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岁月》

三月

作者:彼得·梅尔

春季到来农夫忙

杏花怒放。白昼长了,黄昏的天空常常渲染成壮丽的粉红色波浪。狩猎的季节已过, 猎犬拴好,猎枪束之高阁,等待6个月以后再用。葡萄酒需求量大增,勤劳些的农夫开始整地,散漫懒怠的这时候才慌慌张张地剪枝——这是十一月就该做的事。普罗旺斯人以一种难于言表的抖擞精神迎接春天,仿佛大自然给每个人都注射了一针兴奋剂似的。

市场面貌急速改变。摊位上原本摆的钓鱼用具、子弹带、雨靴和清理烟囱用的长柄刷子等物,现在被各种各样形状狰狞的农具所取代;镰刀、铲子、锄头、耙子,还有农葯喷洒器,如有野草或昆虫敢于威胁葡萄的生长,这些东西会洒下致命之雨,将它们消灭。

繁花似海,新生的蔬菜遍野,咖啡馆把桌椅都摆到人行道上来。空气中洋溢着一种活跃而果断的气氛,少数特别乐观的人已经买了平底凉鞋了。

散漫的工人

与这份迫不及待的情绪相反的是,厨房改建工程停滞不前。受到初春信息的催促,工人像候鸟一样飞奔而去,留下几袋水泥、几堆沙子,作为必将重返的物证。总有一天,他们会再来,完成他们没完成的工作。工人突然消失,这现象全世界普遍存在,不过它在普罗旺斯更有明确的季节性。

“每年的复活节、八月盛夏和圣诞节假期,本地一些别墅的主人会从巴黎、苏黎世、杜塞尔多夫等地逃来,过几天或几周简朴的乡村生活。而每当他们要来之前,他们总会想到,别墅稍加整修,假期才能圆满愉快;浴室里加装一套净身设备啦,游泳池边上架一支探照灯啦,花坛重铺花砖啦,给佣人房的屋顶换瓦啦。若缺少这些必要设施,他们怎能安享短暂的乡居快乐?于是他们慌忙打电话给本地建筑商和工匠,要“在我们抵达之前做好”——非做好不可。

紧急的指令中暗示,立即动工的话,工资从优。速度最重要,钱不是问题。诱惑太大了。密特朗刚上任时的景况,大家记忆犹新;那阵子财政紧缩,有钱人都守着钱不花,普罗旺斯的土木工程清淡。这样的景况,谁知道什么时候又会来临?任务接下了,比较不唠叨的顾客且搁在一旁,伴着休眠的水泥搅拌器和未完成却遭遗弃的房间。

面对此情此景,有两种反应方式;两种都不会产生立竿见影,但是其一可减轻挫折感,另一则只会增加。

我们两者都试过。起初,努力扭转时间观念,依照普罗旺斯习俗,耐心等待时光流逝。享受阳光吧,何必像城里人那样心急火燎?这个月,下个月,有何不同?来一杯茵香酒,轻松一下嘛。这法子管用了一两周,后来我们注意到堆在屋后的建材逐渐变绿,长出野草来了。我们决定改变策略,要求工人订出一个确切的日期。这段过程给了我们一些教训。

时间在普罗旺斯是极有弹性的一种商品,清楚明确的词汇不足以界定它的真实意义。“马上”可能是指今天不知道什么时候;“;明天”则说的是本周内不详何日。最富弹性的莫过于“半个月”这一语词了。也许是三星期,也许是两个月,甚至是明年,反正绝对不会是15天的意思。

所以,我们学会在讨论期限问题时,要看对方的手势。普罗旺斯人直视你的眼睛,说明他本周一定敲你的门,开始工作,这时候他的手怎么摆是最重要的了。若是平直不动,或拍着你的臂膀,他星期二大概会来。若有一手提升到胸前,手掌向下,左右摇摆,你可把时间调整到周三或周四;摇摆得厉害,变成晃动时,他的意思其实是下星期,或天晓得什么时候,全看那些不在他控制之内的因素而定。这些否定式言语的手势,似乎出自本能,因此比言语更能透露实情。有时,手势之外还加上一句奇妙的词儿; “正常情况下” 。这是应用极广的托词,值得为它投保。“正常情况下”,那是说天没下雨,卡车没抛锚,姐夫或小舅子没把工具箱给借去……。普罗旺斯建筑工人好像把这句话当成盖在合约上的图章,而我们愈来愈对这句话抱着无限的疑虑和厌恶。

