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个人的十年》

第19章 说不清楚

作者:冯骥才

1966年 男  32岁

u市c县某中学语文教师

我天生有种上当受骗的素质——小时候就有过自杀的念头——祖祖辈辈留给我的两个字——喊着喊着真情绪来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大“菜单”——两个弟弟被我连累死了——这《家训》上依然没有一句话能说清楚

我是个悲剧性格,就是说性格决定我这个人必然走向悲剧,因为我天生有一种上当受骗的素质。更可悲的是,明明知道自己受骗了,还说不清楚,咋回事呢?因此我常常陷入痛苦,自己和自己找别扭。我恨我的性格,却又无法摆脱。为这个,我很小时候就有过自杀的念头。

小时候,一次,我看嫂子很辛苦,给她挑水。那时我多高?水桶上不是一个钩儿、两个环儿吗?我挑起来,水桶底将将就就不蹭地面。两桶水压得我膀子生疼,走起来趔趔趄趄;我必须穿过邻人家的堂屋才能到我嫂子房前。我摇摇晃晃走过那家时,他们大人就上来说:

“二兄弟真能干,还抓时候给我们挑水,快接着,接着……。”

说着提过水桶,把水倒进他们缸里。

我呢?傻站着。不好意思说:“我不是给你们挑的。”照我们地方的土话说,这叫面矮。可是,我心里明白——他们使这法子占我便宜。明白为什么不说呢?这话多平凡、多普通,怎么就说不出来呢?但我当时就是没这种语言。多少年后想起这事,我不恨他们,恨我自己。这就是那种上当受骗的素质吧!以后我在政治上吃亏,受挫折、委屈,也是缺少这么……这么一种概念,一种语言,一份脑子?究竟缺什么,我说不清楚。

这是我第一次上当,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说不清楚。

我们村头停辆独轮车,一边架一个筐,卖甜瓜。围了一些人买甜瓜吃,

甜瓜五分钱一个,我交了五分钱一张票子,买一个,站一边吃。正吃着,卖甜瓜的说:“小核桃(我小名叫小核桃),你吃瓜交钱了吗?”大概他没记住我交钱了。

我说我交了。卖甜瓜的指指钱盒子里的票于说:“哪张是你的。”

盒子里都是五分钱的票子,我看一张像我交的,就指着这张说:“这一张。”

不料旁边一个吃瓜的人说:“这是俺交的。”

我就懵了。一急,只觉得满盒子的钱都一个样儿,便随便又指一张说:“这张。”

要命的是,另一个买瓜的人说:“这是俺交的呀,中间还有个裂口,你这孩子咋瞎赖账呢。”

这时我就把自己放在诈骗人的位置上了。卖瓜的、买瓜的、吃瓜的,一起指责我,我说不出话来,好像我真的骗瓜吃,脸烧得慌。

有个同村的老婆子,人挺慈善,我叫她三奶奶。她说话了:“你这卖瓜的,咋不依不饶呢,谁家孩子不想吃个甜瓜?兴许大人不给钱,吃个瓜算啥,瞧你把人家孩子说的!”

这同情——更糟!反把我的“诈骗”肯定得更结实了,定案了。同情也糟蹋人呢。

当时我只觉得委屈,倒没想到名声什么的。过几年,一个邻居跟我母亲吵架,骂道:“你们这家人,吃甜瓜都不给钱。”我才知道自己一直背着这恶名。我气得原地直蹦,不住地一声声“呵、呵”地叫,就是说不清楚。急得我一头朝井台撞去,要不是嫂子一把抓住我那时就完了。这便是我前头说的,我小时候就有自杀的念头。就为了这个说不清楚。

再说一件事。

秋天里我背个筐从小河沟路过,看见水里忽悠悠打浑儿,知道水里有东西,便撂了筐,脱鞋下水一摸,是个螃蟹。小孩子治不住这家伙,一逮它就一夹我。这会儿赶车的李大头路过,我说:“有个磅蟹!”他说:“你别动,我来!”停了车,下水一抓就抓上来。他提着大活螃蟹笑呵呵说:“拿它下酒了!”上车就走了。

我当时什么也没想,也是没这个概念,没这种语言——“我发现的,应该是我的!”乡下孩子就这么简单,眼里没坏人,可是多少年后想起这事,我很生气,这不是欺侮一个孩子吗?我对李大头有了认识……可是总觉得这里边还有更深的东西,是啥东西?我还是说不清楚。但小孩子是不能骗的,你要是骗了他,等他长大一旦明白过来,你要付出代价的。这代价不见得是报复,而是你在他心里毁灭了。这比你死了还糟!

