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个人的十年》

第24章 忏悔录

作者:冯骥才

1966年19岁 女

b市某歌舞团演员

我爸爸被打成右派时我十三岁——我给他写了一封居然没有称呼的狠巴巴的信——他在北大荒用放大镜在画报的剧照上寻找我——六一年爸爸饿死——他的遗言像一条鞭子——每次谢幕都是给爸爸鞠躬——他肯定听见我的忏悔了

哎,作家,我问你一个问题:人为什么不能重活一次?这是谁定的?人如果真的能重新活上一遍,准能活得没有失误,活得聪明而真实,活得不留下任何遗憾,但为什么偏偏你只能活一次悔恨重重,无从弥补,愈活愈沉重,最后不是死了叫人埋进黄土,而是沉重的心把自己压到土里边去。我多想重活呀,哎,这是不是唯心主义者的自寻烦恼。不,不!如果你欠活人的债,可以想办法去偿还,但如果你欠的是一个死人的呢?那就注定无法挽回,一辈子带着愧疚,如同手里攥一笔无处偿还的债,背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一天天走下去。你作家的天职不是抚慰人心头的创痛吗?你说人碰上这种苦恼该怎么解脱?嘿,作家也没辙了吧。有人说,因为人生是一次性的,所以注定人是悲剧性的,你说对吗?既然悲剧是天定的,命定的,那只有认了;认了就是忍了,忍到死去那天思恩怨怨全都了结,是吧……我是不是开头就把话说糊涂了,东一榔头西一斧子,存心叫您摸不着头脑,自然不是!我也不知道现在心里边为什么又乱起来,其实早在八宝山那次我就平静多了。八宝山那次?对,那是给我可怜的色爸开追悼会。

我爸爸被打成右派时我十三岁。正在舞蹈学校上培训班。这培训班是国家一流的,目标是培养舞蹈尖子。我有舞蹈天赋,是。

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对爸爸能有多少理解?我哪里知道他在抗日期间,曾在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演剧队——桂林新中国剧社工作,积极宣传抗日,更不知道湘桂大撤退后,爸爸他们千辛万苦,转移到昆明,常常半饥半饱站在舞台上为了唤醒民众,保家卫国……在我的记忆里,我整天在叔叔阿姨们的怀里,被轮换地抱来抱去,他们教我唱歌。我像只惹人疼爱的小猫儿。爸爸呢,他是最好的人,也是最爱我的人。我说他好,就凭着所有人看爸爸时的眼神——信赖、喜爱、尊敬,这是一种直觉;我说他最爱我,也是凭着他看我时的眼神——疼爱、鼓励、信赖,时时还闪出令人兴奋的爱的激情。这也是一种直觉。直觉是孩子判断世界的唯一方式,往往最准。

你想想看,如果别人说我爸爸是坏蛋,我会怎么反应?当然会坚决反对,可是很快又完全相信了。为什么?因为我那时太简单、太纯洁、太天真了。我十三岁呀,老师们认为我还要小得多。我们在院子里上课学习戏剧的“起霸”和“趟马功”,腿绷不直,老师气得把手中的鞭子在空中挥舞,吓唬我。我呢,反而把鞭子抽落的海棠偷偷放进嘴里。因为我天真可爱,又有很好的跳舞天资,培训班把我当做宝贝和尖子。还常叫我去参加国家的一些重大外事活动,向外国首脑献花。记得一九五九年毛主席击中山公园游玩,那次选了我和一个男孩子去给毛主席献花。毛主席接过花,还和我拉手。我曾在日记上写道:“今天我给毛主席献了花,一直拉着他白白胖胖的手,我真高兴。”这拿俗话说:对我的政治待遇是很高的。

可是忽然一天——这天正要派我去给来访的金日成主席献花,我已经打扮好,后脑勺儿上扎一个玫瑰红带白点的丝带蝴蝶结,老师们都夸我漂亮,我兴奋极了——我的班主任老师忽然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沉着脸对我说:“你今天不要去了,你家出事了。”

“什么事。”我问,真是晴天霹雳。我对他下面的更没有半点准备。

班主任老师问我:“你知道右派是什么吗?反革命,敌人,坏蛋,你爸爸被划定右派了。”

