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儒》

附录一:周东封与殷遗民(傅斯年)

作者:胡适

此我所着《古代中国与民族》一书中之一章也。是书经始于五年以前,至民国二十年夏, 写成者将三分之二矣。日本侵辽东,·c乱如焚,中辍者数月。以后公私事纷至,继以大病,至今三年,未能杀青,惭何如之!此章大约写于十九年冬,或二十年春,与其他数章于二十年十二月持以求正于胡适之先生。适之先生谬为称许,嘱以送刊于北大《国学季刊八余以此文所论多待充实,造巡未果。今春适之先生已于同一道路上作成丰伟之论文,此文更若烧火之宜息矣。而造之先生勉以同时刊行,傅读者有所参考。今从其命,并志同声之欣悦焉。

二十三年六月

南朝以一个六百年的朝代激千里的大国,在其亡国前不久帝乙时,犹是一个强有兵力的组织,而初亡之后,王子禄父等依然能一次一次的反抗周人,何以到周朝天下事大定后,封建者除区区二三百里之家,四围以诸姬环之,以外,竟不闻商朝造民尚保存何部落,何以亡得那么干净呢?那些殷商遗民,除以‘顽’了迁推邑者外,运命是怎么样呢?据《逸同书·世停》篇,“武王遂征四方,凡我国九十有九国,城磨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果然照这样子“憨”下去,再加以局公、成王之“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真可以把殷造民“憨’完。不过那时候的农业还不曾到铁器深耕的时代,所以绝对没有这么许多人可“憨”,可以“碱磨”,所以这话竟无辩探的价值,只是战国人的一种幻想而已。且信屈骛牙的惆浩》上明明记载周人对殷遗是用一种相当的怀柔政策,而近发见之白俄父敦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器)记“王命伯校父以殷八目征东夷”。然则月初东征的部队中当不少有范文虎、留梦炎、洪承畴、吴三挂一流的汉姦。周人以这样一个“臣妾之”之政策,固速成其王业,而股民藉此亦可延其不尊荣之生存。《左传》定四年记周以殷遗民作东封,其说如下: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旗,夏后氏之磺,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旅:条氏,徐氏,萧氏,索民,长勺氏,尾勺民,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父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统之虚。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精核,待旅,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树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沙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竞,取于有闹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党。脱季授上,陶叔授民。今以“康语”,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阔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古’,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可见鲁卫之国为殷遗民之国,晋为夏遗民之国,这里说得清清楚楚。所谓“启以商政疆以周索”者,尤显然是一种殖民地政策,虽取其统治权,而仍其!日来礼俗,放日“启以商政疆以周索”。这话的绝对信实更有其他确证。现分述鲁卫齐三国之情形如下。

鲁井《春秋》及《左传》有所谓“毫社”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毫社”屡见于《春秋经》。以那样一个简略的二百四十年间之“断烂朝报”,所记皆是戎相会盟之大事,而“毫社”独占一位置,则“毫社”在鲁之重要可知。且《春秋》记“毫社(《公羊》作蒲社)灾”在哀四年,去殷商之亡已六百余年,已与现在去南宋之亡差不多。(共和前无确切之纪年,姑据《通鉴外纪》,自武王元年至哀四年为六百三十一年。宋亡于祥兴二年卜二七九],去中华民国二十年卜九三一]凡六百五十二年。相差甚微。)“是社”在股亡国后六百余年犹有作用,是甚可注意之事实。且《左传》所记“是社”中有两事尤关重要。哀七,“以部子益来献于毫社”,杜云, “以其亡国与殷同。 ”此真谬说。都予殷为东夷,此等献俘,当与宋襄公“用部子于次礁之社,慾以属东夷”一样,周人馆殷鬼而已。又定六年,“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毫社。”这真清清楚楚指示我们:鲁之统治者是周人,而鲁之国民是殷人。殷亡六七百年后之情形尚如此,则西周时周人在鲁不过仅是少数的统治者,犹钦察汗金骑之于俄罗斯造部,当更无疑问。

