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个人的十年》

第14章 我变了一个人

作者:冯骥才

1967年27岁男

t市某小学教师

我非常注意“安全系数”——四月四日是我生命中倒霉的日子——钥匙链儿上的小手枪——我快成“核武器”了——里边与外边的一切刚好相反——后天的一对儿

每个人一生中,都有一个日于永远记着。生日不算,那是必然会记住的,没生日就没有你呀。我说的是另外一种——比如初恋、结婚、离婚、爹妈故去的日子等等。这日子,与你的生命紧紧相关。我也有个日子,是四月四日。

四月四日是个倒霉的日于。拿破仑倒霉是四月四日,阿里·布托被绞死是四月四日,张志新被枪毙是四月四日。我被逮进监狱也是四月四日。七0年的四月四日。

我被判刑二十年,刑满到期应该是九0年四月三日。按年算的刑期,释放出来的日子都比抓进去的早一天,否则就多押一天了。所以四月四日这天,注定我倒霉。

直到现在,一到这天,就像我的死期来临,浑身不舒服,发冷,心里什么也不敢想。

这日子就像—个钉子,曾经把我钉在十字架上;如今我被摘下来,可这钉子还在。深深的,死死的,钉在我心里。

我在监狱里蹲了十年,一直不知我为什么入狱,也不知为什么判刑。当法院念过我的“判决书”后,我惊讶地问:“这是我的吗?”直到我被放出来后才明白。不明白还好,不明白还觉得人家总有点什么道理,哪怕因为我踩死过一只蚂蚁。一明白,完了,人空了。好像不是在地球上,而是在无边无际寒冷的宇宙里。

十年就像一把刀,把我切成两半。一半过去,一半将来,永远连不成一个整体。这感觉你不会体味得到——拦腰两段,还活着呀。

我过去像个傻子。活着好比做梦。

我本人的历史再简单不过。你写吧——四一年生的。小学、中学,中学毕业那年十八岁,没考大学,服从分配到一所小学教书。我一直没离开过学校。一条小溪没拐弯儿就流进社会。这小溪,清澈见底儿。我活得真诚和认真。可是,上帝事先给我制造点麻烦,叫我投生在一个狗肚子里。

我父亲是个大资本家,盐业公司总经理。但他解放后就不做事了。他喜欢书画古籍,整天在家念书,玩字画,很少出门露面。由于他名气太大,当上政协委员,便做了一身严肃的中山装,逢到开会来车接他,就换上中山装,拄根拐杖去开开会。他收藏的字画都是上乘的珍品,一辈子嫌的钱大多用在这上边了。很多大书画家,比如张大干、齐白石等等都是他的好友。我出生时张大千还为我画过一幅画——一块朱砂画的红石头上,趴着一条石绿色的小蛇,因为我是属蛇的。解放后他把这些珍藏一批批捐献给政府。比方那幅八大山人惊世之作,四十四尺长的《墨荷图卷》,恽南田二十四开的《没骨花卉册》,都是极精的精品呀!还有文徵明的《横渡春江图》,上面有吴门十八学士一人一段题跋。祝枝山以楷书名天下,但在这幅面后边有他一段一千多宇的草书跋款——这些画全叫我父亲捐献了。他这样做,一是真心做好事,二是想买一点政治资本吧。那时资本家都是这种心理。

这种心理也遗传到我身上,就给我的真诚加进点复杂性。一方面,我虔诚地进行自我改造。“血统”里有问题,便决心给自己“换血”,时时事事都争取好的表现。另一方面,我非常注意自己的“安全系数”。吾日三省吾身,几乎每天都要想想,今儿自已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惹了领导不高兴;如果有,就觉得这个系数降低了。可是如果今儿说的话,做的事,叫领导表扬了,就觉得这个系数猛增,心里就稳当,踏实,有了安全感。我这样做,确实收到很好的效果,上学时入了团,工作后当上团组织委员,工会主席,核心组成员。被领导视为“核心”,真叫我受宠若惊,报答之心就异常强烈,更加积极表现。我喜欢历史,对书画也着迷,同一位老先生念古书,学书法,这事也主动先向组织汇报,争得同意才去做。比方,我有套西装,淡蓝色的,只穿过一次。那次是元宵节,家里来了许多亲友,我穿上它对镜于一照,也觉得挺好看,可事后就觉察这是潜伏在血液里的资产阶级意识露头,必需防微杜渐,消灭它在萌芽中,这套西装便一直挂在柜里,再没动过,直到文革抄家时被抄走。