“我爸爸是最好最好的人,老师你是不是听错了。”我说,浑身直打哆嗦,声音也打颤。

他对我倒挺有耐心,一字一句地说:“老师是最爱你的。你应该听老师的话,你爸爸原先不错,可是他现在变了,在单位里反对革命,他做的事是不会对你说的。为什么?因为你是好孩子,他怕你知道后就要反对他,你在电影里不是也看过反革命吗!他们有的人开始是革命者,后来成了叛徒,大坏蛋。懂吗?对,你懂了。老师也不愿意你爸爸变,但他变了,你就要和他划清界限。”

我流着眼泪,信了,就这么简单,从此就和爸爸一刀两断。自他打成右派,直到他死,我再没见他。

如果是现在,我才不信这套呢!

但那是五十年代,中国人都是一个直眼儿的时代。许多大人都信,为了和当右派的丈夫或老婆划清界限而离婚,何况我一个人事不知的孩子。我曾一次又一次使劲反省自己,是不是害怕牵连,怕失宠,才昧着良心和爸爸一刀两断,应该说,开头是绝没有的。

当时我在这件事情上纯洁得白壁无瑕。有一次我梦见爸爸穿着敌军服装,追我,还开枪打我,这就是那时我对爸爸的感觉。

我给爸爸写了一封信,居然连称呼也没写,我以称他爸爸为耻辱,义正辞严而狠巴巴地写上这样几句:

“你现在已经是人民的敌人丁,你应该很好改造自己,回到人民中间来,到那时我就叫你爸爸。”

据说爸爸收到这封信后,被送到北大荒劳改去了。可是你想,这封信对他的伤害多么厉害!直到许久之后我才知道,反右时他的出版社总编辑被定成右派,爸爸和他很要好,单位叫爸爸揭发总编辑,爸爸就是一声不吭,顶牛顶了一年多,使给爸爸也戴上右派帽子,一个因正直而不被社会宽容的人,受尽了委屈和践踏之后,又被我一根铁针当胸扎进去,直插心窝,我才是残害他的最无情、最丧尽天良的罪人!

叫我奇怪的是,他竟然一点也不恨我,好像他一点点也没有受到我的伤害!他在北大荒,当听说我参加了《鱼美人》舞剧演出,还千方百计搞到一本《人民画报》,用放大镜从画报的《鱼美人》的剧照找到了我。听说那是他在遥远的边陲贫苦生涯中唯一的安慰。那里的人几乎全都看过这张剧照,有的人还不止一次看到。这本画报一直压在他枕头下,直到一九六一年自然灾害时他在北大荒饿死,尸体从床上抬定时,那本画报还在枕头下压着,纸边都磨毛了,画报上的剧照却保护得完好无缺。这事是我听妈妈说的。妈妈还说,爸爸在北大荒又苦又累,每个月只能分到八斤粮食,得了肺炎,贫病交加,活活饿死,后来被用破席裹了裹,埋掉。我妈妈亲自去北大荒领他的遗物。只有几件破衣服,烂帽子,一个旧搪瓷水怀和洗脸盆,再有就是这本画报,还有一个日记本。他生前哪敢在日记本上写真实的感想,都是记事,天天的流水账。但日记本中间却写了这么一句止不住的真情:“我从《人民画报》上找到了她,她更可爱了,我兴奋地直哭!”这便是他留给我的遗言。

这遗言一行字,像一条鞭子,我重复一遍,就火辣辣抽我一次。

他去世这年,我十五岁。我们分手两年,一个情断义绝,一个至爱情深,我没给他再去过一封信,更谈不上去看他。

我常常反思自已,在这两年里,我与他一直断然不再有任何联系,难道只是因为天真和受革命教育的结果?真的一点也没有因为怕压力、怕连累自己、怕不受组织信任与重视的私心?我不敢承认有,如果承认就承受不了刺心般的自责。但我可以告诉你,有……

自从他被打成右派,天压下来了。所有重大外事与政治活动实际上都不再有我。原先说我十四岁就可以破格入团,从此也不再搭理我。每逢别的伙伴们去参加重要活动演出,我一个人孤零零在院里溜达,深深尝到了政治歧视的厉害。原先对我特别好的那些老师,突然变一张脸,像川剧里的变脸;他们想尽办法迫使我去揭发爸爸,我能揭发什么?那些老师因为在我身上榨不出可以使他们凭功请赏的政治油水,就恨我,冷淡我,排挤我……

但这样就应该抛弃爸爸吗?

