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个人的十年》

第23章 我不愿意承认是牺牲品

作者:冯骥才

1967年32岁 男

t市某电车公司工人

我是头一批起来造反的——“电车红旗”手下重兵三千——闻名全国的六0九大武斗——江青一闹,大联筹趴蛋了——凭白无故被判无期徒刑——咱是用自己两条腿走出监狱的——你把毛主席叫来,他也说不清。

我给你写信,是拿块砖砍你一下,看你敢不敢写我。

十年来写“文革”的作品不少,不知为嘛,总透着“假”气,不叫人信服。造反派一出现,就一帮打手,五大三粗,惨无人道,勾上脸谱啦,使我们这些屈死鬼啼笑皆非,嗤之以鼻,我们好像验收过的猪肉,屁股上盖个戳,撂在案板上,谁想吃哪块就切一块。

我为嘛造反?当然事出有因。

我一九三五年生,往上倒八辈,出身没问题。十四岁时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学没上完进缝纫社当小工子。“三五反”时,站在党这边,限资本家残酷斗争过。资本家蔫坏,等“三五反”一完,他说买卖亏本要倒闭,把我轰出来,人家买卖还接着干,我可失业了,就进电车公司卖票,一个月一百二十九斤小米,蛮不错。那时进电车公司并不难,开车的能举起个墩子就成,卖票的会算个加减法就要;厂里的老工人没文化,我们进去是一帮年轻秀才,马上起来了。组织上重点培养,我能写,当上《工人日报》的特约通讯员。一看报社发的稿纸上边印着的两句话“反映群众呼声,做好工人喉舌”,就叫我冒热气儿。当时工人很苦,领导的人头杂,净干缺德事儿,我就揭,替工人们说话。自以为对党一片忠心,谁知这叫“哪壶不开提哪壶”,成了电车公司一根刺,人家早想拿掉咱,我的自我感觉还挺不错。

五七年整风运动一来,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宇报上净是谁谁偷东西搞女人乱七八糟的话,我心想,不是帮助党整风吗?净弄这些闲事儿干嘛,就写张大字报说“鸣放是鸣放,别忘了主席说的原则六项”。谁知一下子把祸水引到身上来了。说我向党放暗箭,说就因为我这张大字报,多少反革命没暴露出来,天天开会斗我。工人里不扣右派,给我来个劳动教养缓刑二年,留厂察看。这就叫人家拿下来了。我当时想不通,后来“文革”进监狱,里边关个财贸部的干部对我说:“整风是大面上的。内部叫引蛇出洞,你这张大字报,不是把蛇洞都墙上了?不整你整谁。”我才明白,明白也晚了。

打那时候起,咱学乖了。心想,打住,认头干活,别给爹妈惹事儿。

“文革”一来,更凶。红卫兵拥天覆地,我亲眼瞅见五大道上,把人活活打死。工人中间搞起政治大讨论,我有了前边的经验,心想这么大运动,势头又这么凶,弄不好撞在车头上。咱嘴一贴封条,不说。可是讨论会上必须发言,文化大革命触及每个人灵魂,不说话就是拒绝触及。我最后一个发言,说嘛呢?咱就背《十六条》,什么“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嘛的,咱没自己的话,照本背诵,全是你的话还不成?

好嘛,也不行。第二天,满院子大宇报,说我又向党进攻了,把我关进牛棚。完了,死活一样价了。外边红卫兵没法管了,世界末日到了,等死了。

这一套全是厂里官办“文革”小组搞的。可没多久,上边风云突变,说各单位“文革”小组执行的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的为了保党内走资派,转移斗争大方向,把矛头指向群众,打击一大片。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说:“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一下子各单位都起来造官办“文革”和当权派的反。实际上,“文革”就是想把刘少奇弄倒,可各级党的干部都是刘少奇线上的,不把这些干部打倒,刘少奇倒不了,才发动群众造反。咱那时哪懂上边这些乱七八糟,一想,对呀,的确是群众受压呀!反吧!我一口气写了十七张大字报,把我的过程原原本本端出来,问我的罪究竟在哪儿?我是厂里最早造反的几个,当时厂“文革”小组还没垮,叫纠察队把我抓起来。有个人跑出去,找来大学红卫兵救我出来,这一冲击,厂“文革”垮了,我想,干吧!我给挤到死角里,不能再等着人摆弄。造反有理,咱有理呀!

