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个人的十年》

第21章 六十三号的两女人

作者:冯骥才

六八年,“文革”清队期间,中国北方某大城市一座赫赫有名的大工厂,建造起一所纳粹集中营式的非法监狱,号称63号。许许多多知识分子和干部在里边受到惨无人道的迫害。十年后,粉碎“四人帮”不久,它曾经一度被揭露出来,并举办展览,昭示给世人。其稀世罕见的酷刑、残忍暴虐的程度,森严绝密的组织手段,惊骇一时。如今这展览早已撤除,遗址也荡然无存,当笔者走访当年63号的侥幸生还的幸存者时,仍不敢相信这是仅仅十几年前中华大地发生的事实。一个号称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它疯狂起来竟然胜过史前期的野蛮。而这些幸存者回首往事,余悸犹在。心灵的伤口依然流血并暴露在外。

笔者在披露此中两个女人的经历之前,先将另一些亲身经历者对63号介绍的口述实录如下;以使读者对63号有个大概的了解。

甲:“它的原址是我厂的老仪表车间,后来改做仓库使用,是个大筒房,像个戏院,约模二百平方米。六八年春天,厂专案组把它做为牛棚往里边关人,就叫瓦工木工断成许多小间牢房,大小六七平方米一间。窗户全钉死,玻璃用油漆油死,靠外的装上铁栏,靠里的只留一块硬币大的玻璃,外贴小纸帘,做为监视孔。”

乙:“为什么叫63号呢?它的内线电话是63号。”

丙:“63号有严密的制度。人之间不准互相称呼名字,只能叫‘这个’或‘那个’。走路必须低头,不准往别处看。我在里边关了一年多,很多人关在里边我根本不知道。特别是紧靠南的一间屋子关着是谁,至今也没人能说清。有个工程师,夫妇俩分别都关在63号里,工程师死了一年多,他老婆还托人给他送火柴呢。”

甲:“63号的看守们分三班倒,一班七八个人,总共二三十人。关在里边的前前后后有一百多人。大案有两个,一个是‘裴多菲俱乐部’,涉及的人都是厂里的工程师和专家们。另一个叫‘三党’,都是党员领导干部。所谓‘三党’,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是厂革委会那些人为了排除党内异己罗织出来的罪名。这两种人挨整挨得最凶。”

丙:“我看过不少演法西斯集中营的电影,我敢说63号比法西斯还法西斯。有的刑罚法西斯也没有。比如一种‘旱鸭凫水’,是叫人趴在地上,用铁刷子刷脚心,又疼又痒,受不了呀,胳膊腿一动,很像鸭子凫水,所以叫‘旱鸭凫水’。还有一种‘肛门吸烟’,拿根烟点着立在地上,叫人脱下裤子,把肛门对准烟头坐进去。有位高级工程师是搞锅炉专业的,他是如今唯一活着的带残的人,出来后一直住在医院。本来我们想请你去采访他,但医生不肯。他十个指头都钉过大头钉,肋条全给踩断了……。”

丁:“我因为出身好,三辈红,整了我一段时间后,叫我在63号负责买饭送饭,倒屎倒尿,帮忙守夜。每天早晨把一个油漆桶放在过道,叫他们一个个来上厕所。可刚坐在尿桶上,看守就喊:‘起来!’大使只给两分钟。63号里臭虫多得吓人,有个人咬得睡不着,我一次帮他就逮了一百多个臭虫。但63号不准灭臭虫,臭虫也是他们折磨人的天然工具。”

丙:“有个小伙子挺冤,他是个工人,为了要住房跟革委会主任吵起来,被弄进63号。他脾气很暴,把他一顿死揍打到铺底下,他还是不服,就用铁丝捆在椅子上,拿钢钎子绞紧,铁丝一直煞到肉里。直到现在洗澡时还能看到他腿上给铁丝勒过的很深的道儿。那些看守还用小木棍敲他的生殖器,打得哗哗流血,留下后遗症,没有性,打坏了……工人都这么打,更甭提那些知识分子了。”

甲:“一天二十四小时,他们想什么时候用刑,就拉出一个人来,整得鬼哭狼嚎。他们怕外边的人听见声音,就放唱片。有架老式手摇留声机,总是那块唱片,样板戏《红灯记》铁梅唱的那段。只要铁梅一唱,不知谁又受刑了。现在又兴唱样板戏了,我一听耳朵就响起那些惨叫。”