特别是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世界一片暴风雪,冰天冻地,只有女儿是他唯一温暖的依傍呀!

如果现在以我的死能换来爸爸的复活,我宁愿马上去死,但当时为什么因为惧怕压力就把他抛开?我恨“划清界限”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像一把刀斩断我们父女,而拿起这把刀的偏偏是我自己。

愈清醒就愈痛苦,愈痛苦就愈清醒。

特别是爸爸的死,一下子使我来个很大转变。我转向面对自己,不再是面对外部世界。

我开始不爱自己,怀疑自己,否定自己,甚至害怕自己。我感到自己的良心被狗咬去一大半。我的精神要崩溃丁。平衡自己的只有苦练业务。因为爸爸的一个理想就是盼望我能成为优秀的舞蹈家,我要拼命地干,干得出色,做为补赎自己的罪过!

文化大革命到来之后,我的家整个完了,妈妈和弟弟妹妹被赶到草原去。只剩我一人,孑然一身,无依无靠。我前边讲了,我巳经不关心外部的事,这期间面对“文革”,我非但不伯,好像什么也不在乎了。红卫兵说我爸爸是反革命,我偏说他是好人,巴不得他们把我打死,为父亲挨揍,死去活来,良心才得安宁。特别是本团的革命派们嫉妒我的业务好,批我“自夸典型”,不叫我加入“样板团”。那时除去样板戏根本没有别的演出,我几乎失业了;我却坚持练功,如果我垮下来,父亲留在世上的理想也就全完了。我天天坚持练功,晚上躺在床上还练腹肌;乘坐电车时我从来不坐,借着车子晃动好练身体的稳定性……

文化大革命对整个社会的空前摧残,对人大面积的迫害,使我的头脑更加清醒,也就更不能原谅自己曾经的罪过。这期间,虽然我在社会上沉默、冷静、很坚强,但回到家里就软弱下来。我想爸爸,而且这种思念与日惧增,只要串门来的人谈到右派、北大荒、劳改、批判斗争,虽然没有触及到爸爸,我也哭,呜呜的,哭起来就止不住。哭到最后,只觉得人空了,拿什么也填补不上。

七五年广州交易会找到我们团,要求派演员去给外宾跳舞。因为我的民族舞跳得最好,只好叫我去。还说属于“给出路政策”,当然必需“控制使用”。我想这可到了给爸爸争口气的时候了。我跳“红绸舞”,场场满堂彩。每次谢幕,我面对着热情沸腾的台下,却像对着漆黑冰冷的阴间,面朝着遥远而不可及的父亲,对他深深鞠躬。心里默默对他说:我想他、爱他、请求他谅解,我感到终于有机会、有办法来赎罪了。可是,这股劲憋得太久,一发而不可收拾,兴奋,激动,拼命跳,忘乎所以,身体和精神都顶不住了,突发心跳过速,常常跳得一分钟一百四十次,人倒下去,几个月躺在床上,人也脱相了。医生说不能再于跳舞这行,这怎么行?我一边养病,一边偷偷做简单练功,还默默请求父亲保佑我,让我站起来,回到舞台上,给我赎罪的机会,这罪还像一块大石板压在我身上呀!

一九七九年爸爸的冤家平反了。

他死去那年只有四十五岁,风华正茂,在我印象中他总是那种精力旺盛的样子,但七九年如果他依旧在世,也不过六十刚过,相信他那种对生活、对人的热情依然一如盛年。人生最好的岁月,他却在地下一动不动长眠,想起来真是凄苦极了。

爸爸在文化出版界的一些朋友发起,为他开追悼会,灵堂设在八宝山公墓。主办追悼会的人叫我写一份悼词。我心里有许多话要说,答应了。拿起笔来,百感交集,悲愤交加,激情奔涌,要报复,要发泄,要控诉,但在灵堂里念起这悼词时我却出奇的冷静。没想到参加追悼会有这么多人,黑压压把灵堂站满,不少是文化出版界名人,他们听着我一字一句地念:

“亲爱的爸爸——”

我终于叫他了,压在心里整整二十年的声音,终于在大厅广众堂堂正正、骄傲自豪地呼叫出来了。然而,我居然没有激动,而是异常平静地念道:

“今天,我站在这里,既没有痛苦,也没有高兴,我只有一种怨恨!