我找到一种适合我的生活方式:在单位积极工作争取领导表扬+尽可能普通平常的衣装+谨言慎行=安全系数。

再用这安全系数+业余时间潜心诗文书画的享受=我的全部生活。

每天下班回家,最大的快乐是念书、背诵古诗、习字、作画。打开一个大漆黑柜子,把家藏的古人字面一件件搬出来,沉醉那笔精墨妙之中……现在年轻人恐怕会认为我活得可怜,是可怜!可怜得像只家禽。但最可怜的,是我当时觉得这么活得蛮不错,平静,自足,你看,这是我那时写的字:恬静、清雅、谨慎,这就是我。这是我的照片,很文气吧,还有点拘谨,嘿,就这傻样儿。

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红卫兵抄家开始。我正在学校写标语,宣传毛泽东思想。当时我还是“核心组”成员。忽然一个老同学骑车来告我:“你们家抄了。”说完转身就走。我只觉得天旋地转。跟着就被放在一帮有问题的人里去了,交待家庭问题,挨批判。家里被抄得一空,那些字画珍品,石涛、高风瀚、任伯年、任阜长的名画全侥成一堆灰。你知道“生活没有了”是种什么滋味吗?突然一下,全部生活全没有了,好像一条鱼忽然给从水里拉出来,到空气里,就这感觉。什么安全系数?都是自己骗自己!安全系数——零!我就抱着这个巨大的零,其它任它什么,一点意义都不存在了。

一无所有的家。家里只剩下几个人,父母兄弟和我自已;自己只剩下吃喝拉撒。整天念语录,做检查,一遍遍重复地交持问题,大宇报上常出现我的名字,开头我总怕看见我的名字,可是这一切到了六八年,我已经相当习惯了。包括那些没有问题的同事对我没有笑容的表情,呼叫我名字时冷冰冰得像喊牲口的声调儿,我都习惯,这世界已经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了。当亲眼看见一批批人挨打、被捕、坐牢、自杀,我想,平安,就是自由。或者说很具体、很实在的自由,就是平安无事。

我获得这“自由”大概没问题吧。

可是突然一天,我被扣起来。

事情弄明白后,我并不害伯。起因是六七年初最乱的时候,我弟弟一个朋友的父亲,是北京一所中学的党委书记。他被做为走资派斗得死去活来受不了,逃出北京来躲躲。我见他困难,留他在我家暂住。我会烧菜,有时来几个老同学一起吃吃聊聊。一个多星期后他就南下去扬州的亲戚家。运动gāo cháo过后他回到北京的学校。他比较有经验,为了争取群众团结他,就告发我,说我家有个黑组织。什么?忘思负义,不不,忘思负义在那时候是常事儿。

我想,这事我有根,因为叫我组织什么我也不敢。折腾一段时间,内查外调弄不出证据,就给我下了结论,说我属于那种“推一推、拉一拉的可以教育好的剥削阶级子女”,应该“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把我放了。还发给我一枚毛主席像章。这是一种由市革委颁发的毛主席像章,只有属于“革命群众”的人才发给一枚,相当于一种公民权,或者是现在的身分证。我就戴着这枚像章高高兴兴和一个姑娘结婚了。

结婚那天,望着我爱人,我还在想,从今天起,我喘口气儿也得想想别犯着什么,要不就会对不起这个肯跟我这个穷鬼作伴度日的女人。可是没想到四月四日这个倒霉的日子正等着我呢,我连这口气也没喘过来,结婚整四十天,六八年四月四日,公安局革委会突然来人把我抓走,关进监狱。这回我怕了,我没犯任何罪,怎么会抓我入狱?我想是不是他们抓错人了?我也不敢问,因为那时抓人是没错的。人好比养的小鸡小猫,抓起来,怎么能是错?