丙:“他们叫电工把220v电压改成24v,怕人受不住自杀。灯泡外边全装上防爆罩,屋里任什么东西都没有。可是人要是真想死总能想出办法来,有个解放前在东沽跑船卖小鱼的,说他是海匪,整他整得很惨。他居然在地上捡到根大铁钉子,用垫床腿的砖头,把钉子砸进自己的脑袋里。”

丁:“还有位工程师,七十多岁,给弄到外边冻了一天一夜病倒,昏迷不醒。看守们穿上白大褂定进他的屋于,说自己是被请来的医生。两个人把他举起来在空中飞快旋转,说是请他‘坐飞机’,问他‘美不美?’。再把他扔在地上‘做按摩’就是用脚乱踩……有一次,看守叫那些被整的人斗他,这叫‘老黑斗老黑’。我亲眼瞅着他一条胳膊啷当着,像假的,样子很怪。这人后来神经有点不正常,屋里有屎有尿,极臭。看守叫我给他洗个操,满身全是黑泥痂!我这才发现,他那条胳膊原来是脱臼了。也没人给他治,一直到死胳膊都是啷当着……。”

甲:“63号对外是绝对封锁消息的。从那里边出来的人都被打怕了,谁敢说?说了就会再抓回去加倍挨整。在外边的人,路过63号都远远躲着走。有个人蹲在附近系鞋带,犯了嫌疑,就被抓进去好打一顿。在我们这个二千人的大工厂中,63号是个可怕的谜,神秘的地狱,吃人的魔窟。”

甲:“63号关人关得最多的时候,放不下了,他们在厂里又找到一个小仓库,准备搞个分号。叫来瓦工把这仓库也断成一个个小间牢房,都是双人床大小。一面六间,一面八间,后来他们发现瓦工们一边干活一边窃窃私语,他们怕事情闹得过大,建好后一直没有使用。”

63号整死人的消息陆续传到北京,七0年六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和市革委会主任来到这个厂,说是视察“抓革命,促生产”各项工作。他们一定,63号开始悄悄放人。随后将这座历时两年残害无数无辜的魔窟,以清除旧厂房的名义拆除,夷为平地。魔窟除掉,魔影犹存。整人的凶手们长期通遥法外,做官的做官,升官的升官,这不过是变相的销赃灭迹罢了。63号的铁栏杆化为无形,更深地禁锢着人们的心。直到文革结束,受难者平反昭雪,63号的主谋才被逮捕法办。但是法律只能惩罚罪恶,却不能医治受害的心灵。

笔者这一判断,是从采写这两个女人的自述经历后的感受得来的。可惜文字是无声的,无法传递出她们诉说这段往事时,那令人凄楚含血含泪的心音。但究竟什么样的遭遇,过了二十年再回述时,依然如此激荡不平,有如控诉一般?

她俩,一个是死难者的妻子,一个是从63号逃生出来的经受过残暴的本人。

生死两茫茫

1968年48岁女k市k区无职业妇女

你别担心,我能说,那么凶的事情都经受过了,说一遍总能受得住。听说你来,昨天我把怎么说都缕好了,想了一夜,可现在又全乱了,可能会东一句西一句……我又有点犯心跳了。

我爷爷是郑孝胥,溥仪的老师,这你在《末代皇帝》里都看到了。我爷爷他一直跟着皇上,对家里的事很糊涂。我们这种家,有什么事是不跟孩子们说的,所以“文革”时追问我祖父祖母的事时,我怎么也说不清。

我丈夫老刘是机械工程师。从北洋大学机械系毕业后始终做技术工作,可是他出身也不好,他父亲是北洋海军总长刘冠雄,旧官僚,这就注定我们是挨整重点。

“四清”时老刘就被关起来,后来说“洗澡下楼”没事了,紧接着“文革”就来了。来得太猛太凶,完全没有准备。突然一天,老刘厂里的工人红卫兵闯进我家,好多人拿着大洋镐,把屋里的花砖地、门外的台阶连屋顶全刨了。还拿刀把沙发全捅破,说找武器。我家床板上有两个洞,是家里的旧床,从来没想过这两个洞哪来的,他们说是子弹打的枪眼儿,向我要枪,要子弹,真吓死人了。不知老刘犯了什么事,晚上老刘回来了,满屋子乱七八糟。他安慰我说:“很多人家都抄了,别怕。”我的心才定下来。我一辈子没做过事。我们两家是世交,从小青梅竹马,二十二岁时嫁给他;一直跟着他;只有他在身边,我心里才稳当。