祖祖辈辈留给我灵魂里的东西太多也太少。找来找去只有两个字,但这两个字几乎把我的灵魂占满。它就是:忍和善。

什么是忍呢?忍字是心字上边一把刀。刀插你心上还不吭声,就是忍。善呢?祖辈说善是人的天性。

后来我发现:忍宇很顽固,直到今天我也扔不掉它。善,很软弱,有了变化,相反的东西从我身上冒出来了。我清楚地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那时我十几岁,跑到镇上去玩。空场上搭个大戏台,像要唱戏。下边卖炸豆腐的、串糖葫芦的、烤山芋的啥都有。后来机关单位成群结队地来,闹个拉歌,这边唱段《团结就是力量》,那边就唱段《嘿啦啦啦》。镇长一上台,气氛就变了。他头戴小毡帽,身穿小棉袍,讲话像喊,一句一弯腰。我忽然瞧见一边空地上埋着孤零零五根木桩子,旁边的告我说,这是预备枪毙人时绑人用的。我马上想到农村流传的一本书——《玉历宝钞》上边画的小鬼绑人的木桩子,把人绑上,再把舌头拉出来割掉——我心里就特别恐怖。

不会儿,大马车把罪犯运来。五花大绑,后背插着令箭形状的大签子,上头用墨笔写上名字,再用红笔点个点儿;也许是画条杠或打个十叉,看不清楚,只觉得血红血红的一块,头一次感到红色恐怖,后来文革搞红海洋叫我心里打激灵,那感觉就是从这时候埋下的。当把这些罪犯拉下车时,个个大白脸,眉毛眼睛出奇的黑,大概叫白脸比的。顿时吓得满场小孩子们乱跑,喊爹叫妈。也许这些犯人罪恶累累,该枪毙。可是我挺同情这些人,大概出于小孩子的善性。尤其一个上台控诉的小伙子解下皮带抽得他们个个满脸鲜血时,我更觉得他们可怜。但随着这小伙子一下下抽,全场响起一声声喊打,声音愈来愈大,愈齐,愈鼓动人心。拳头一齐向前挥,身子一齐向前倾,上千人都一个姿势。我不知不觉也跟着挥拳喊打,打!打!打!喊着喊着,真情绪来了,仇恨来了。一时热血沸腾,义愤填膺。

后来反胡风时,一搞大批判,我真恨胡风;听说胡风被抓起来,我又有点同情他。每次运动都这样,只要大批判,恨劲就来,都是真情绪;只要一斗人,又同情,总这么反反复复,你说这是咋回事,我说不很清楚。

我被打成右派的事,更难说清楚。这原因太简单,甚至太无聊。那时我上大学一年级。鸣放时,同学们揭发说有个工友人特别好,但后勤主任霸道,丢了东西说他偷的,一天这工友不见了,原来自杀了。学生闹着要给这工友开追悼会。我首先表示同意,一个好人被逼死,为他伸冤呗!其实我根本不认识这工友,他是我入学前一年自杀的,这是我的一种善性,或是一种见义勇为吧!但党小组不同意,意见发生分歧。没过些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工人阶级说话了!》,开始反右。就为这事,把我弄成个右派。对,就这么简单,无聊。可是它成了我几十年家破人亡的祸根、祸源。

我不想说当右派这二十多年肉体的苦。扛大麻袋,做苦工,挨揍,不算什么。精神折磨远比肉体折磨难受得多。比如说,我在校三年没有玩笑。没玩笑的生活是什么滋味,你尝过吗?人特别需要玩笑,没有玩笑,人的关系都处不好。在食堂大家排队买饭时,说说笑笑,插科打浑,你奚落奚落我,我奚落奚落你,多好!可是人家一看你右派,脸上的肌肉沉下来。有时我特别想奚落奚落别人,也特别想有别人奚落奚落我,但不行。没人敢这么对我,我也更不敢这么对人家。不被人奚落,反而是一个人失去自己权利,包括自尊心和尊严的表现,你能体会到吗?你说这痛苦有多深!

