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儒》

第04节 陶弘景的《真治》考

作者:胡适

这是我对《道藏》的第一次尝试,敬献给察等民先生六十五岁生日纪念论文集。

一九三三·四,十

《陶弘景的镇法》分七篇,共二十卷:

运题象第一,分四卷,记杨义和许多“真灵”会遇的故事。

甄命授第二,分四卷,记众“真灵”的训戒,“诠导行学,诚厉惩急”。

协昌期第三,分二卷,记众真所说“修行条领,服御制度”。

稽神枢第四,分四卷,记道教的地理,“区贯山水,宣叙洞宅”。

阐幽做第五,分二卷,“并鬼神宫府官司氏族,明形识不灭,善恶无遗”。

握真辅第六,分二卷,“此卷是三君(杨义,许谊,许翱)在世自所记录,及书疏往来,非《真法》之例”。

翼真检第七,分二卷,为“《真法·叙录》也,“非《真浩》之例”。

这二十卷中,“其十六卷是真人所治,四卷是在世记述”。七篇之题目是陶弘景“仰范纬候,取其义类,以三言为题”。

在《叙录》里,陶弘景说:

《真话》者,真人口授之语也,犹如佛经皆言佛说。而顾玄乎谓为“真迹”,当言真人之手书迹也,亦可言真人之所行事迹也。若以手书为言,真人不得为隶字。若以事迹为目,则此迹不在真人尔,且书此之时未得称“真”。既于义无旨,故不宜为号。

此段不但说明书名的意义, 并且使我们知道此书旧有顾玄乎的本子, 原题为《真迹》。《真治》之书名乃是陶弘景改作此书后新题的。顾玄平即是顾欢(《南史》七五,顾欢一字玄平,死时约当四八五年)(适按:永明元年,世祖征顾欢为太学博士,不就。四八五为永明三年,或稍早。他死在永明前期,则无可疑。他墓上木造理,地方官图表上,世祖尚存),是一个有大名的道士,隐居于刘天台山,

晚节服食,不与人通。每旦出户,山鸟集其掌取食。事黄老道,解阴阳书,为术数多效验。(《南齐书》五四)

顾欢曾着《夷夏论》,很偏袒道教,他说:

佛道齐乎达化,而有夷夏之别。·,…·理之可贵者,道也;事之可贱者,俗也。舍华效夷,义将安取?若以道耶?道图符合矣。若以俗耶?俗则大乖矣。

他答袁集的驳论,曾说:

佛道实贵,故成业可遵。戎俗实践,故言貌可弃。

这都是有意的排斥佛教里的外国成分;这种思想最可代表当日的道教运动的思想背景。道教运动的意义只是要造出一个国货的道教来抵制那外来的佛教,要充分采纳佛教的“道”,而充分排斥佛教里的“戎俗”。《顾欢传》中说他讲《老子阿以提精胜,又教人恭敬《孝经》,可以治邪病(《南史》七五)。据陶弘景的记载,顾欢曾抄写道教经典,又到处访求道经。他答袁菜论中极力夸道教的伟大:

神仙是大化之总称,非穷妙之至名。至名无名,其有名者二十七品:仙交成真,真变成神,或谓之圣,各有九品。品极列入空寂,无为无名。指南文》七五,《南齐书》五四。)

他编纂的《真迹》,即是记一些他真降授杨义的事迹。

陶弘景的侄儿陶期也说:

《真语》一秩七卷,并是晋兴宁中众真降授杨许手书遗迹。顾居士已模,多有漏谬,更诠次叙注之尔。(《华阳隐居本起录》)

这是陶弘景生时所记,也与本书《叙录》互相印证。在《叙录》中,我们还可以考见顾欢《真迹》的大致体例。如云:

按众真辞旨皆有义趣,或诗或戒,互相酬配。而顾所撰《真迹》,枝分类别,各为部卷,致语用乖越,不复可领。今并还依本事介日月纸墨相承贯者,以为诠次。

又如云:

按此书所起,以真降为先,然后众事继述。真降之显在平九华(九华是书中下嫁杨义的紫清上官九华真妃,姓安,故书中又称安妃)。而顾撰最致末卷。

又如云:

先生(书中称“先生”者为许迈,小名映,后改名玄,字远游,王素之的朋友,《晋书》八十有传)事迹未近“真”阶,尚不宜顿在此部。而顾选载王右军父子书传(王盛之作许迈传, 事见于《晋书》八十。传文似即《云发七箴》)-o六所收之《许迈传》,其文甚佳,不似平常道士追记之作),并于事为非。又以安记(即安妃下降事)第一,省除许传,别充外书神仙之例。惟先生成后与弟书一篇(此书载于《云复七箴》一oa许ff传》之末)留在下卷。(现在《真浩握真辅》卷二,今本颇多割裂,当用《七签》本校之。)

我们看这几条,可见陶弘景改动顾欢的《真迹》的情形。

《叙录》又说:

又接起居《宝神权拥堂》梦祝述叙诸法,十有余条,乃多是抄经,而无正首尾,犹如日芒月象玄白服雾之属。而顾独不撰用,致命遗逸。今并诠录,各从其例。

此处所指《宝神经》中起居咪,及《明堂玄真上经》祝法,现均收在《真话》第三篇中。 依上条所记, 这一篇中的材料大概全是顾本所无,是陶弘景加入的。《叙录》又说:

邓真语》凡有紫书大学者,皆隐居(陶弘景自称“华阳隐居”)别抄取三君手书经中杂事各相配类,共为证明。诸经即非聊尔可见,便于例致隔。令同出在此,则易得寻究。

这又是他增添的部分,分量当不少。现在原书的“紫书大字”都一律变成了墨书,也就无从辨别了。又第六篇中的材料,一部分是顾本所有,一部分是陶氏所添,这也是《叙录》中承认的。

这样看来,陶本《真法》虽是源出于顾本《真迹》,已有了很大的改动,又有很多部分是陶弘票增添的。

《真法》所记众真灵降授的话,据陶弘景说都是杨素所记;其中有口授许长史(许谊,又名穆)及许摄(许翱,小名玉斧)的话,都是杨差转达的。据《真治》本卷所附《真胄世谱》。

许温死于晋孝武宁康元年(三七三)。

许础死时年三十,约当太和五年(三七o)。

标差死年不可考,所记众真降授之年为哀帝兴宁三年(三六五)。

这都是四世纪的人物。顾欢死于五世纪晚期,已在他们之后一百多年了。陶弘景与顾欢先后同时(适按,顾欢死在齐世祖(武帝)永明中,约在四八五,即永明三年),而年辈更晚;他生于宋孝建三年(四五六)。死于梁武帝大同二年(五三六)。他的侄儿陶翊做他的《本起录》,是一部同时人的传记,其中有这样的记载:

先生以甲子乙丑丙寅(四八四——四八六)三年之中,就与世馆主东阳别、游狱(死于四八九)咨禀道家符日经法。虽相承皆是真本,而经历模写,意所未惬者,于是更博访远近以正之。

这是道教中的“求经”事业。

成辰年(四’八)始往茅山,便得杨许手书真迹,欣然感激。至庚平年(四九o) 又启假东行浙越,处处寻求灵异。至会稽大洪山谒居士娄慧明(贾嵩《陶隐居内传》及《真治·叙录》皆作楼惠明),又到余姚太平山竭居士杜京产,又到始宁晁山(《真借》作昭山)谒法师(《内传》不知此是女子,误作“沙门”)钟义山,又到始丰天台山谒诸僧标(《真治》作朱,此似误作诸),及诸处宿旧道士,并得真人遗迹十余卷。

《本起录》所记经本来源,皆与《真浩·叙录》相印证。

当时“求经”的运动起于什么动机呢?原来东晋晚期,有两大组道教新经典出现于江左,其~组为葛洪的后人葛巢甫所传出的《灵宝经》,《真话·叙录》中所谓“葛巢甫造构《灵宝人风教大行”是也。另一组为杨泰与许家父子祖孙所传出的《上清大洞真经》以及附属的符录图经等。杨亲自称是南岳魏夫人下降亲授与他的,他用隶字写出,传与二许,更由许翔的儿子许黄民(极录》中称“许丞”)传授下去。 后来又有一个王灵期, 传得许黄民的抄本道经,放手改削增饰,传写于世,“流布京师及江东数郡,略无人不有”。宋齐之间,经典大出,人人说是杨许所传真本。顾次与陶弘景也都是写经造经之人,他们要尊崇他们自己所传的经典,所以都要造作一部传经故事的书。顾氏的《真迹》就是这样的一部书,陶氏的《真浩》也是这样的一部书。

