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个人的十年》

第22章 没有情节的人

作者:冯骥才

1966年28岁 男

s市某科学院科研人员

一下子打懵了——买了一套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精心地塑造自已,不做罪人,也不做红人——郑板桥的四个宇“难得糊涂”——这次叫作有惊无险——一种很荒诞的感觉

我的经历很平淡,没有大喜大悲,gāo cháo低潮。你写东西需要情节,可是我几乎没有什么情节。但我找你,是有满肚话要说——这没情节,是我自己制造的。就像有些小说或电影,故意没什么情节。可一个人在“文革”大风浪里,要使自己没任何情节,谈何容易?这需要很清醒、很精心的设计。我先说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是贫农出身,解放后受重视,从中学到大学享受免费助学金,理所当然入了团,什么都好,一片艳阳天,很幸福。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成长得快,一路顺风,对以后政治的变化根本没估计,轻松,随便,甚至比较放肆。

五七年开始出毛病了。我说放肆吧,鸣放时什么都敢讲。别人不敢讲的我讲。马上,我担任的校刊主任被撤,批判,斗争,检查。说我忘本,变质,右派言论。多亏班主任人好,非说要挽救我,才没定为右派,可是内定右派,团组织给了严重警告处分,晴天打雷,当头一棒子,一下把我打懵了。我们这代人,经过五七年,性格就来个大扭曲。原先开朗轻松,一下就变了,有人变精了,有人变闷了,九十度大转弯。我这个人还算清醒,意识到人家从此就看不上我了,可是我还想干点事怎么办?开始苦苦寻找一条可行的路。我如果只想为自己,并不太难,放弃理想,志愿,随波逐流平平庸庸一辈子下去就是了。难就难在你并不想为自己,还想为国家。

五七年后,我被下放到农村一段时间劳动改造。我是农民的儿子,干活不比任何人差,于活是我的家传。可是我一钻业务就麻烦。农闲时我看外语书,麻烦了。马上抓住我,说我学外国话,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白专;拔白旗,拔了我好几次。但我总不能像那些人,睡懒觉,没事瞎吹牛,混日子反而落得平安无事吧!怎么办?我是一次比一次愈挨批愈清醒。我灵机一动,买了一套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看。大队书记说:“你怎么又看这资本主义的玩意儿?”我说:“你看,这不是资本主义,是英文版的毛主席著作。”书记没话了,他怎么能禁止我看毛主席著作呀。这一下,我胜利了。索性买了英文版全部马列著作、《北京周报》、《中国建设》等等许多书,练习英语。这个胜利使我发现了一条绝妙的道路:在夹缝里求生存。石头缝里也可以活,当然要看我能不能找到这缝儿了。

我在农村改造一阶段后,回到学校继续学习。我是学植物专业的,学校有位教师过去在美国搞除草剂,就是不用人工锄草拔草,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我生在农村,深知祖祖辈辈在农田那种原始的劳动方式的艰辛。我决心要在中国搞除草剂,推广化学除草,把农民从田地里解放出来。可是中国的生态、土壤、气候、杂草的种类分布与外国不同,必须花费很大心血做调查和科研,甚至用一生来干。这目标在我心里牢牢地确定了。

可是,从学校出来分配到农科院,从“四清”到“文革”,我看透了——中国没有真正搞科学的地方,处处,人人都搞政治。但不是政治家,是小政客们,政治小应声虫们。又不是真正搞政治,而是搞整人,互相整。今天你上来我下去,明天我上去你下来。整成一团团,谁也解不开,愈整愈带劲。要想完成自己的志愿,就必须像当年学外语那样,想个绝法子。我对自己作了分析:我出身好,不会成为挨整的重点;可我犯过错误,也不会成为红人。好了,我就把握住这点——不做罪人,也不做红人。成了罪人什么也不能干,成了红人一样什么也干不成。我又想,我有两个好条件,一是我搞植物专业,可以躲到农村去;一是我出身农村,农民生活对我毫无难处,去农村等于回老家。于是我向院里提出,说我要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扎根农村,把科学实验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同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认真改造思想。这提法很时髦,我又把话说得很诚恳的样子,马上被院里批准了。

十几年来,我一直在下边。s市周围农村几乎叫我跑遍了。二百五十多种杂草都象长在我心里。在植保站搞出除草剂就拿到农田试验,一有成效就推广。院里搞“文革”,两派斗,开会,我尽量躲着不去。我有办法,逢到院里叫我去开会,参加运动,我就请公社或县里出面替我请假。我和农村的关系好,搞除草剂对他们确实有很大帮助,他们肯为我请假。我到处搞试验田、开现场会,故意把每天时间都排得满满的。院里一来电话叫我去参加运动,这边农村干部就在电话里喊:“不行,我们贫下中农现在正用着他呢!”就替我拦了。我做得也十分小心,天天干什么都有记录,十年里记了整整十大本,防备人家查呀。一次院里搞政治清查,派人到我所在的县里调查我的现实表现。县里就说我这个人如何如何好,如何脱胎换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如何不怕吃苦,狠斗私字,学习毛主席著作,编一大套。农村干部也很精明,完全知道用哪些话就能把这些来找茬的人唬弄走。然后又把我写得密由麻麻的《工作日记》往桌上一摆,院里的人无话可说。这样,既躲过运动又干了业务。农村是我一张大政治保护伞,没有这伞我什么也做不成,当然,为了这伞我必须加倍努力为他们干,可是这正是我要干的呀,我这是一举两得。你说我做得妙不妙?