第二天他们又来了,又抄。我家住在“新村”,住的大多是厂里的工程师们,他们就把我们召集起来,弄去游街批斗。叫我们脖子上挂个簸箕或小锅小盆,拿棍敲,一边说:“我是牛鬼蛇神!”还把党委书记弄来,糊个大红纸伞,上边贴着我们的名字,叫他举着。意思是我们是他大红伞下保护的牛鬼蛇神。突如其来的,人全懵了,也没面子可讲了,就这么难看地在大街上走。

我家一连给抄了五次,整个抽屉的东西,多少年存的好东西,还有老刘的书,技术材料,日记,全给弄走了。老刘喜欢照像,照片特别多。所以抄完之后,满地都是碎照片。那些没抄家的子女都围在外边往里看。我的脑袋木了,一听声音就害怕。随后我们就给赶出“新村”。来辆马车,叫我们带上吃饭必需用的锅饭瓢盆和被褥桌椅上了车。镜子不许拿,说是“照妖镜”,被赶到一片水中间的简易房子前,可是那里的街道代表出来说,他们不要牛鬼蛇神,嫌我们脏。但他们把我们又拉下来批斗一番,再赶上马车,最后塞进一所破楼,名叫“垃圾大楼”,住在一间十来平方米小屋里。厂里每天都来人审讯。他们真有办法,居然在t市老刘哥哥家翻出一套他父亲做海军总长时穿的旧制服,还有旧军官照片,说老刘“企图变天”。都是什么年头了,老刘就是想变天,也不能穿这套清朝衣服上台呀。他们还逼我给溥仪写信,找他要旧照片,好拿这照片说明我们想恢复旧王朝,多亏溥仪回信说他没有这种旧片了,要不我们更倒霉了。他们就这么搞,想什么样儿就要搞成什么样儿。糊里糊涂的,觉得没活路了。可搞了一阵子,正提心吊胆的时候,又说问题搞完了。老刘的手表也发还给他。刚轻松几天,又反过来说老刘组织“裴多菲俱乐部”。

我不知道裴多菲是谁,我说裴多菲是外国名字,我家没见过这个人呀。后来才知道这是指反革命组织,搞政变。一下子心又提到嗓子眼儿上。

我和老刘是解放前到这厂子来的。那时这里很荒凉。我们这种技术人工资很高,没处花,经常凑一起玩玩。老刘好客,爱照像,滑冰,打网球,是个玩将;我爱唱戏,我俩又没有孩子,房子宽敞,那些工程师们差不多都住在“新村”常常到我家聚会,多少年一直这样,直到“四清”以前。“四清”一开始,大家就没心气儿玩了。可“新村”有个人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文革”一来他怕极了,就写张大字报说我们搞“裴多菲俱乐部”。这可是个不得了的大问题,从头整。

老刘害怕了,他这人胆子很小,总哭,哭得青光眼发作了。我一直拿他当“定心丸”,看他这样儿,我想我应该做他的“定心丸”了,就说:

“咱就像牲口,打倒了,还会再站起来。咱们不就在一块玩玩吗,又没做坏事儿,怕什么。”

其实我更怕,怕极了。总觉得比开始抄家那次可怕得多。那次是拿大棒子胡打,碰巧打上谁,谁死;碰不上没事儿,这—次是看准谁非弄死不可。我巴望这时最好有一个人闯进屋,一枪把我们痛痛快快全打死多好。

七月三日晚上,那天特别热,我和老刘乘凉刚回屋,一大堆人进来命令我俩坐到街对面去,互相不准说话。只听他们在屋里又抄又砸,,声音吓人极了,然后叫老刘跟他们走。

老刘忽然拉着我的手哇地哭起来,哭得特别难过,眼泪把我的手都弄湿了。哭着哭着他又怕我难过,就对我说:

“你放心,我们没什么事,弄清楚就回来,你要相信政策。”

我手里有把折扇,上边是我用毛笔写的毛主席的词《咏梅》。他说:

“你就把它给我吧!”

奇怪,怎么这会儿又来要我写的折扇?其实他当时心里有数,他明白自己是不可能回来了。我给他折扇时,他握了握我的手,握得好使劲——这是他用心握的。谁想到这次握手,竞成了永久的诀别!

他走了,我发征,发傻。那些人问我,

“你到哪儿去?”“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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