我恨我们太软弱了。软弱使我们屈从于外界的压力。软弱使我们在您最痛苦的时候,不敢去安慰您,不敢去爱您。软弱使我们只能瞧着命运把您一个人抛给了苦难。

我恨我们太无知了。无知使良心遭受欺骗。我至今不能原谅我自己,为什么竟相信那些把您指责为人民敌人的谎言。爸爸,您还记得那时我给您写过的信吗?那信的开头没有称呼。我写道:‘因为你是人民的敌人,所以我就不能叫你爸爸’。虽然当时您肯定非常痛苦,但还是用放大镜困难地在《人民画报》‘鱼美人’舞剧剧照中找我,想看我。我的好爸爸,亲爸爸,我知道您不会怪罪一个十三岁的无知的女儿,可是随着时间的增长,我越来越痛心,越来越不能原谅我自己给爸爸心灵所压上的痛苦,我良心在受折磨。‘不敢爱’本身就是一出人间的悲剧,能把纯洁的爱变化成无知的恨,这种爱与恨的颠倒是残忍的。爸爸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被折磨而死。

有些人是不需要灵魂的,但我觉得像爸爸这样一个一生正直、热诚、善良的人应当有灵魂。他也不应当被人们忘记。他那孤苦的灵魂应当得到慰藉。爸爸,您若知道有这么多熟悉的伯伯和阿姨、您生前的朋友,经过他们的努力能够在北京的八宝山悼念您,您感到欣慰了吗?爸爸,我爱您,想您呀——您听见了吗?您肯定是听见了!爸爸,您安息吧。”

我在整个念悼词的过程中,四周安静极了,安静得听得见每一个轻微的抽泣,抑制不住的呜咽。我自己却没有哭,真的,我听见自己异常清晰的口齿,把每一个字送到灵堂又宽又大的空间里。我甚至听得见自己转换句子时换气的呼吸声。我感觉好像身在天堂里,在神灵光辉的照耀下,对着爸爸讲这番话的。我感到他巨大、温暖和宽厚的存在。并感到他真的原谅了我!一切恢复如初!这一刹那,我仿佛被自己净化了,被大彻大悟,被永不背叛的真诚,被全心倾心的爱,把自己从无边的苦海里拯救出来,向上飞腾,飞进一片光明透彻、一尘不染的天空中……我有生以来头一次这样轻松、自由和舒服呀!

从这以后,我似乎好多了。

你以为我就此解脱了吗?那就错了!开头我对你说过,如果欠着活人的债很好办,但我欠的终究是早逝的爸爸。我总琢磨他临死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最疼爱的女儿与他“划清界限”,他怎么会不感到亲离的疼痛与人世的悲凉?每每想到这里,那悔恨的阴影又把我遮盖起来。这也许是永生永世难以解脱的了。

中国人的宗教不讲忏悔。没有忏悔,人会活得愈来愈狠,或愈来愈累。对于有心灵生活的人讲,没有忏悔就无法活。我的心便成了我的忏悔室。每逢此时,我就躲进我幽黯的忏悔室里,与自己喃喃对话。

哎,作家,我对人生有这样一个理解:人生有一万条路,但每个人只能走一条。如果你选错了,即使后来知过改过,曾经的过失也无法弥补。……当然,任何事物都不会是单纯积极或消极的。残酷的人生与社会教给我的是:永远再不要单纯,永远再不要做违心的事。宁肯为真心付出沉重的代价,也不要为违心付出悲惨的代价。

这是我从八宝山爸爸灵堂走出来后,悟到的几句自我的人生箴言。

***忏悔可以使人摆脱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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