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儒》

第05节 《四十二章经》考

作者:胡适

《四十二章经》的真伪是曾经成为问题的。梁任公先生有《<四十二章经)辨伪卜文,说此经撰人应具下列三条件:

一堆夭乘经典输入以后,而其人须通大乘教理者。

二、深通老庄之学,怀抱调和释道思想者。

三、文学优美者。

他说:“故其人不能于汉代译家中求之,只能向三国两晋著作家中求之。”

梁先生引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云:

心目录》云:“本是外国经抄,元出大部,撮要引俗,似期孝经付八章。”

他又引僧信《出三藏集记》云:

归十二章经》,“旧录元‘孝明皇帝四十二章’,安法师所撰录阈此经。”

梁先生结论云:

道安与符坚同时,安既不见此经,则其出困在东晋之中晚矣。

汤锡予先生(用彤)论此事,曾说:

梁氏断定汉代未有《四十二章经》之翻译,则似亦不然。盖桓帝延嘉九年,襄楷诣闹上书,内引佛道有日“浮屠不三宿桑下”,似指伯十二章经》内“树下一宿”之言。疏谓“天神遗浮屠以好女,浮屠日,此但革囊盛血”。而经亦云“天神献玉女于佛,佛云革囊众秽,尔来何为”。据此则襄楷之疏似引彼经。

然袭疏所引文字朴质,现存之经文辞华茂。梁氏据此,谓非汉人译经所可辨。则是亦可有说。

盖《开元录》,载别、吴支谦亦译彻十二章经卜卷。并注言“文义允正,辞旨可现”。则是经乃前后有二译:一则出于汉桓帝以前,为襄楷所见。一则译自支谦,想即现存之本。后人误传,标为汉泽,故其文笔不似出汉人手也。

东晋道安经录未列入《四十二章经》,而佑录著录者,则亦有其说。盖犒僧传》曰,竺法兰所译,唯《四十二章经》流行江左。江左为支谦译经所在地,故僧佑、慧皎均得见之,而道安未至江左,未见支译,故未著录。是汉译此经必在此前已罕见,而增佑、慧皎之时支译早误指为汉译矣。(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讲义》,负二——三。)(适按,汤君后来定本,已大改动。他不信竺法兰之说,以为此系后起之说。)

我相信场锡予先生之说大致不误,所以我不怀疑《四十二章经》有汉译本,也不怀疑现存之本为支谦改译本。

前天陈援庵先生(垣)给我一封信,说:

大着……信《四十二章经》为汉译,似太过。树下一宿,革囊盛移,本佛家之常谈。襄楷所弓,未必即出于《④十二章经》。

且襄楷上书,永平诏令,皆言浮屠,未尝言佛。故袁宏《后汉纪》释日:“浮屠,佛也。”《后汉书·西域传》论言,‘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张寄但着‘地多暑湿,乘象而战’,班勇虽列其奉浮图不杀伐,而精文善法导达之功靡所称述。”据此则范蔚宗所搜集之后汉史料实未见有佛之名词及记载。因佛之初译为浮屠或浮图,犹耶苏之初译为移鼠或夷数,模罕默德之初译为摩何末或麻霞勿也。《四十二章经》不言浮屠,或浮图,而数言佛,岂初译所应尔耶?

陈先生此书有一小误。我只认帼十二章经》有汉译本(或辑本),襄指在桓帝延幕九年上书已引用经文两事了。我并本指定现存的本子即是汉译本。

《四十二章经》有汉译本,似无可疑。《牟子理惑论》作于汉末,已说汉明帝“遣使者……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牟子博与支谦略同时(支谦译经在吴黄武元年至建兴中,西历二二二——二三五),而《理惑论》作于极南方,作者所指《四十二章经》当然是指支谦以前的本子。兰台石室之说自然是一种不足深信的传说,但此种传说也可以表示汉末的人对于此经的崇敬。

至于襄搭上书所说“浮屠不三宿桑下”,及“革囊盛血”两条,其第二事的文字与今本《四十二章经》 之第二十六章太相近了, 故唐人注此传即引经文为注。“不三宿桑下”,今本作“树下一宿,慎勿再矣。使人愚蔽者,爱与慾也”。陈援庵先生以为此二事“本佛家之常谈,襄楷所引,未必即出于《四十二章经》”。此二事在后世成为佛家常谈,然而在后汉时,似未必已成常谈;依我所知,现存汉译请经中,除《四十二章经协,亦无有此二事。故襄指弓跳二事,虽未必即是引此经,然亦未必不即是引此经。