顾欢是家齐两朝的一位大名士,陶弘景要改造他的书,不能不抬出更有力的根据来。所以陶弘景不能不东奔西走,到处搜求所谓杨许三人的手书真迹。他自负有鉴别法书的特别眼力,一见就能辨别手稿的真伪。他说:

隐居昔见张道恩善别法书照其神识。今睹三君迹,一字一画,便望影悬了。自思非智艺所及,特天假此监,令有以显悟尔。(《华阳陶隐居集》有与梁武帝往复诸启,皆是考辨晋人手书真迹的讨论,可以参看。)

在那个很早的时期,在那个考证校勘之学未成立的时期,陶弘景编纂《真法》的方法真是很可以吓倒人的精密的考订方法!看此书开卷第一行的校勘:

琼林蔚萧森(原注)“此一字被墨浓赔不复可识。正中抽一脚出下,似是羊字,其人名权。”

这是何等谨严的校勘记!以下常有这样的校记:

右三条,杨君草书于纸上。

右二条,有长史(许褴)写。

右一条,杨书,又有长史写。

右一条,杨书,后被割不尽。

右八条,杨书,又有椽(许拥)写。

这样详细记载材料的性质,使人不能不感觉编书者的科学的精神!

他在《叙录》里详细标出他的方法,如云:

又按三君手书,个既不摹,则混写无由分别,故各注条下。若有未见真手,不知是何君书者,注云“某书”。又有四五异手书,来群为同时便写,写后人更写。既无姓名,不证真伪。今并撰录,注其条下,以甲乙丙丁各甄别之。

如云:

又按三方手书作字有异今世者。……鬼廉字皆作摩,净洁皆作盛洁,盛贮皆作清贮。凡大略如此,亦不可备记。恐后人以世手传写,必随世改动,放标示其例,令相承谨按尔。

又按三方书字有不得体者,于理乃应治易,要宜全其本迹,不可从实阁改,则浇流散乱,不复因真。今并朱郭疑字而注其下。

这都是最谨严的校勘方法。

用这样精密谨严的方法来编纂一部记天神仙女降授的语言,这是最矛盾的现象。这书里的材料,自从开卷记仙女愕绿华事以下,自然全是鬼话。用最谨严的方法来说鬼话,虽不能改变鬼话的性质,倒也可以使一般读者觉得方法这样谨严的人应该不至于说谎作伪!所以我们看了陶弘景的校订方法那么自觉的谨严,真不能不格外疑心他或者是一个“读书万余卷”的大傻子,或者是一个“好著述,尚奇异”的大骗子。他自己着有《周氏冥近记》,记一个十九岁的道士周子良感降他在的事,性质与《真治》最相像。我们可以联想那个中古时代的迷信空气里,那样出类拔草的学者也不能完全逃出这种迷信的势力。陶弘景的母亲郝氏就是一个最虔诚的佛教弟子,他自幼就生养在那佛教道教混合的空气里,所以他大概真心相信周氏冥通的故事,也真心相信仙真降授杨许的故事。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他不过是一个博学的愚人。这是最忠厚的看法。但他又恐怕别人不相信他的记载,所以有心做出那一大套的校勘考订的架子来,抬高那些鬼话的可信的程度。在这一点上,即使他是被宣传教义的虔诚心所驱使,他总不能逃避有心诈欺的罪名。

这就是说,陶弘景相信那旧本记载的众他真降的故事,那也许是时代的影响,不完全是他的过失;可是他有心要把一大堆鬼话编成一部道教传经始末的要典,所以特别夸炫他的材料如何真实,方法如何谨严,这就是存心欺诈了。

《真借》为传经而作,其著作动机即有诈欺性质,已如上述。今举一组最无可疑的证据,使人更明白此书的编撰者确是有意作伪。

《真洁》全书多是半通半不通的鬼话,很少可读的部分。但其中第二篇(《甄命授》)的第二卷里忽然有十几条很有趣味的文字,也都是最尊贵的“高真”说的议论。我读这十几条时,觉得文字怪顺口,好像是我曾经念熟的,可是我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后来我重读到“恶人害贤,犹仰天而唾”一条,忽然大悟这是全抄《四十二章经》的。我检出《四十二章经》来对勘,才知道这十几条全是抄袭《四十二章经》的。四十二章之中,有二十章整个儿的被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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