一进监狱,就必需穿监狱的衣服和鞋子。一大堆鞋子扔在那里,我摘一双大小合脚的穿。穿鞋时发现鞋帮上用红漆写着171号。我的心一激楞,心想坏了,我的犯人编号恰好也是171号。命中注定我进来。这叫命运的暗示。

当然,我还存在侥幸。因为我知道自己没犯过任何罪。谁知生活严峻得连侥幸也不给你。

我一连接受六次审讯,提审都是在深更半夜,问的问题极其奇怪。始终追问我一个问题——叫我交出手枪来。我想,这事肯定搞错了,不是我。我说,你们就是现在叫我出去弄一支来;我都不知道到哪儿去弄。我从小在学校,出来工作还是在学校,除去在电影上,见都没见过这东西。

六次审讯后,不再问我任何问题,好像只这一件做梦也想不到的怪事。

我被放在狱里,天天学习。这种监狱的设备挺特别,屋中间摆着一条条矮长凳,白天犯人们一徘排坐在上边读毛主席著作和政治宣传材料;晚上把一块块大木板往上一铺,睡觉。门上有个巴掌大的小门,是看守的监视孔,只要小门一动,犯人们立刻正襟危坐。后来小门改成—块水银镜子,上边划上道儿,镜面朝里。看守夜外边看得见里边,里边只能看见亮光光的水银镜面,看不到外边,挺妙吧!这一来,犯人们谁也不敢再稍有懈怠了。有一次,我站在门前一照镜于,吓了一跳,我的脸色好难看,惨白,腮也凹进去,左右两个明显的坑,胡于老长,不像人样儿了。后来才知道,我传染上结核病。

我想只要他们查出我根本没手枪,就该放我出去了。一准是弄错了人,除非有人诬陷,谁呢?我是从来不会也不敢得罪人的。谁会忍心将我置于死地?再说北京的中学党委书记那件事已经结案了。

一天,忽然提审我,还是这手枪。

我有点急了,说:“这事没什么可考虑的。”

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敢冒犯官方。谁料这预审员没发火,反而态度温和下来,他说:“你别过早关门。我给你提个醒,你从玩具上想想。”

我可奇怪了,这种生死攸关严肃的事,怎么扯到玩具上去?我说:“玩具手枪我倒是见过,可您想想,我是当老师的,我也不能整天身上带个玩具手枪呀!”

预审员今天真有耐性,他说,“别急,你再想想,能带在身上的。”

我再一想,有!是钥匙链儿上那个小装饰物,两厘米大小,一个朋友送我的,是法国货。紫铜上嵌有银丝,很好看。我说:“有一个,是钥匙链上的小坠儿。”

预审员说:“对呀,你怎么不早交待呢?”

我听傻了。难道为个钥匙链抓我人狱吗?难道我能用这小玩意儿犯罪?家家都有菜刀,是不是也全都得关进监狱?我冲着他张着嘴,说不出话来。

他说:“你就把这问题写下来吧!”

问题?满天乌云了,脑袭里也糊涂一团。我就把这小钥匙链谁送我的,哪年带在身上的,哪时抄家被抄定购,全写了。他还叫我照原样画个图。他看看我这份“问题交待”,点点头夸奖我说:“你这态度多好!”

从我被捕到判刑,只问过这么一件事,再没问过别的事,一放就放了八九个月。

开头我觉得这事弄清就该放我出去了。日子一久便纳闷,再久就觉得不对劲儿。有种灾难感。好像我被一种很古怪的魔手死死钳住。这手是谁的不知道。只是一种感觉。我逃脱不了。

果然,十一月二十六日,那天下小雪。有人叫:“171号!”我一出屋,许多全副武装的警察就上来,使绳子捆起我,把我押上一辆大卡车,车上还有别的犯人,弄到一个大戏院去公判。到了大戏院,我被命令站在一排犯人的头一个,那时头一个都是量刑最重的,大都枪毙。我想,我完了,没意思了。说什么,喊什么,也没用。我是一只该宰的鸡。那天有两个小细节很特别,在捆绑我时,一个小警察捏着我的手腕在袖筒里转了转,说:“勒得太紧,你就说话。”车子在路途中,常遇到树枝,又是这个小警察对我说:“低头,小心树枝。”那时是决不允许同情犯人的,但他说这些话并不背人。因此我想,我多半要被枪毙了,按常规,枪毙前总要对犯人客气一点儿。事后我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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