说到这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当附带着说。孔子所代表之儒家,其地理的及人众的位置在何处,可以借此推求。以儒家在中国文化进展上的重要,而早年儒教的史料仅仅《论语》。相弓民孟子风荷子》几篇,使我们对于这个宗派的来源不明了,颇是一件可惜的事。 孙星衍重修之好l子集语》,材料虽多,几乎皆不可用。《论语》与《擅引在语言上有一件特征,即“吾”‘哦”“尔”“汝”之分别颇显,此为胡适之先生之重要发见。以庄子·齐物》等篇亦然。)《擅引与优语低为一系上看《檀引中孔子自居殷人之说于《论语》有证否。

(《檀弓》)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日,“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判哲人其萎判”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顽,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遂趋而入。天子曰:“赐,尔来何迟也?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昨也。殷人殡于两摄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俭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户盖寝疾七日而没。

这话在《论语》上虽不曾重见以擅引中有几段与《论语》同的),然《论语》《擅引两书所记孔子对于殷周两代之一视同仁态度是全然一样的。

(《论语》)行夏之时,乘殷之格,服周之冕,乐则韶舞。

殷因于夏利,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周监于二代,郁郁平文哉!吾从周。

夏礼,吾能言之,把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檀弓》)殷既封而吊,周反哭而吊。孔子曰:“殷已意,吾从周。”

殷练而树,周卒哭而批。孔子善殷。(《外相弓》篇中记三代异制而折衷之说甚多,不备录。)

这些话都看出孔子对于殷周一视同仁,段为胜国,周为王朝,却毫无宗周之意。所谓从周,正以其“后王灿然”之故,不曾有他意。再看孔子是否有矢忠于周室之心。

(《论语》)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慾往。子路不说,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手?”以阳货章》。又同章,佛胜召,子慾往。)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平?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这话直然要继衰周而造四代。虽许多事要以周为师,却绝不以周为宗。公羊家义所谓“故宋”者,证以《论语》,当是儒家之本原主义。然则孔子之请讨臧君,只是慾维持当时的社会秩序,孔子之称管仲,只是称他曾经救了文明,免其沉沦,所有“丕显文武”一类精神的话语不曾说过一句,而明说“其或继周者”(曾国藩一辈人传檄讨太平天国,只是护持儒教与传统之文明,无一句护持满洲,额与此类)。又孔子但是自比于老彭,老彭是殷人,又称师挚,亦殷人,称高宗不冠以殷商字样,直日“书曰:“称殷三六,尤有余音绕梁之趣,颇可使人疑其有“故国旧墟”“王孙芳草”之感。此皆出于最可信的关于孔子之史料,而这些史料统计起来是这样,则孔子儒家与殷商有一种密切之关系可以晓然。

尤有可以证成此说者, 即三年之丧之制。 如谓此制为周之通制,则《左传》《国语》所记周人之制毫无此痕迹。孟子鼓动胜文公行三年之丧,而腾国卿大夫说:“吾先君莫之行,吾宗国鲁先君亦莫之行也。”这话清清楚楚证明三年之丧非周礼。然而《论语》上记孔子曰:“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这话怎讲?孔子之天下,大约即是齐鲁宋卫,不能甚大,可以“登太山而小天下’伪证。然若如“改制托古’诸之论,此话非删之便须讳之,实在不是办法。惟一可以解释此困难者,即三年之丧,在东国,在民间,有相当之通行性,盖殷之遗礼,而非周之制度。当时的“君子(即统治者),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而士及其相近之阶级则渊源有自,齐以殷政者也。试看关于大孝,三年之丧,及丧后三年不做事之代表人物,如太甲,高宗,孝己,皆是股人。而“君幕,百官总己以听于家宰者三年”,全不见于周久之记载。说到这里,有《论语》一章,向来不得其解者,似可以解之: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此语作何解?汉宋治经家说皆迂曲不可通。今释此语,须先辩其中名词含义若何。“野人”者,今俗用之以表不开化之人。此为甚后起之义。《诗*我行其野,克尤其麦”,明野为农田。又与《论语》同时书之《左传》记债二十三年“晋公子重耳……出于五度, 乞食于野人。 野人与之块。”然则野人即是农夫,孟子所谓“齐东野人”者亦当是指农夫。彼时齐东开辟已甚,已天荒野。且孟子归之于齐东野人之尧与音文北面朝舜,舜有惭色之一件文雅传说,亦只能是田亩间的故事,不能是深山大泽中的神话。孟子说到“与木石居,与鹿京游”,便须加深山于野人之上方足以尽之。(《孟子·》,‘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可见彼时所谓野人,非如后人用之以对“斯文”而言。批语》中君子有二义:一谓卿大夫阶级,即统治阶级;二谓合于此阶级之礼度者。此处所谓君子者,自当是本义。先进后进自是先到后到之义。礼乐自是泛指文化,不专就玉帛钟鼓而言。名词既定,试翻做现在的话如下:

那些先到了开化的程度的,是乡下人;那些后到了开化程度的,是“上等人”。如问我何所取,则我是站在先开化的乡下人一边的。

先开化的乡下人自然是殷遗,后开化的上等人自然是周宗姓婚姻了。

宋井卫井来为商之转声,卫之名卫由于承书。来为商之宗邑,韦自场以来为商属。宋之立国始于微子,固是商之于遗。卫以帝乙、帝辛之王都,康叔以殷民七族而立国。此两处人民之为殷遗,本不待论。

齐井齐民之为殷遗有二证。一,《书序》,“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将蒲姑。”’《左传》昭九,“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日,‘薄姑、商奄,吾东上也。”’又昭二十,曼子对景公曰:“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利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汉书·地理志》云:“齐地殷末有薄姑氏,至周成王时,薄姑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二,请再以齐宗教为证。 王静安日:“日‘贞方帝卯一牛之南d’,曰“‘贞姹资于东’,曰‘己已卜王贵于东’,日‘更于西’,曰‘贞资于西’,曰‘癸酉卜中贞三牛’。曰‘方帝’,曰‘东’,曰‘西’,曰‘中’,疑即五万帝之把矣。”(增订《殷墟书契考释好六十页。)然则苟子所谓“按往旧造说谓之五行”者,其所由来久远,虽是战国人之推衍,并非战国人之创作,此一端也。周人逐纣将飞廉于海隅而戮之。飞廉在民间故事中日黄飞虎,黄飞虎之把,至今在山东与玄武之把同样普遍。太公之相不过偶然有之,并且是文土所提倡,不与民间信仰有关系。我们可说至今山东人仍祭商朝的文信国。郑延平,此二端也。至于毫之在山东,泰山之有汤迹,前章中已详论,今不更述。

然则商之宗教,其祖先崇拜在鲁独发展,而为儒学,其自然崇拜在齐独发展,而为五行方士,各得一体,派衍有自。试以西洋史为比:西罗马之亡席国旧土分为若干蛮族封建之国。然遗民之数远多于新来之人,放经千余年之紊乱,各地人民以方言之别而成分化,其居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半岛,意大利西南部二大岛,以及多脑河北岸,今罗马尼亚国者,仍成拉丁民族,未尝为日耳曼人改其文化的,语言的,民族的系统。地中海南岸,若非因亚拉伯人努力其宗教之故,恐至今仍在拉丁范围中。造民之不以封建改其民族性也如是。商朝本在东方,西周时东方或以被征服而暂衰,人春秋后文物富庶又在东方,而鲁宋之德墨,燕齐之神仙,惟孝之论,五行之说,又起两主宰中国思想者二千余年。然则谓殷商为中国文化之正统,殷遗民为中国文化之重心,或非孟浪之言。战国学者将一切神话故事充分的伦理化,理智化,于是不同时代不同地方之宗神,合为一个人文的“全神堂”,遂有“皋陶漠”一类君臣度歌的文学。在此全神堂中,居“敬敷五教”之任者,偏偏不是他人,而是商之先祖契,则商人为礼教宗信之寄象,或者不是没有根据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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