没人理我,我便爱上小说。小说里的人物可不管你是不是右派,你自言自语地奚落这些人物全没关系。那时的小说大多写好人好事,现在看就很浅薄了,可当时看还挺振奋人心。一天晚自习,我看小说入了迷,完全忘记自己是右派了。支部书记来了,他有事要对同学们传达,就忽然吼一嗓子:“右派分子全滚出去!”听他一吼,我才清醒自已是谁。我们几个右派学生赶紧退出教室,叽哩咕噜的,那份狼狈,那份慌张,那种对人的伤害……说到对人的伤害,这是现在的认识。当时并不觉得,好像自己天经地义就是右派,就是人下人,三等公民,慌慌张张滚出教室时,就像自己撵自己一样。

在我们这些右派学生之间,开始处得还好,同命相怜吧!但人们总伤害这些人,渐渐我们互相也不尊重了,甚至对自己也放松了。学习对对付付,穿戴邋邋遢遢,说话骂骂咧咧,都不在乎。我们打扫厕所,人家进来拉完尿完扬长而去,你就得给人家弄屎弄尿,还拿自己当回事儿?我特别能理解犯人之间为什么爱打架。

我不想说他们怎么折磨我,可我想问,我知道自己怎么狠起来的,但他们究竟都是怎么狠起来的,他们自己也知道吗?他们刚生下来总不会这么狠吧。我料他们说不清楚。

我有个内疚必须告诉你——

为了我这个右派,还搭上我两个弟弟。我们哥儿五个,死的这两个是三弟和四弟。先说我三弟。

我后悔本该把右派这事告诉他。我校打成右派那年放寒假回来过年,背着个右派心里不是滋味。你想,我家就出我这一个大学生,家里人待我分外的好,愈待我好,我就愈不敢告诉他们;憋不住时就偷偷告我弟弟了。我弟弟脾气很拗,又楞头楞脑,用我们地方的土话说,叫“恶冲”。他是县供销社的营业员。他听了后情绪不好,以后就总找茬跟领导打架。领导说:“我要也把你打成右派。”我弟弟说:“我不信。”这就抓他几句落后话,真的给他弄个右派。

他才十八岁呀。你现在找个十八岁的,啥样呀?比大人还灵。可那时十八岁跟小孩子差不多。一打他,他更上劲了。就跟另外几个也定成右派的年轻人闲话时说,咱没好了,弄条小船跑走吧。这几句话叫人告发了,给揪出来,天天跪在供销社的桌上大伙斗,脑袋上顶个大灯泡烤得哗哗流汗。后来叫公安局五花大绑捆走了,说他“投敌叛国罪”。啥罪?小孩子们扯淡呗!那小船跑到渤海里,一个浪头咋还不掀翻了?再说汪洋大侮,他们知道往哪儿跑?说说泄气吧。

我一想三弟被五花大绑捆走时那形象,就特别受不了。虽然我根本役看见这一幕,但我能想象出当时那形象。我很明白,就是因为我把右派的事告诉他,才糟蹋了他!直到他死,我也没见他一面。

六0年,我被分配到县里一所小学教书。那时三弟正关在监狱里,还没判刑。我不能去看他,我是右派,他是反革命,见了面更糟,互相都会罪加一等。一天母亲闹牙,我接她到县医院治牙,在县城正吃午饭当口,忽然一位本家叔叔从村里骑自行车赶来说:

“你弟弟回来了。”

我心里一亮,这可是好事呀,放回来了。我母亲却突然脸色剧地变了,说:“死了,快回去!”她可真不简单,一个农村老太婆昨有这种判断力?我当时还疑惑着,给了本家叔叔几角钱,半斤粮票谢谢他,这在那时也就很可以了。先把我母亲送上火车,回校请了假,也赶紧往家赶。到了家……兄弟的尸体停在床板上。脑袋像个小骷髅,认了几眼,才认出他的模样……

听说他是早晨九点钟,给监狱用驴车运回来的。上边盖条破被子,下边垫些稻草,两脚露在外边。身上大棉裤原本是母亲特意给他做的,往上齐胸口,往下盖脚面,,特别长;棉花一层层絮得挺厚,怕他冻着。可是棉裤叫人换了,竟是条小孩棉裤!底下露半截小腿,又抻不上去,露着屁股,三九天,咋不冻死。据说抬进家时还有口气,我弟妹说:“你有啥事,跟家里人说说。”喂他口热水,可他水没咽下去,就咽气了。

我母亲告我,她按了按我兄弟肚子,里头竟是脊梁骨,硬的。那么肠子、胃、肚于里那些东西都到哪儿去了呢?破毛衣上沾些高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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