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个人的十年》

第17章 硬汉子

作者:冯骥才

1966年18岁 男

t市某起重设备厂工人

清理阶级队伍时家里翻出“变天帐”——墙倒众人推进恶邻欺辱——到派出所有理也没理——哥哥的小血块——都为了操他妈“文化大革命”——想当军属写血书——每月干四百个小时也于事无补——硬汉子的丧气话

咱说实在的,这十年把我们家糟践得够惨。可是咱不是窝囊废,咱是硬汉子,要换平时,咱能豁出去拼啦。可那时候不行,算你再硬的汉子,也得聋拉着脑袋。

人就一口气,不是?我是憋着这口气过这十年的。今儿找您也是撒这口气来的。

六六年我刚打中专毕业,分配到起重设备厂。那年十八岁。跟您说说家里边的情况,有父亲、母亲;奶奶、哥哥、弟弟和妹妹,就缺个姐组。奶奶那年八十岁,和我岁数正倒个个儿。父亲精神有点病,虽然算不上神经病,反正有点那个,那个是嘛呢,也不是傻,也不是疯,缺根弦吧。哥哥原先是棒小伙子,一次工伤砸坏脑袋,他倒是真正的神经不正常。弟弟妹妹还小。家里家外唯一能顶饿的人就我啦。我家这样儿,就算不“文化革命”也够劲了。可“啪”一下子又来个“文化大革命”。

开始我心里就犯嘀咕,我家虽穷,可出身不算好。我父亲解放前当过一年交通警,他名下又有房产,实际上是奶奶她父母的房产;奶奶没兄弟,由她继承,爷爷做代理人,爷爷去世后就由我父亲代理。总共三十来间,五十年代房屋改造,交公十间。那么多年,房子早破得不成样儿,就这么一个二十间破房的“代理的代理人”,四清时就查过一通,没划上资本家,可也没定下成分来,一直接着,毕竟出身不是红五类。“文革”一开始乱抄乱斗那股劲,哪有准,谁知撞上谁。我看见一家二十多口人,排成一排,胸前全挂着牌子,都剪了头发,也分不清男女了,在一条大马路中间,叫红卫兵批斗,我犯嘀咕。赶紧把家里的“四旧”——老瓶子老罐儿老东西呗,清理清理,该烧就烧,该砸就砸,别叫人“扫四旧”扫上,找事儿,对吧。

起头还没嘛事,搞“清理阶级队伍”时,有天半夜突然砰砰砰砸门,一看是街道代表,叫着要“查户口”,带进来一帮人,都是街道积极分子。直到后来才明白,“文革”一开始横扫时很粗糙,有乱来的,也有漏的,到这次可就不一样了。“清理阶级队伍”是挨个儿清,你有屁事也逮住不放。他们稀里哗啦地翻,忽然叫起来,说翻出我父亲的罪证。大叫是“变天帐”!其实就是以前收房租的帐本和收据嘛的,这就不得了啦。也美死他们了,可逮住事儿啦。当时把我父亲带到街道革委会,通知我父亲单位。我父亲单位用小吉普当晚把他弄走。居然单位也说我父亲存“变天帐”,想变天,想复辟。就那点房租收据有嘛用,再说我父亲那样,说话都哩哩噜噜,写检查都是我妹妹帮着写的,他有能耐变社会主义的天?毛主席还说枪杆子出政权,给他个棍儿都拿不稳,更甭说枪杆子,往哪儿变天去?这就关进牛棚,戴上伪警察和反动房产主的帽子,天天在各车间轮流批斗。

我家出了这种事,全家人坐在屋里,连门也不敢出,一连多少天没正经吃饭。我奶奶哪经过这事,吓傻了,摔了一跤就再没起来,瘫在炕上一连数年,捱到七二年死了。我到我父亲单位想说一说,那负责人好凶,我刚作自我介绍,说我是谁,他就冲我叫起来:“你来干嘛,你想干嘛?”心想,我要再多说一句叫他逮住,甭说我得给打成“为历史反革命翻案”,我父亲更得倒霉。只好连声也没吭,扭头回家,您说窝不窝气?

别嘛事都说是“四人帮”,社会上要是没那一群一群的,光是“四人帮”能造那么大的孽!我们家这么一来,点儿就低了,一下子街道邻居全变样,好赛他们无形中点儿高了。以前有点矛盾嘛的,都好办了,有怨报怨,有仇报仇吧,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捶了。

遭白眼,挨骂,有时吃着饭一块砖头飞进来,玻璃窗粉粉碎。我们也不敢言声,你能说嘛?你能找谁说去?我母亲被同院一个小伙子拿拔火罐把脑袋砸得呼呼流血,我十四的小弟弟叫同街一个小子拿砖头把后脑海砸破,缝了九针,当时满脸的血呀,看不清鼻子、眼睛、嘴。我们是人呵,哪能受这侮辱,叫他们骑脖子拉屎,连头还不许抬抬。打到派出所,可你家里有问题,你就没理,完事还得叫我们认错。挨打时反驳几句也算错,算挑事儿。我是二十岁小伙子呀,好摔跤,也会点武术嘛的,正血气方刚。要不是那时候,我一个能让他们俩仨,我是能把气往肚子咽的人吗?