虽然他们这么不守承诺,又从不肯打个电话说声能不能来,我们也只好忍气吞声。因为他们总是那么和善,那么开心;只要一开工,他们总是长时间卖力地工作,工作品质又极佳。评价起来还是值得等待。所以,我们渐渐有了点哲学素养,依从普罗旺斯人的时间作息。

我们告诉自己,打从现在起,只要对于希望达成的事根本不抱希望;那么只要能达成一丁半点的成绩就会喜出望外了。

田地风采

福斯坦最近行为古怪。两三天来,他驾驶那辆铿锵作响的耕耘机,后面拖着一具金属肚肠似的奇怪机器,在整齐的葡萄藤之间穿行,那机器便向两边喷洒出肥料来。他不时停机下车,走向一块过去种瓜,现在长满野草的田地。他从这一头打量那块田,回到耕耘机,喷洒一阵肥料,又到那一头去研究它。他用脚步丈量,低头沉思,抓耳挠腮。

趁他中午回家吃饭,我走过去看他到底在那儿发现了什么好东西。可是在我看来那不过就是一块休耕的瓜田,野草之外有一些去年用来保护作物的塑料薄膜破片,空空旷旷的半亩地。我想,福斯坦是认为地底下埋藏了金银财宝吧?我们已经在家屋旁挖出两枚拿破仑金币,而据福斯坦说,可能还有更多。可是农人不会把金子埋在耕作的田地中间吧?藏在石板底下或沉入井中不是更安全?此事大有跟跷。

那晚,他偕同安莉来访,打扮得异乎寻常的整洁,仪表堂堂,白皮鞋、桔色衬衫,还带了一罐安莉烧的兔肉。啜了几口酒之后,他神秘地倾身向前:知道我们葡萄园里所产的酒——卢贝隆坡地的酒,即将获准拥有自己的品牌?他靠回去,缓缓点头,我们全神贯注聆听新闻,他说了好几遍“是呀”。显然,福斯坦说,酒价会提高,葡萄园的主人要赚大钱了。而且,葡萄种得愈多,钱赚得愈多。我们对此并无异议,福斯坦于是端起第二杯酒——他喝酒干净利落,总是比我预期的更早饮完——提出他的建议。他认为我们的瓜田可以作更经济有效的利用。

在他啜一大口酒的当儿,安莉从皮包里取出一份文件,是政府发的许可证件,准许我们种葡萄。我们接过文件来看,福斯坦便在旁自责不该继续种瓜,说种瓜既费时又费水,夏天里还屡遭山上跑下来的野猪偷吃。就在去年,福斯坦的弟弟杰奇所种的瓜,就损失了三分之一。被野猪吃掉!好好的收成进了野猪的肚子!福斯坦对这痛苦的回忆猛摇头,一口喝下第三杯酒,才回过神来。

他说,他已经计算过,不种瓜,我们那块田可以插1300枝葡萄藤。我和妻子互看了一眼。我们都喜欢酒,也喜欢福斯坦,而他则显然心意已定。我们同意改种葡萄,但在福斯坦走后也就没再去想这事。福斯坦是人类之中的反刍动物,做事从不匆忙冒进;再说,在普罗旺斯哪有什么匆忙完成的事情?也许明年春天他会着手进行吧。

葡萄大军

第二天早晨七点钟,一架耕耘机已经在瓜田里翻土了。两天后,插枝队抵达——5个男人、 2个女人、4条狗。领队的是种葡萄专家鲍琪先生,在卢贝隆地区种葡萄已有40年经验。他亲自在耕耘机后面推动小犁,好确定犁线笔直,间隔恰当。他穿着帆布靴子爬上爬下,牛皮似的脸神情专注。每条犁线的两端各竖一根竹竿,以麻线连接,麻线上每隔若干距离做上记号。现在,整块田已经分解成细长的条状,可以插葡萄枝了。

箱形车运来葡萄枝,只有我的大拇指大小,上端涂了红色的腊。鲍琪先生检查插枝装备。我原以为是用机器插枝,却只看到几支中间空的钢管,和一个木头做的大三角。插校队围成一圈,接受任务分派,然后一哄而散,成编组队形。

鲍琪在前面引导,像握着驾驶盘手持木三角一样,在地上量出等距的三个点。他身后的两个人便用钢管依点打洞,插枝和填土的工作让后面的人完成。福斯坦的太太和女儿负责运送藤枝,顺便评论男人们头上戴的帽子,-一尤其是福斯坦戴的那顶时髦游艇帽。狗儿快活地在每个人身边打转,跟麻线纠缠不清。