这里,又说到现在那些写“文革”的文艺作品,一写造反派就是“文革”打手,不知这些作家那时是不是在娘怀里吃奶?“文革”开始时,抄家打人的都是各单位“文革”干的。最初起来造反的都是受压的人。要不哪来的那么大反劲儿?

“文革”开始时没有“造反”这个词儿。造反是指反革命翻天。“造反”是打毛主席那儿兴起来的。你还记得毛主席那张照片吗?胳膊上套个写着“造反”两个字的大红袖章。开头,闹红卫兵时,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胳膊上戴的是“红卫兵”红袖章。等到毛主席换上“造反”袖章,就是反“资反”路线了。工人才起来杀向社会,是不是这过程?咱总得尊重历史吧!

毛主席是红司令嘛,毛主席指向哪里咱打向哪里,没他指挥咱小草民敢造反?我们那时真是一颗红心,真玩命了,天天夜里上街贴大字报,没人发奖金,给夜班费。死也跟定毛主席了!

可是我们这些受压的人一起来,整人的那些人一变,也成立造反组织,对立情绪就出来了,形成誓不两立的两派。谁都说自己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都骂对方打着红旗反红旗,往后各种人都掺和进去,就愈打愈乱。你写“文革”,要是不如实反映这历史过程,就不真实,谁服?

我是全市最早造反的四大组织之一。起名叫“电车红旗”。我手下三千人。工人一起来,红卫兵小孩们就差多了。社会看我们的了。当时,造反组织替“文革”初期受压的人说话,反“资反”路线,得人心。保皇的不吃香,可谁都怕自己一派被压垮,就非把对立面压垮不可,这就愈打愈凶,全面干起来。一对着干起来,心也就不那么纯了。说实话,我这时心里也害怕,事情愈闹愈大,自己知道后期要算账的;眼前又一团乱,看不出头绪,总觉得有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把自己往死道上推。我巳是势如骑虎,退下来更没好,必须硬着头皮干,也就必须有实力,有实力就没人敢摸你。不单是我,社会上的造反组织都是这个心理,各拉各的势力,各树各的山头,很快地就不分行业系统,搞起横向联合的大组织。

我有个最要好的朋友,打小吃喝不分,我就对他说:“往后咱各走各的道儿,分道扬镳,你再跟我走动,早晚吃瓜酪儿。”这样,死活就我一个人了,于成嘛样都我自己兜着。但我必须步步为营,脚要踩实,干事得稳。有个“工矿造反总部”跟我们同观点,我一模,他们人头杂,便甩开他们,派人到各大造反组织摸底,搞队伍整齐的,总共五十二个组织,成立起一个“反复辟联络站”。实力雄厚,在全市数一数二。我坐阵总部,白天黑夜连轴转。今天这儿打起来,调人增援;明天那儿出事,出面处理。还得派人蹲在北京摸信息,摸“中央首长”最新讲话。咱不能蒙着眼瞎干,要不死都不知怎么死的。

上海“一月风暴”后,各地掀起夺权gāo cháo。中央派个大人物来成立“市夺权筹备领导小组”,打算夺权后就成立革命委员会,建立红色政权。这位大人物头次召集各群众组织开会时就点名叫我们“电车红旗”和另外两个大学红卫兵组织开门整风。这意味着要把我们从红色政权里甩出去。甩出去就等着挨整。我说:“你刚来这里,就削我们山头,不行!”另一个同观点的造反组织头头说:“你要这么干,明天我们就把整个城市糊成个大纸篓!”这大人物一拍桌子说:“谁要是把今天的会泄露出来,后果就由他负!”这会闹得不欢而散。

我们一想,革委会里没我们就全完了,反他!第二天就贴出大字报反他,跟手把同观点的组织全拉在一起,成立一个“大联合筹备委员会”(以后简称“大联筹”),硬碰硬对头干。那个大人物原打算三个月完成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我们非叫他成立不起来。夺权筹备小组用军队支持他们看中的一派,我们一派是在野派,一帮草民,压力就相当大。我们想了,压力最大时,以城市中间的大河为界,拉队伍过河,一南一北拼了。那时不是传说,毛主席已经准备好,不行就回并冈山打游击吗?两派大斗争就此开始,大武斗事件连成串了。gāo cháo是闻名全国的“六0九”事件。

