;明天早起,我也上省卖膏葯去!

二、广州

一月九日早晨六点多,船到了广州,因为大雾,直到七点,船才能靠码头。有一些新!日朋友到船上来接我,还有一些新闻记者围住我要谈话。有一位老朋友托人带了一封信来,要我立时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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