工作时间长了,队形渐渐散开,鲍琪竟领先后面的人两百公尺远。可是距离似乎没有构成聊天的障碍,而且还总是相去最远的两个人聊得最带劲,位居队伍中间的人则一边赶狗,一边插嘴说线不够直。就这样,聒噪不休的队伍在田间移动,直到大约三点钟光景,安莉提来两只大篮子,大伙儿停工,享用普罗旺斯式的下午点心。

田间茶馆

他们散坐在田地上方的草坡上, 看来很像布瑞松的素描。大篮子里装的是4公升的酒和很多很多沾糖油煎的法国面包,颜色金黄,吃起来清脆可口。安德烈老爹来视察工作,我们看见他精益求精地用手杖敲打地面,然后点了点头。这闲居无事的温和老人过来喝一杯酒,坐下晒太阳。他用沾满泥巴的手掌摩拳狗的肚皮,又问安莉今晚吃什么。他想早点开饭,好观赏最爱看的电视连续剧《圣塔巴巴拉拉》。

酒喝光了。男人们伸伸懒腰,把牙缝里的面包屑剔干净,回去工作。天快黑时,枝全插好了。原本崎岖不平的瓜田现在平整无暇,新插的小校在夕阳下苦有若无。插枝队拉到我家后院,舒展舒展背脊骨,再喝几杯茴香酒。我把福斯坦拉到一旁,问他工钱多少。使用耕耘机三天,加上几十小时的人工,我们该给他们多少钱?福斯坦急着解释,连眼镜都拿下来了。他说,藤枝的钱是我们要付的,至于其他的就不用了。这山谷里有一套合作制度,哪家的葡萄需要重新栽种时,大家就来义务帮忙。算起来谁也不吃亏,他说,倒省了填写发票、缴税什么的。他笑着用手指摸摸鼻梁,又以“小事一桩、不值一提”的语气问道,趁着耕耘机和农夫们都在这里,要不要再种上250棵芦笋呀?

第二天,芦笋就种好了。,我们那“普罗旺斯凡事慢吞吞”的理论,此刻宣告无效了。

捍卫家园

卢贝隆的春天有不同的声息。猎人离去之后,潜伏了一冬的鸟儿便从藏身的林中出来,它们的歌声取代了枪声。我沿山径走向马索家时,唯一刺耳的是一阵猛烈的敲打声。我暗想,会不会是马索眼看观光季节将临,决定竖起“吉屋出售”的牌子呢?

我在他家附近的山径上看见他。他在林间空地的边缘打下一根一公尺半高的木桩,木桩顶端钉了一块破破烂烂的锡片,上面用白色油漆胡乱地涂抹着:“私人土地!”马索正端详他的新作,山道上躺着另外三根木桩和告示,还有一堆圆石。他朝我道了一声早安,拾起一根木桩,往地下猛锤,仿佛那可怜的木桩刚犯了什么不孝之罪,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无情地处罚。

我问他在做什么。

“赶走德国人。”他说了,动手搬运圆石,在木桩之间排成围篱。

他进行封锁的这块土地,并不在他家附近,而是位于山径的另一边,不可能属于他。我便说,我以为这地属于国家公园范围。

“是没错,”他说,“可我是法国人,所以它属于我,不属于德国人。”他又搬了一块圆石。“每年夏天他们都跑来,搭起帐蓬,弄得树林里全是垃圾。”

他站起身,点燃一支烟,顺手就把空烟盒丢进树丛里去。我问他难道没想到德国人也许会买下他的房子?

“带了帐蓬来的德国人,除了白面包以外什么也不会买。”他嗤之以鼻地说:“不信你看看他们开来的车—装满德国香肠、德国啤酒、德国泡菜。他们全都带来啦。知道了吧?他们真是吝啬鬼!”

马索扮演起田园卫士兼旅游业专家的角色,继续说明普罗旺斯农人的困境。他承认观光客——包括德国观光客——给地方上带来财富,有些外人在这里购置房产,也为本地工人提供了工作机会。 可是看看他们把本地房地产价格哄抬到什么地步2简直骇人听闻。农民根本买不起。我们避免谈马索自己想在房地产上头大赚一笔的事,只听着他叹息这一切太不公平。

叹息过后,他又开心笑起来,告诉我一个买房子的故事,故事的结尾很让他感到满意。

公鸡风波

有一个农夫,关注邻居的房产好多年了;不是因为那房子好,房子差不多只是个废墟了,而是因为连着房子的一大片地。农夫出价要买,邻居却趁着房价上涨的机会,卖给了出价较高的一个巴黎人。

那年冬天,巴黎人花了几百万法郎整修房子,还修造了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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