陈先生指出后汉人称佛皆言浮屠,或浮图,而今本《四十二章经》称佛。此是甚可注意之一点。也许襄楷所见的经文里,佛皆称浮屠,这是可能的。然而我们检查现存的一切后汉三国的译经,从安世高到支谦,没有一部经里不是称“佛”的;没有一部经里佛称为浮屠的。难道这些译经都不可信为后汉三国的译本吗?或者,难道这些旧译本都经过了后世怫教徒的改正,一律标准化了吗?或者,后汉时期佛教徒自己已不用浮屠、浮图、复豆等等旧译名,而早已遂渐统一,通用“佛”的名称了吗?

这三种假定的解释之中,我倾向于接受第三个解释。最明显的证据是汉末的牟子博已用“佛”“佛道”“佛经”“佛寺”“佛家”等名词,不须解释了。大概浮屠与浮图都是初期的译名,因为早出,故教外人多沿用此称。但初译之诸名,浮屠,浮图, 复豆(鱼豢《魏略》 作复立,松说注》引作复豆,立是豆之误),都不如“佛陀” 之名。“佛”字古喜读but,译音最近原音;况且“佛’宁可单用,因为佛字已成有音无义之字,最适宜做一个新教之名;而“浮”“复”等字皆有通行之本义, 皆不可单行, “浮家”“浮道”亦不免混淆。故精译名之中,佛陀最合于“适者生存”的条件,其战胜!日译决非无故。(试比较“基督”“耶稣”“天主”等字,其中只有“耶”字可以作单行的省称,“基督”“天主”皆不能省林。“移鼠”“夷数”之被淘汰,与此同理。)

所以我可以大胆的猜想:“佛”之名称成立于后汉译经渐多信徒渐众的时期。安世高与支娄迪激请人择经皆用此名,佛字就成为标准译名,也成为教中信徒的标准名称。从此以后,浮屠、浮图之称渐渐成为教外人相沿称呼佛教与佛之名,后来辗转演变,浮图等名渐失其本义而变成佛教塔寺之名。

总之,陈先生谓“范蔚完所搜集之后汉史料实未见有佛之名词及记载”,此说实不能成立。第一,现存之后汉译经无不称佛,说已见前。第二,《牟子理惑论》亦称佛,说亦已见前。第三,袁宏《后汉纪好永平十三年楚王英条下说:“浮屠者,佛也”,这还可说是晋人的话。但同长延平元年记西域事,引班勇所记身毒国“修浮图道,不杀伐,弱而畏战”,其下云:

本传曰,西域郭俗造浮图,本佛道,故大国之众内数万,小国数千,而终不相兼并。

惠栋说,《本传》谓《东观记·西域传》也。此说如果不误,陈观记》起于明帝时,成于灵帝时,自是后汉人著作,而已有“佛道”之称了。第四,《三国志·刘跷传》记窄融

大起浮图调,……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分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没,以招致之。……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

此等记载,若是完全孤证,尚可说是陈寿用的新名词;但证以后汉译经与《牟子》,我们不能不承认怫之译名久已成立,故陈寿在魏晋之间(生蜀汉建兴元年,死晋元康七年,二二三——二九七)屡用佛字,正是用后汉通用的名词记后汉的史事。——凡此四事,皆是后汉史料。其实范书《西域传论》只是说两汉方志不记佛道之“精文善法导达之功”,与佛教徒所培说的“神化”大不相同,为可疑耳。我们不当因此致疑后汉无佛之名词及记载。

现在回到《四十二章经》本题。

梁僧佑《出三藏集记》云:

《旧录》云:孝明皇帝四十二章。安法师所撰录阔此经。

隋开皇十四年(五九四)法经的《众经目录》列《四十二章经》于“佛灭度后抄录集”之“西域圣贤抄集分”之下:

《四十二章卜卷,后汉永平年竺法兰等译。

隋开皇十七年(五九七)费长房《历代三宝记》著录此经最详:

《旧录》云:“本是外国经抄,元出大部,撮要引俗,似此《孝经卜十八章。”道安录无。出《旧利及朱士行《汉录》。僧佑《出三藏集记江载。

梁任公先生很怀疑这部们目录》,他以为道安以前并无着经录之人,但他又推定《旧录》殆即支敏度的《经论都录》。他说:

考佑录《阿述远经民大六向拜经烟条下引“旧录”,长房录所引文全同,而称为“支录”,则几僧佑所谓“旧录”,殆即支敏度之《经论都录》。若吾所推定不谬,则彻十二章经》之著录实自“支录”始矣(适按,长房录明说《旧录》与朱立行《汉录》均著录此经)。支敏度履历,据《内典录》云,“晋成帝时豫章沙门”,其人盖与道安同时;但安在北而彼在南,然则此书(四十二章)或即其时南人所伪撰,故敏度见之而道安未见也。

《旧录哪是支敏度的《经论都录》,梁先生的考证似无可疑。支敏度本在长安,晋成帝(三二六——三四二)时与康僧渊、康法畅同过江(见犒僧传帅)。其时道安(死三八五)尚在少年。支敏度的《都录》作于道安《经录》之前,故僧佑称为《;目录》。老安录以前无着经录之人,则“旧录”之称为无意义。道安之录所以笼罩群录,全在他首创新例,“控品译才,标列岁月”(僧佑录自序中赞安录之语),并不是因为以前无有经录。僧佑《续撰失译杂经录》自序云:“寻大法运流,世移六代,撰着群录,独有安公。”此可见安录所以前无古人,在于考订群录,而不是因为他以前无着经录之人。

今考僧信所引《旧录》著录各经年代最晚者为晋成帝时康法逮抄集的《正譬喻经》 十卷。成帝以后译的经,无有引《目录》的。这可见识1录》确在道安经录之前。其时北方屡遭大乱,而江左粗安,丹则一带本是后汉的佛教中心,故保存后汉译经较多,或有文敏度见着而道安未见之本,亦不足怪。(稻录多有“安录先阔”之经,并引安公自序“遭乱录散,小小错涉”以自解。)

《;目录》说此经“‘撮要引俗”之作,故法经目录列为“抄录集”。道安不持村此经,也许是因为此经是“撮要弓俗”之作而不是译经。此以见安录之谨严,而不足以证明此经为道安所未见。《车厂》所,呵证后汉末年确有此经,憎佑著录此经,其下j:

右一部凡一卷,汉孝明帝梦见金人,诏遗使者张喜羽林中郎将秦景到西域,始于月支国遇沙门竺摩腾,译写此经定洛阳,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中。其经命传于世。

此段全月《中理惑论》之文。《!目录》本明说此经系“撮要引俗”之作,向增佑过信《理惑论》,故不用《旧录》之说。费长房始全引《旧求》之说,使我们知道《; 目录》也是很谨严的经录,其态度谨慎过1‘增佑。僧柏《经录自序》中也有” 孝明感梦,张春远使,两1‘门文写经四十二章,韬藏兰台”的话;序中又说,“古经现在,让先于四十二章;传译所始,靡逾张春之使。”他这样尊崇此经,所以不能接受“撮要引俗”之说了。

费长房《经录》]咬谦条下亦列有《四十二章经》,注云:

第二出,与摩腾译者小异,文义允正,辞句可观。见例录》。(《大唐内典录》与《开元录》皆引此文)

梁任公先生说,“此《别录》即支敏度之《众经别录》,其他经录无以别名者。”按《大唐内典录》第九,

东晋沙门支敏度《经论都录》一卷,……又撰恻录》一部。

《众经别录》(二卷,未详作者,言似宋时)上卷三录:大乘经录第一,三乘通教录第二,三乘中大乘录第三。下卷七录:小乘经录第四,篇目阔本录第五,大小乘不判录第六,疑经录第七,律录第八,数录第九,论录第十。都一千八十九部,二千五百九十三卷。

长房所见《别录》,或是此录,增信似不曾见此录。

支谦译经部数,诸经录各不同:

僧信录只载三十六部。

慧皎的《高僧传》只载四十九经。

长房此录有一百二十九部,合一百五十二卷。

长房自己说:

房广检括众家杂录,自《四十二章》以下,并是别记所显杂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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