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个人的十年》

第09章 我这三十年呀

作者:冯骥才

1966年 50岁 男 t市某设计院高级工程师

三十九岁定为高级知积分子——四十岁打成“右派”赶到农场掏粪——帽子一天比一天重——五十岁“文革”遣送农村老家——糊里糊涂当了十年地主——六十岁开始自己奔落实政策——六十四岁回到城里一切全完——七十岁人的梦想

我老了,人一老毛病就多了,说话爱絮叨,可别嫌我啊。嫌吗,不嫌我就说了。我这一辈子呀,打哪说起呢?要说“文革”十年的事儿,还得说这前十年和后十年。加在一块这是三十年。这三十年前因后果都是连在一起的。

四十岁打成“右派”,五十岁遣返老家,六十岁返城退休。今年我整七十了。

我十四岁离家外出求学,二十岁参加工作,打解放前到解放后,一直搞铁路设计。五六年那年定为高级知识分子,算副教授,政府还发了证书。我懂得好几门专业知识,又有实际经验,包括施工、管理,加上当时年富力强,是我们设计院的技术骨干。这可不是瞎吹牛,有好几条铁路干线都是我主持设计施工的。那时干劲可叫大呀,常常激动得自己夜里合不上眼。

事情最早出在五七年大鸣大放时,我才刚刚四十岁。有个党支书对我说:“哎呀,你是咱单位有影响的人物呀,你要不带头鸣放,咱院的运动就搞不起来!”我想也是,放吧,写了张大字报,这就坏事啦。那时我对党没什么意见,真没什么好提的,心里也知道不能乱说。可我对院里一些工农干部看不顺眼。因为我在这单位干的时间最长,算个元老,对很多人的来路都清楚,他们根本不是搞我们这行的,调进来干什么呀,就搞政工,搞人事,可有职有权,专管人。有个人事干部给我开张证明信,一行里好几个错别字。我就把这些事写在大字报里。这下糟了呀,大鸣大放忽然一转变成了“反右”,他们就批我“攻击党的人事政策”呀,还说我有反党言论,说我说“章罗联盟胆子大”,赞美“大右派”。我哪敢那么讲,只是私下和一个同事哺咕说,“他们这样反党,胆子真够大的。”被同事揭发出来,意思也变了。就这点事,把我搞成了“右派”啦。

我们总共五百个知识分子,一下于打了八十八个“右派”,占百分之十七。当然后来全部平反了,都是错案。我当时就搞不懂了。心想,毛主席说知识分子中“右派”只占百分之一到三,怎么五百个倒有八十八呀。好在对我的处分不算最重。只是批判交待后从主任工程师降成普通工程师,工资由一百四十五块八角降到一百二十七块,这在我们“老右”中间算是头等待遇。可是戴帽子总有压力。我也没什么话讲,心说只要好好干两年,帽子自然摘掉,哪能愈来愈重,只能愈来愈轻。是吧!

事情跟你想的不一样。愈往后愈严重。开头搞工程还让我去当队长,后来只许搞设计,我也没意见,只要让我搞专业就行。到了五九年上边又下个命令,说所有“右派”都不准做技术工作,一律做体力劳动。我就下去搞地质勘探,当工人挖地。在工地我拼命干呀,心说不掉层皮甩不去“右派”帽子。白天干体力,夜里把我叫去开夜车帮忙搞设计,多累也干,张家口那边一千多公里铁路设计就是我打了两个多月夜班给拼出来的。这时还不算顶糟,打夜班就打夜班吧,总还摸得上自己的专业。

六三年院里办个农场,种莱为主。不是闹自然灾害,副食供应不上吗,这么搞,叫自给自足。我就被派到农场干活。这下跟自己专业完全断线了。当时一起去的大多是“老右”,也有反革命、坏分子什么的,反正全是坏人。最脏最累的活是掏粪,赶粪车到住宅区的化粪池去掏,再拉到农场。这些人中属我力气最大,身体棒,身高一米八几,算得上一个赳赳武夫,不怕马踢人。我主动要求“我去干”。粪便在化粪池里发酵后,有厚厚一层浆浮在上边,下边是汤。勺一杓,粪溅一脸一身。我动了脑筋,改造了粪勺,还拿铁板做个流槽,装在粪车上。这么一搞效率提高一倍。农场里的人都喜欢我,小青年还称我师傅。这时听说上边有指示,给“右派”摘帽子,我院分了三个半的指标。我搞不懂,这半个怎么算呀,据说是按比例下来的,够不上四个,所以是三个半。有人悄悄告诉我,我这次摘帽“榜上有名”。那时别提多高兴了,干活更起劲。可怎么等也没动静。后来听说,因为庐山会议,彭德怀一闹,不再摘帽子,又要搞阶级斗争了。农场有人贴出大字报说,小青年们立场不坚定,界限不清,和“右派”们打成一团。从此没人理我了。我真有点失望,本来以为好好表现就能摘帽子。帽子应当一天比一天轻,可事实怎么一天比一天重呢!

