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个人的十年》

第18章 复仇主义者

作者:冯骥才

1966年25岁 男

t市某厂生产股干部

六三年进厂管生产得罪一帮人——做梦也想不到写错毛主席语录成了现行反革命——“文革”时各人有各人目的——拿剪子铰小便——新娶的媳妇憋死了——整人的人个个高升——发誓学法律

我当下在“国家律师中心”学法律,业余的,晚上去听法律课。您可别以为我想改行干法律,不是!我可以把心里的话掏给您,我学法律就是想报复。为嘛说要报复?您听吧!

我是六三年打机械工业技校毕业。出学校门就进了这家工厂大门。分到生产股当干部,管生产。当时生产股连我只有三个。一个股长,常开会,一个统计员,再一个就是我。咱不笨,大小算个能人,不是跟您吹,现在要干也还能着呢。到了生产股,没多久,模具呀、工具呀、生产计划呀、质量检查呀,一句话说白了,凡是厂长不管的,咱都管。刚打学校出来的人,不会耍滑,干事认死铆,用现在话讲就是“不识路子”。比方有人来找我批条子领工具,我说你不前两天刚领了吗,不批。这就得罪了人。为这些事没少得罪人。不过咱傻,表面楞没看出来,这就种上了祸根。

“文革”一起来,这一帮子恨我的入,就找我碴儿。可是咱平常兢兢业业,任嘛毛病也没有,他们也没把柄。可做梦也没想到叫他们真逮住了,这谁也不怨,就怨我自己。写大字报写上边的“毛主席语录”时把话写反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那句,叫我写成“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条语录那时是常写的,怎么写错了呢,也兴是这话太绕乎了,也兴是活该倒霉了。这不要命吗!白纸黑字跑也跑不了!您也是打“文革”过来的人,您明白,就这一条——反毛泽东思想,就是现行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在所有反动罪行中又是最厉害的。右派呀、特务呀、叛徒呀、资本家呀,都是死老虎,现行反革命是活老虎,最有搞头。照当时的话说,我真是把自己送上断头台了。那会儿我有心想宰了自己。

马上我就给揪出来,大会小会斗,天天挨揍。打我那帮人都是本厂一帮平时刁钻耍滑的工人,五大三粗的汉子。我那时虽然才二十五岁,也经不住那种打。我又没练过,身上没一块经打的肉。他们说打死你也是白打呀,外边打死那么多人都没人管。别看这些人平时在厂里不干活,这会儿反有活干了,随便打人。白天不打,专门夜里打,还不打脸,怕被人看见,专打身上。白天不给吃饱,不给水喝。您知道几天不吃东西还顶得住,不喝水够呛。也不叫我上厕所,逼得我只能拿纸卷个筒尿尿,往墙角倒。他们在牛棚外边看着我活受罪,取乐。他们还琢磨出一种打人的绝活,叫我们被关在牛棚里的几个人互相打耳刮,谁不使劲,他们就打谁。结果我们互相打得死去活来,我们挨打,他们不费半点劲,看着我们互相揍得鼻青脸肿,真把他们美死了。一天他们上了狂劲,非要拿剪子铰我小便。我当然不能叫他们铰去。铰去就完了,我还没娶媳妇呢;再说没小便,不就成女的了吗?我就狠命捂着裤挡,死命挣,剪子尖扎得手都是窟窿,他们见了血才消点劲,死挣活挣算把小便保住了。耳朵可给他们拿者虎钳子拧得不像样,您看我这耳朵,您看,成烂饺子皮儿啦。我耳朵这样就是那时落下来的。还有那些以军宣队名义进厂的,实际上也是随便打人来的,拿出部队格斗那套,打得我实在受不了,一天我找个机会钻到保健站偷了几十片安眠葯喝了,不知我命大还是罪没受够,又被救过来。这叫“畏罪自杀”,罪上加罪,加倍挨打。当时最难受的刑罚是晚上不让睡觉,站着,还得弯腰低头;两条胳膊向后翅着,这么着,飞机式,哪儿一动就打哪儿。以后我还喝过敌敌畏,逃跑,都没成功。每一次都招来更凶的整治。身体也是打那时候垮下来的。我要告您这些,是因为我这口气到今天也没处出,这些人实在太残忍了。

我先前跟他们有的人有点小过节,上边说过了。可有的并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为嘛他们整我那么狠法?其实各人有各人的想法。当初我父亲和我二姨住一块,不和。一天父亲在家里拉闲话说在外边说话得注意点,别乱说,省得招事。二姨就写封匿名信,告我父亲诬蔑社会主义言论没自由。结果我父亲就被下放了。“文革”时又遣送到老家湖南。我去看过我父亲一次,胸口缝着“反革命”三个字在村里干活,也是自杀好几回都没成,甭提多惨了。您要看见他那样保管也得把脸扭过去。那时的祸,真不知打哪儿飞来的。“祸从天降”这句老话我算知道了。打我这些人有的是临时工,想借着“革命”闹一通转正;有的在车间干活,为的是不再当工人,到科室里当干部。没有个人的目的,就这么干法,我才不信呢!“文化大革命”不过给大伙一个机会,各奔各的目的挣罢了。一帮人往上挣,就得有一帮人垫背。我算其中一个垫背的,该着,命!

