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儒》

第06节 椤伽宗考

作者:胡适

一月论

在五世纪的晚期,北方有两个印度和尚提倡两种禅学,开辟了两个伟大的宗派。一个是跋陀,又译作怫阳;一个是菩提达摩。佛陀弟子道房传授“止观”禅法给僧稠(四八0——五六o),僧稠成为北齐的大师,撰《止现法》两卷,道宣《续增传》称其书“味定之宾,家藏一本”。止观禅法是南岳天台一派的主要教义;虽然南岳慧思(五一四——五七七)和他的弟子天台智凯都远攀马鸣、龙树做祖宗,而不肯明说他们和佛陀、增稠有渊源,我们可以推测佛陀、僧稠是南岳天台一宗的远祖。

菩提达摩教人持刀《楞伽经》,传授一种坚忍苦行的禅法,就开创了楞伽宗,又称为“南天竺一乘宗”。达摩死后二百年中,这个宗派大行于中国,在八世纪的初年成为一时最有权威的宗派。那时候,许多依草附木的司禅和尚都纷纷自认为菩提达摩的派下子孙。 牛头山法融一派本出于三论宗, 讲习的是《大品般若经》和《大集经》,道宣作《法融传》,凡二千四百三十三字,无一字提到他和楞伽宗有关系。但是牛头山的后辈居然把法融硬派作菩提达摩的第四代子孙,成了得伽宗的忠实同志了。还有岭南韶州曾侯溪的慧能和尚,他本是从《金刚般苦经》出来的,也和“楞伽”一派没有很深的关系,至多他不过是曾做过楞伽宗弘忍的弟子罢了。但是慧能的弟子神会替他的老师争道统,不惜造作种种无稽的神话,说慧能是菩提达摩的第四代弘忍的“传衣得法”弟子。于是这一位“金刚般若”的信徒也就变成“楞伽”的嫡派了。后来时势大变迁,神会捏造出来的道统伪史居然成了信史,曹溪一派竞篡取了楞伽宗的正统地位。从此以后,司禅和尚又都纷纷攀龙附凤,自称为曹溪嫡派,一千多年以来的史家竟完全不知道当年有个楞伽宗了。

我们看了楞伽宗史迹的改章与湮没,忍不住一种打抱不平的慨叹,所以现在决定要重新写定菩提达摩一派的历史。

道宣(死在六六七)在七世纪中叶编纂《续僧传》,很明白僧稠和达摩两派的旨趣和倾向的不同,他在《司禅卜门的叙论里说:

然而现彼两宗,即乘之二轨也。稠怀念处(念处即印度禅法的四志处),清范可崇;摩法虚宗,玄旨幽暗。可崇则情事易显,幽暗则理性难通。

当七世纪中叶,道宣当然不能预料以后六七十年中的楞伽宗变化升沉的历史。然而,正因为他不知道八世纪以后争道统的历史,他的《续僧传》里保存的一些楞伽宗史料是最可靠的记载,可以供给我们考订那个奇特的宗派的早期信史,可以使我们用他的记载来和八世纪以后伪造的史迹相参证比较,考证出后来种种作伪的痕迹来,同时从头建造起一段可信的中国禅学史来。

道宣的记载之外,近年敦煌出现的古写本,和日本保存的古写本,都供给我们重要的史料。

_、菩提达摩

关于菩提达摩的种种传说,我曾有《菩提达摩考》以胡适文存江集,页四四九——四六五),发表在八年前(一九二七),我现在把我的结论摘记在这里:

菩提达摩是南天竺婆罗门种,他从海道到中国广州,大约在刘宋晚年(约四七o——四七五),但必在宋亡(四七九)之前。证据有二:

一、《续增传》说他“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可证他来在宋亡之前。

二、《续僧传》(卷十九)的僧副传中说僧副是太原祁县人,从达摩禅师出家,为“定学”之宗,“后乃周历讲座,备尝经论,并知学唯为己,圣人无言。齐建武年(四九四——四九七),南游杨辇,止于钟山定林下寺。……卒于开善寺,春秋六十有一,即[梁措通五年(五二四)也。”依僧副的一生看来,他从达摩出家必是在他二十多岁时,约当萧齐的初期(约四八五左右),因为建武元年(四九四)僧副只有三十岁,已离开北方了。旧说,达摩曾见梁武帝,谈话不投机,他才渡江北去。见梁武帝的年代,或说是普通元年(五二o),或说是普通八年(五“七)。这都是后起的神话,并非事实。证据甚多:

一、《续增传》全无此说。

二、僧副一传可证梁武帝普通元年达摩在北方至少已住了三四十年了。

三、杨衍之《洛阳伽蓝记》(成书在五四七)记达摩曾游洛阳永宁寺,此寺建于北魏熙平元年(五一六),达摩来游正当此寺盛时,约当五一六至五二六之间。

四、不但七世纪的道宣不记达摩见梁武帝之事;八世纪沙门净觉作《楞伽师资记x敦煌写本),其中达摩传里也没有此事。

五、这段神话起于八世纪晚期以后,越到后来,越说越详细了,枝叶情节越多了(看胡适同上书,贾四五八二一四六一)。这可见这个神话是逐渐添造完成的。

旧说他在中国只住了九年,依我们的考据,他在中国差不多住了五十年。他在北方最久,“随其所止,诲以禅教。”道宣说他“自言年一百五十余岁,游化为务,不测于终”。我们推算他在中国的时间,上可以见刘来之亡,下可以见永宁寺的盛时,其间大约有五十年。印度南部人身体发育甚早,所以少年人往往显出老态,很容易被人认作老人。达摩初到中国时,年纪虽轻,大概已被中国人误认作老头子,他也乐得自认年高。后来他在中国久了,真老了,只好‘名言年一百五十岁”了。(《洛阳伽蓝记地说他自言一百五十岁)

《续增传》说达摩在北方所传弟子,除僧副早往南方之外,有道育、意可两人。《慧可传》中说:

达摩灭化洛滨,可亦理形河唉…后以天平(五三四——五三七)之初,北就新邱,盛开秘苑。

这可见达摩死在东魏天平以前, 所以我们假定他死在西历五三o左右,那时他的弟子增副已死了六年了。

道宣记达摩的教旨最简单明白。八世纪中叶,沙门净觉作《楞伽师资记》(有巴黎、伦敦两本,朝鲜金龙经先生有排印本),记达摩的教旨也和道直所记胡同,可以互相印证。我们用《续增传》作底本,遇必要时,用净觉的记载作注释。《续增传》记达摩教义的总纲云:

如是安心,谓壁观也。如是发行,谓四法也。如是顺物,教护讥嫌。如是方便,教分不着。然刚入道多途,要依二种,谓理行也。

壁观是达摩的禅法,即是下文说的“凝住壁观”。四法即是下文说的“四行”。安心属于“理”,发行属于“行”,下文分说:

籍教悟宗,深信舍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政以师资记》作“但为客尘妄覆,不能显了” ) ,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竖住不移,不随他教(《师资记》作“更不随于言教”),与遗冥符,寂然无为,名“理入”也。

这是从“理人”安心的路。虽然不废“凝住(巴黎本狮资记》作“凝注”)壁观”,但注重之点是“含生同一真性”“无自无他,凡圣等一”的理解,所以称为“理入”的路。

行人者,四行(适按,“四行”皆是头陀行。此一点,我当初还不曾了解),万行同摄:

初,报怨行者,修行苦至,当念往劫舍本逐末,多起爱憎;今虽无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无怨辔。……

二,随缘行者,众生无我,苦乐随缘;纵得荣誉等事,宿因所构,今方得之,绿尽还无, 何喜之有? 得失随缘,心无增减,违顺风静,莫顺于法(价制已》作“喜心不动,冥顺于法”)也。

三,名无所求行。世人长迷,处处贪着,名之为“求”。道士悟真,理与俗反,安心无为,形随运转。三界皆苦,谁而得安?经日,有求皆苦,无求乃乐也。

四,名称法行,即性净之理也。以师资郎说第四条稍详,云:“性净之理山之为法。此理众相斯空,无杂无着,无此无彼。……智若能信解此理,应当称法而行。法体无任于身命,别行植舍施,行无倍惜。…、檀度既尔,余五亦然。为除委想,修行六度,而无所行,是为称法行。”)(村了资记》说不误。“六度”之中,禅定一度包括“头陀”行。道世在六六八作《法苑珠林》,其述禅定,特别详述头陀行。可见在七世纪时,“禅”的定义实包头陀,似是楞伽宗造成的风气?适之——一九五二·七·卅一。)

道宣叙述达摩的教旨,是有所根据的。他说:

识真之士从奉归悟,录其言语,卷流于世。

净觉也说:

此四行是达摩禅师亲说,余则弟子昙林记师言行集成一卷名曰《达摩论》也。

昙林也许就是《续增传》中达摩传附记的林法师。传中说林法师当“周灭法时(五七七),与可(慧可)同学,共护经像”。

道宣生于五九六,死于六六七,他用的材料是六七世纪的材料,比较最近古,最可信。我们看八世纪前期净觉的《楞伽师资记》的达摩传,还可以看出那时的人还尊重道宣所记,不敢妄加材料。到了八世纪以后,有许多伪书出现,如《圣胄集》《宝林传》等书,大胆的捏造伪史,添出了无数关于达摩的神话以宝林传队已失传,近年日本发现了一卷,中国又发现了六卷,共有七卷,不久将刊m来藏遗珍》内)。北宋和尚道原在十一世纪初年编纂《景德传灯录》,仅量采纳了这些伪造史料,最不可信。后人看惯了那部十一世纪的《传灯动,习非成是,竟不认得七世纪中叶道宣《续增传》的史料的真可宝贵了。

三、慧可

菩提达摩的弟子,现在可考的,有这些人:增副,慧可,道有,昙林。

一、增副《续增传》有传,传本说梁湘东王萧绎(后为梁元帝)曾奉令作增副碑文,此碑今不存了,道宣所记似是根据碑文。增副是太原祁县人,从达摩出家后,曾“周历讲座,备尝经论”。齐建武年,他游南方,住钟山的定林下寺,他

行逾冰霜,言而有信。三衣六物,外无盈长。应时入里,道俗式瞻。加以王侯请道,颓然不作。几尺宫闹,未尝谒近。既行为物览,道俗攸属。梁高(武帝)素仰清风,雅为嗟赏。乃命匠人考其室字,于开善寺以待之。副每逍遥于门,负杖而叹曰,“……宁贵广厦而贱茅茨乎?”……乃有心氓岭,观彼峨眉。会西昌候萧渊藻出镇蜀部,于[是〕即拂衣附之。……遂使庸。蜀禅法自此大行。久之还金陵,复住开善。……不久卒于开善寺,春秋六十有一,即普通五年(五二四)也…疾亟之时,有劝修福者,副力疾而起,厉声曰,“发财延命,去道远矣。房中什物,并施招提僧。身死之后,但弃山谷,饱于鸟兽,不亦善乎?勿营棺施以乖我意。”门徒涕泪,不忍从之。

依此传看来,他虽然和帝王贵人交通往来,但仍保持他的生死随缘的态度,不失为达摩的弟子。

二、道育事迹无可考。《续增传》说达摩在北魏传授禅学,

于时合国盛弘讲授,乍闻定法,多生讥谤。有道育、慧可,此二沙门,年虽在后,而锐志高远。初逢法将,知道有归,寻亲事之,经四五载,给供诸接,[达摩炼其精诚,海以真法。

三、慧可又名增可,俗姓姬氏,虎牢人。他是一个博学的人,“外览坟索,内通藏典。”《续憎传》说他“年登四十,遇天竺沙门答提达摩游化嵩、洛;可怀宝知道,一见悦之,奉以为师,毕命承旨,从学六载,精研一乘,理事兼融,苦乐无滞”。这似乎在达摩的晚年,达摩已很老了,慧可只有四十岁,所以上文说“年虽在后, 而锐志高远” ,本不误。《楞伽师资记》误作“年十四”久历代法宝记》(敦煌出土,有巴黎、伦敦两本,现收入《大正大藏经》第五十一卷)作“时年四十”,可证《续僧传》不误。(适按,后来神会见慧能,也是“年四十”,传讹作“年十四”!)

慧可颇通中国典籍,所以他能欣赏达摩的简单教义。达摩的四行,很可以解作一种中国道家式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报怨行近于安命,随线行近于乐天,无所求行近于无为自然,称法行近于无身无我。慧可是中国文人出家,传中说他能“发言人理,不加铅墨;时或港之,乃成部类,具如别卷”。据此可见慧可似有文集流传于后世,道喜还见着这部集子,后来失传了。《续增传》说,有向居士,幽遁林野,于天保(五五o——五五九)之初致书通好,书云:

影由形起,响遂声来。弄影劳形,不知形之是影;扬声止响,不识声是响根。除烦恼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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