有一次,我大哥犯病,夜里喊闹,被邻居一个农村来的亲戚,拿扁担打得满地滚儿,头破了,流一地血。同院另一家看不落忍,拉着那农民叫着:“他是个精神病人,不能打呀!”那家还有个亲戚,喊着:“我们打的是房产主,资本家的儿子!”我下夜班回来,已经完事了,否则就会一场恶战。我真要发狂了。我看着地上的血,拿小铲铲起一块小血块,豆腐脑赛的,放进笔记本里,我哭了。我很少哭,男子汉掉眼泪没出息,可我掉了,嗓子眼直往外窜火,脖子上的筋崩崩直跳,我想豁命,但归齐还是把自个压下了。我不傻,我想这一拼,准算“阶级报复”,我父亲,我全家就更完了。里里外外还得指着我哪!这口气比铁疙瘩还难咽,可咱爷儿们咽了。现在我总想,我家没有对不住邻居的,我家又没恶人,以前也没跟谁家作过死仇。再说,房前屋后还都处得挺热乎,为嘛人都变成这样,为嘛我们受这个,我可说句粗话了——都为了操他妈的“文化大革命”。

我想了,要打算让家里处境改善得好一点,就得要求进步,好好干活,拿出真格的来,把这口气挣回来。

我在厂里没白天没黑夜玩命的干啊。我是车工,我那车间是全厂最关键的车间,也是最累的车间,最累的组,最累的活。组里二十多台车床,两班人。定额每人每月二百二十小时,那时嘛奖也没有,我每月都干三百小时以上,甚至达到四百小时。除去喝水上茅房,一站到机器旁边就一天不动地儿。在“文革”这些年里,我没迟到早退过一次,没请过一天事假病假。热天里,我光膀子干活,车下来的铁屑落在地上直冒烟,一百度。车床的转数快,进刀量大,铁屑乱蹦,有时蹦到膀子、脖子、脸上,粘在眼皮上,烫肿了,照样干。在二百多人的车间里,咱干活把他们干服了。年年评“五好战士”、“大庆标兵”嘛的,都有咱的。可是,我敢说,要拿我当时那表现搁到现在,全国劳模咱也能评上。

外边干着活,家里边不肃静。我哥哥的神经病总受刺激,愈闹愈凶,晚上吵得人睡不好觉。送到医院,出身不好又不收,就这么死在家里了。我妹妹本来可以留在工矿企业,我家论经济算“特困”,在学校评选票数又最多,凭票咱绝对该留城。可政审不台格,满完。送到内蒙大草原,一去几千里,背着政治包袱,受那苦那罪,就甭提了。那时出身不好的百分之九十去内蒙,出身好的去北大荒农场。她水土不服,加上心情不好,十六岁去,二十七岁回来,已经满头白发,赛白毛女一模一样,就那样白,这二年才变回色来。你说我这当哥哥的心里嘛滋味?父亲在厂里烧锅炉,每天下班不回来,捡煤核,为他妈表现呗,天天十一、二点回来,他神经不正常,一帮子王八蛋拿他找乐,动不动一下子把他扔在地上爬不起来。他是神经有毛病的人呵,宪法都规定保护,那会儿没人管这些。我这个当儿子的,眼瞧着父亲叫人折腾着玩,还叫嘛儿子?我真想找他们去,把他们全撂了,可不行,我没别的路。有次部队到厂里招兵,我咬破手指头写一份血书,这几个字“誓死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保卫祖国,要求参军。”我想,我参军家里就是军属,政治待遇不就完全不同了。我身体棒,体检没问题,又是厂里先进,部队想要,可一外调,说我的出身没定下来,不敢要,还是没路可走。

咱这么干,厂里倒也受感动,为了我出身问题,到父亲单位去了二十多次,一次次碰回来,总悬着。这么大点儿的事,压了我一家十年。我当年一百五十斤的摔跤能手,如今一百二十斤,连累加气,得了胃病,切掉一半;犯愁犯得神经衰弱,一夜一夜睡不着觉,到末了也没把家里的处境改过来,算咱没能耐吧!可“四人帮”一完,我父亲一下就没事了,还那个人,一点儿问题也没有了。他妈的,这怪!我去他单位要求平反,他单位说,关牛棚挨斗是运动闹的,可他一直没正式定过资本家,无所谓平反。他们倒容易,一句话了事。我这口气憋在肚子里却出不来。我真想掉过头把这气朝他们脸上一放,倒痛快。可这不是咱男子汉办的事。你说,你是条硬汉子,你该怎么办?唉,这就是我从头到了的十年。

***一根钢柱弯过来,是个横打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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