对了,他们整我,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当时那个革委会主任想拉起一帮支持他的人。我管生产算有实权的,他们想把我弄下去,叫他的人掌权。说我反革命,说我歪曲语录不过是个借口。干掉一拨人就能换一个班子。好多单位都是这样,人一换,结成死党,再变就很难了。为嘛历次运动整人的总在上边,有根呗,上边有人下边也有人。只要他今天不犯法,你拿它没词,干气,没辙。你要跟他顶着,他还能变着法儿整你治你。当然他不会再打你,他也不傻。可是再赶上“文革”这样的机会就很难说了。

比方我这样受迫害,到今天他们也没公开给我平反,平反等于结他们脸上抹黑。因为他们还在管事。再说怕我一平反,恢复工作,他们手里的权就得让出来。七三年以后,我松快多了。反正他们掌住了厂里各部门太权,不再拿我当眼中钉,不再说我反革命,叫我到车间干活。七五年我被派到宝坻县支农,帮农村建工厂。厂里有个老工人见咱人不错,不是歪嘎溜滑的人,我厂同去的人说我绳问题,他就把他闺女许给我。这闺女是个农业技术员,人老实到家。我们结婚了。回厂后没房子,我们就住仓库的一间传达室里。白天仓库管理员在那儿,晚上就归我们,不了点小屋。这时有人背后跟我老婆说坏话,说我是反革命,我爸爸也是反革命,还说你跟他一辈子,就背一辈子黑锅。我老婆是农村人,人说什么是什么,虽然城里的事一概不懂,反革命算嘛她当然明白。她就说我骗她,成天哭,成天跟我打架,我说嘛呢?说嘛她也不信,认准我是个反革命,剜心眼坑害她。我急了,跟她吵,吵着吵着也吵不下去,看她也怪可怜的,精神压力很大,就像我挨整时那样。我不说,她也不说话了,别扭憋在心里边。孩子生下来八个月,她忽然心脏病暴发死了。她原先没有心脏病,身子捧着呢,纯粹是别扭死的,真够冤的!是为了我死的!人死在厂里,厂里一分钱补助也不给,这就说我还是有问题是吧!孩子打八个月就归我带着。又当爹又当娘,我一个男人怎么会当娘呢,只得把孩子白天黑夜在托儿所一撂,直到孩子上小学我才结婚,家里总得有人照顾孩子吧。您算说着了,后娘总不如亲娘。我现在这个老婆再好,和孩子总是两拿着,这是我一块心病。这一辈子算是背上了。您说我招谁惹谁了呢?

我倒霉倒成这个样,可整我的那些人个个好好的。

当下人家当官的当官,管事的管事,升级提薪,活得有滋有味。另看他们干活抓生产没能耐,可跟农村生产队搞点歪的邪的都行,都肥了。

就看他们这些人吧——

在“文革”中整人的人,一个当了供销科长,一个当了人事科长,一个当了生产科长。这个生产科长就是打我最凶那个;人事科长就是看牛棚不给我水喝那个,早先干过一阵子财务,嘛能耐没有,一算帐头疼就哭,又调到政工管人事来了。瞧这帮靠整人起家的,个个神气、威风,头头呀。那个革委会主任又靠着这帮人保着,现在成了书记,人家还是行,大权在握。他有权,当然又能保着手下这帮人。哪能再用我,叫我上来他们不是栽面啦?

“文革”就是没能耐的整有能耐的。他们没能耐,不靠这机会,不把咱整下去,他们就上不来。“四人帮”离老百姓远着哩。实实在在害人的,还是各地方各单位这一帮人。可是把厂子交给他们干行吗?我们那么大一个厂子,如今该了一屁股债,连圆珠笔芯都发不出来了。要靠这帮人改革能改好?我死也不信。不信你又能怎么办?人家上有根下有人。我一赌气就打厂子里调出来。他们显然也乐意我快滚,我在他们眼里,不硌眼也是砂子。清查管个屁事,挨清的还只是一些没根儿的。有根儿的照样动不了他,换了门面照样行。现在不是说都朝前看吗,正合他们意。他们最不乐意提那段事。你一提,他反说你破坏安定团结。

谁他妈破坏谁。我家没了,老婆也死了,儿子有娘又没娘。我给整得身体虽然还团圆个儿,精神差多了。打闹“文革”到如今,已经四十大几。他整人的人倒活得有滋味,有职有权,有家有业,现在有权也有钱哪!我找谁去?

我想起曾经整我的两个人。有一个当过厂革委会常委,政工组长;还有一个当过车间主任,都为了强姦妇女判了刑。我想大概只有法律能管他们。拿别的都不成。他们都混油了,嘛政策都有空子钻,嘛运动他们都能混过关。所以开头我说,我就学法律。现在不是讲法制吗?咱学透了法律,拿着法律慢慢等着,只要他们犯上法,就拿法罩上他们。我不信这帮人犯不了法。嘛?您说他们灵,会躲着法办事?唉,您别说叫我泄气的话好不好?要不您出个主意,我使嘛法?只要能报复就成。

***弱者的依靠只有法律。那么,法律的依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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