转年,科研单位搞“下楼出院”,设计室门一锁,唿啦全到施工现场去,闹得好紧张。我们一帮“老右”也去了。有许多活别人干不了,还得找我。比方一个地质纵面图,临收工时只有三条线。上边有政策不能叫右派动图板,他们悄悄夜里把我叫去。我拼了四十多个晚上,把二百多米横断面图画出来了。图拿出去本家都叫好,2.5毫米写一行仿宋字,细致活啊。后来这图在全院都有名了。除去干活,画图,还到伙房帮忙,洗碗、洗菜、扫地、倒煤灰。每天早上工人师傅没起床,我们“老右”就拿桶把洗脸水放在他们门口。这些活都叫我们包了。大师傅说:“你们来了倒不错,我们轻松了。”当时一位领导告我说,要考虑给我摘帽子的事。他那神气倒不是要骗我。可这回没等我高兴起来,“文革”就来了。唉,一看这势头,摘帽的事算没指望了。

我们打施工现场到设计院,院里“文革”已经闹开锅。成立了文革委员会,下边有一帮喊喊叫叫的打手,叫做“捍卫红色政权敢死队”,都是些年轻有劲的小伙子。在我们那个住宅区,有不少高级知识分子,被抄、被专政、被打成牛鬼蛇神送进牛棚去,光自杀的就十几个,跳河、跳楼、抹脖子的都有。开头我没被揪出来。一来呢,我一直老实改造,不惹他们注意;二来呢,有“两厂一校”毛主席批示的经验,说我这种留职留薪的“右派”属于原地改造,要区别对待,不遣送回乡。我以为自己这样一边眯着干活,就没事了。

六八年九月二日,我在伙房和另一个站场工程师烧大灶。五个灶眼,天又热,光着磅子正干得起劲哪,突然来了几个“捍卫队”的人,说:“把东西带上,跟我们走!”我想大概要出事了。没敢吭声,跟他们去了。

刚进门槛,就给他们一推说:“向毛主席请罪!”迎面墙上接张毛主席像。我想,请罪就是鞠躬吧,连来了“三鞠躬”。一个小伙子上来“啪”给我一个耳光,说:“你连请罪也不会!”我赶忙再鞠两个躬。还不行。后来才知道,请罪要鞠双数的。三个五个都不行。我们“老右”向来不准参加批斗会,这规矩哪里懂,怎么搞得清楚呢?这就关进了“牛棚”。

当天下午把我拉去批斗,脖子上挂个牌子,写着“老牌右派”。同台批斗的还有三个“反革命分子”,其实主要斗别人,我是陪斗。我想我至多是个配角吧。可大会结束,忽然宣布要遣送我全家回原籍。我懵了,心想这就来了,怎么来得这么快呀。

第二天,一个领导来叫我交待:“你家有什么好东西?明天抄家。”我说:“没什么好东西呀!”他说:“凡是高级料子、高级服装、高级餐具、金银首饰、存款都抄。”我说:“别的要不要啊?”他说:“就要这几样。”这领导现在还在我们单位当保卫科长。可等第二天抄家就不那么回事了。一辆卡车开来,见东西就往上搬,连破烂也往上搬。当晚我父亲就吓得上吊自杀了。