六0九是军工厂,厂里掌权的造反组织是我们的对立面。事情起因是,我们“大联筹”内的工学院红卫兵组织的一支文艺宣传队,打六0九厂门口路过时,互相喊口号,对骂,动手,叫他们全抓进去。大联筹备组织得信纷纷派队伍去抢人。人没抢出来,机车车辆厂造反组织的头头也被扣了。我是第二天到达现场的,一看,好大的阵势,六0九厂已经给我们团团围住。我们临时作战指挥部也戮起来,作战部长、后勤部长、宣传部长、联络部长等等全都安排好官儿了。我说,六0九厂是军工厂,我们一打就算冲击军工厂,这是对立面拴的套儿,不能往套儿里钻。我定了几条:第一,把住四郊通往市区桥头道口,不准农民造反组织进城,扩大事态。第二,只围,不打。第三,保持人力优势。这时六0九已经从外边往里调人,数一数他们调多少人。一数,开进去五车人,二百,好,咱调四百人围它!他们调八百人,好,咱调二千人,再围它!六0九后墙外是津浦线,他们想从铁路线往里增援人,我们就封锁住铁路,把局面控制住,逼他们放人!

晚上,我们大港一支造反队出了事。黑灯瞎火看不清,误把自己人当成对方,捅死一个。可大港的人向指挥部报告时说了瞎话,说是对立面捅死我们一个战士。顿时群情激奋,成千上万的人喊叫着要为死难的战友讨还血债,武斗控制不住了,两边交上火,墙里墙外乱扔石头土块硫酸瓶子,队伍不断赶来支援,推土机也开上来。六0九的气氛相当凶了。

六0九厂旁边有个制铣厂,也是他们的据点。当夜指挥部决定,佯攻六0九,实攻制铣厂,先拔掉制铣厂这个据点。可我们的人一去,他们的人全跑光了,我们反过身就攻打六0九。

自打江青说“文攻武卫”,武斗就合法化,步步升级,变成真正的战争了。在六0九侧门,对方使两辆推土机在前边开道,人在后边往外冲,推土机挡板前装着硫酸,我们的人一靠前,车上的人一踩开关,硫酸就喷出来,我们很多人给硫酸侥得肉都烂了,打红眼了。我们想个策略,他们车一来,我们人往两边撤,让过车,打后边的人,孤立推土机。他们中计了,推土机一陷入孤立赶紧倒车,可接错了档,原地打转儿回不去。我们的人就扑上去。由于恨透了车上那个踩硫酸的人,往里枪扎石砍一下那人就完了,事后才知道这人身上二百七十多处伤。我远处看见车上还有个司机,心知不好,冲上去抱起司机把这人救下来。这时,我的左脚叫破硫酸瓶子扎个口子,负了伤,就手把这人带走。我要是不带走他,他也没命了,非给打烂了不可。

市夺权筹备领导小组派人来赶到现场,没能解决。陈伯达来电话,命令我们撤人。中央通知两派各派二十五人紧急去北京。我们大联筹定好去二十三个,结果到时只去了五个。为嘛?大伙都害怕,不知上边嘛主意,吉凶莫测。那会儿,不管哪派,都闹着保中央,又都怕中央,不知他们怎么变。到了北京,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戚本禹、谢富治等出来接见。我们拿耳朵仔细一听,原来要请两派在北京谈判“制止武斗协议”。我们回来一说,组织里闹开了,都争着去。有的组织说,你们不能代表我们,非要民主选举不可。当天又重选了二十五人,工人、干部、教师都有,其中有我。为嘛都争着去?我们是在野派,都怕大联合后被甩在外边,失去安全感,到中央谈判就算挂一号。挂七—号就正规了。

谈判刚开始,为了一句话就互相咬上了。这话是对方拟的,叫“不抢枪,不开枪”,我非要倒过来,改成“不开枪,不抢枪”。我说:“你们后边有军队戳着,有枪,我们在野派没枪,怎么开?这话明摆着是压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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