一个人的时间有限,生命和事业都经不起挫折,必须善于保护自己。我很清醒,总不去开会也会遭到院里反感,万一惹恼他们也很麻烦。有些重要的会,比加传达中央文件呀,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呀,大会或重要的会呀,我准去。分寸要掌握得合适。有时回城时,就到单位个别关系不错的同志家里串门,摸摸情况,政治上的大情况必须要心里有数,没数也要出问题。有时你不找它,它还找你呢!关键是不能陷进去。非要写大宇报表态时,决不能提具体人名;对人事问题要装糊涂。叫我揭发,我就说:“我和谁都不接近,不知道问题怎么揭呢?”两派对立时,有人拉我加入一派,我说:“我糊里糊涂的,弄不好成不了事,反绘你们坏事。”这也躲过去了。我尽量把自己搞成一个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人,开会时从来都坐在墙旮旯很少和人谈话,甚至很少用眼睛看人,你看人一眼,人家就会注意你。叫别人忘掉我才好。我给人的印象确实是胆小怕事,糊里糊涂,政治上无所作为,正好!这也正是我精心设计,自我塑造的形象。郑板桥有四个字:难得糊涂。当然这是一种表面的装傻卖呆。可是不少人看上去不糊涂,很精神,搞起运动来拼命表现自己。但从中国的政治看,这不过一时出出风头而巳。你爬上去,别人就盯住你了。赶到政治上风向一变,必然想法把你打下来,最有力的打法是借用政治罪名。碰上一下,就不得了,好像车祸,伤筋动骨,几年里缓不过来。人生很短,有三次两次一辈子就报废了,最后一事无成。

尽管我很清醒,很谨慎,也出过一次事。七五年,市里农办的头头忽然说,松根松土是农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提出来的,是无产阶级治田方针,现在有人搬用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对抗,主张懒汉种地,不锄草,不耘土,查查谁搞的?查来查去查到我身上。这就是我前边说的,你不找它,它找你。吓得我几夜睡不着觉,心想这回该完了。多亏县里出面说,除草剂是工人阶级制造出来的,虽然不锄草,可是使用除草剂后地里没草了,产量非常高,我们贫下中农欢迎!市里派下人来一看,果然如此,这才不了了之。这是我十年中唯一碰上一次大麻烦。可有惊无险,也算不上一个“情节”吧!

现在有人说,我是最幸运的一位科学家。“文革”中没挨整,也没中断业务。现在赶上好时候,走运。这是从外部看我,并不理解我的内心。七九年我国科学回到正轨,我跑到国外一看,吓一跳,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多远!我国80%人口拴在田地里,搞农业科研的人数少得可怜。很多地区还是靠天、靠经验、靠原始的生产方式种田。而西方发达国家农业人口只占8%到5%,剩下的人去搞科研技术,搞艺术,受教育。从我的专业眼光看,我国现在耕地是十六亿亩,算上有些地区一年两产,差不多二十一亿亩。一年锄三次草,需要三个人工,全国每年人工锄草需要六十亿人工,每个工按五块钱算,就是一百八十亿元。这是多大一笔财富,这笔巨大财富的浪费难道不压在我们科研人员心上?

可是,“文革”中有几个科研人员顺顺当当过来的?除去当时国防任务保护了一批科学家,在社会上的几乎都成了攻击目标。有的一蹶不振,沉沦下去;有的中断业务多年,信息闭塞,现在接都接不上气了。我承认我是“幸运儿”,但这不是命运之神对我的特别恩赐,而是我汲取了五十年代的政治教训后所精心设计的一条人生道路。尽管我没跌跤,还算一个“成功者”,但一个想为国家做事的知识分子,被迫琢磨出这样一条路来有多可悲!我必须扭曲自己,必须装傻装无能、装糊涂,叫人家看不上我,对我没兴趣才行。天天打磨自己的性格棱角,恨不得把自己藏在自己的影子里。没情节,拿你写小说来说,就是没gāo cháo,没起伏,没有任何变化。这样的生活很乏味,很压抑。有时觉得没有自己,好像自己被一种强有力的东西消化了:事业成了,自己却消失了。你尝过“没有自己”的滋味吗?这是种很深刻的内心的苦味。但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把事情干下去,否则就会被卷进去,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一辈子对社会对国家毫无贡献,岂不更可悲!为什么我们想为国家做点事,这么难被理解,总是处在这种可怜巴巴的境地?国家呵,我对它的感觉很奇怪。一会儿觉得它很具体,很神圣;一会儿觉得它很空,很无情……一次,我还有种非常荒诞的感觉,觉得国家被一小块一小块切得很碎,掌握在一层层很多人手里,你和它有距离。你说是吗?这又是为什么?

***在封建传统中,国家的主宰者就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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