两天后他们通知了我,我说:“好好的怎么会死呢。”他们说:“畏罪自杀。”我听了心里有气,说:“畏什么罪呢?”他们说我顶撞了他们,说:“自绝于人民。”我没话可说,向他们告假,要把我父亲送到火葬场去。他们说:“你这家伙不老实,还敢乱说乱动!”马上斗了我一大顿。斗完让我写检查,结果还是不准我给父亲去送终。烧尸的时候,我大孩子去了一下。骨灰也没拿回来。那个时候死人大多,火葬场烧不了吩,每人都买一个三块钱的盒子放在尸体旁边,盒子上拿粉笔写个名字,三天后不来就没有啦,也不给开收据。那么多尸体,集体烧,烧的骨灰也不准是谁的,完事撮一点放进去就完了。哎,那就不管它了。反正认准是父亲的骨灰,带回老家埋在母亲坟底下,心里不就没事了吗?可我们全家都给遣送走了,没人拿。到了七八年,我为落实政策的事回来,第二天我就奔到火葬场。接待我的是几个小女孩,听我一说呀,她们都很激动,帮我一通翻,最后还是投找着。那时候人死了哪有底子呀。

九月八日,他们搞来一辆卡车,十来个戴红箍的押我回家,叫什么家呢,四角全光啦,我父亲是在家上吊死的,吓得我老姿孩子天天哭,一见我更哭了。我当时的心情就甭提了。没过几天,大卡车又来了。三个壮壮实实的人押着我们全家,我、我老婆和五个孩子遣送回到湖南老家。那地方离毛主席的老家只有十几里地。

后来我才知道,在我烧灶那时,他们就拿我一张全家福照片,到我老家联系遣返的事儿。跟生产队一接头,材里人看照片都说不认识,有些老年人说,这老头(我父亲)认识。这就把我赶来了。可我十四岁离开家,没人还认得我,家里早什么东西都没了。村里不乐意我们来。地少,人多,都是水田哪,全材总共一百三十二亩水田,一百三十二个人。按人头一个人才一亩地。我们一来就是七口,一年要吃几千斤粮食,哪来呢?

遣送是中央的政策呀。押我们去的人就去找县委,又闹哇,又搞哇,硬压下来。不过生产队提个条件,说我们去了没地方住,也没粮食给吃。九月份了不是,没参加劳动怎么分给粮食呢。我们设计院是个大单位呀,答应出钱,起三间茅草屋,土坯草顶的。二百块统一间,六百块,另外给我们一人一个月六块钱生活费,绘七个月的,六七四十二再乘七口人的数,二百九十四块,还打县里批了两方木料盖房子用。这算很优待吧,可生活费不给我们.交生产队.生产队就能发点小财了,肯接收了。到后来我那房子根本没给盖,是拿猪房草草了了改建的,好木头都叫生产队的干部们换定了。

我到家不到五分钟,公社的武装部长和大队的民兵营长,带两个全副武装的民兵就来啦,叫我家七口撂下东西,一排站好,给训话。头一句就说,你是地主分子。哎哟,我心说我是“右派”怎么又成“地主分子”啦。以后才知道,农村没有“右派”,他们恨不起来呀,地主是最坏的了,所以叫我“地主分子”。我也不敢多问。地主就地主吧。这就又当了十年的地主。

我当地主没什么,可我的孩子就叫地富子女了。不能参加民兵,不能参加集会,还不能念书。一直搞到“文革”完了,都没上学。

这武装部长说,你们记好了,第一是不准乱说乱动,第二是不准委屈,第三是家里来客要先登记后汇报,啊!还要我去开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会。开会倒不难,每月才一次。一到先点名,治保主任往上边一坐说,“哎,你们汇报吧,有什么事没有,自己说说。”他消息很灵通哪。这个四类分子,你昨天干什么了,你那天怎么怎么样,训一通。我算不错,基本没挨过骂。我改造态度一直都是最好的。不是瞎吹牛,后来还叫我当四类分子组长,念报纸。农村人都不会念报,我当然行,高级工程师哪能不会念报,还叫我带着“请罪”。请罪这玩艺,我更有经验啦,鞠躬要双数,是不是。

当“右派”搞到农村没饭吃呀。那物质在大城市想象不到。这儿一人一亩地,一亩当时只八百斤,还是早稻晚稻加一块儿。从中要拿出公粮、种子粮、饲料粮、还有超产粮,剩下的就没啦。公社规定二百斤基本口粮,这二百斤是毛粮,只能落七成,再有就是算工分了。一个壮劳力最多一年五百个工。你不够呀,贫下中农还不够吃呢。多亏我成“老右”有过锻炼,能干呀,一年能干到六百工,不过叫老婆孩子们—分摊就够劲啦。

钱呢,更苦了,没一点来源。你工分一年结算顶多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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