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个人的十年》

第02章 崇拜的代价

作者:冯骥才

1967年女21岁

b市某大学毕业生

1967年男25岁

b市作家协会干部

托李敏送给毛主席的生日礼物——在两种崇拜之间痛苦的抉择——一连十天参加他的批斗会——结婚之夜抱头痛哭——他是从五楼窗户跳下去的——竟然是革命样板戏救我一命——逃离魔掌——崇拜的毁灭和毁灭的崇拜

上部分:崇拜的痛苦

我并不怎么钦佩作家,作家们都自我感觉很深刻,但常常会写出很肤浅的话。比如,有位作家写道:崇拜是一种最无私的感情。我料定他根本就没崇拜过谁。

崇拜是把自己掏空了,交给人家。如果人家拿过去随手一扔,或在人家手里丢失了,你呢?你就光剩下一个空壳,整个完了!人生是一次性的。你便永远像个空纸盒那样被遗落在世上,无法挽回。

崇拜是人生顶冒险的事,要拿生命做抵押的。所以,我不大爱看书,宁肯相信自己的人生经验,不信作家们那些假深沉,哎,我这话有没有冒犯你?什么,我说得对?你是说真话吗?反正我顾不上你是真是假,我有话讲给你。

我曾经最崇拜的人是:毛泽东。

不单是我,你去问问我们一代人二十岁时候他崇拜谁?担保会板上钉钉子地告诉你——毛泽东!举个小例子说明那种崇拜有多么纯:

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和我大学同班。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生日。二十三日晚我们同宿舍九个女同学商量,托李敏送件什么礼物绘毛主席。有的说织条大围巾吧,上边绣“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有的说一起用彩色丝线绣束花吧,每人绣一朵,大家叽叽喳碴,兴奋得眼睛宣冒光,直议论到十二点多,还是找不到一样礼物能把我们心中一腔火全捧出来。崇拜是很难表达充分的。

李敏说:“我们照张像,再写封信送给爸爸吧。”

大家一同拍手叫好。让毛主席看见我们每一个人,他才会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呢!

第二天下课我们一个个溜出学校到照相馆集合。为了不声张,不把事闹大,幸福的事也是愈保密愈幸福。照相馆不给照快相,但听说我们这张相片是送给毛主席的,就像接到重大政治任务一样,第二天就洗出来。大家叫我起草给毛主席写信。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写的一封信,几句话写了整整一夜,满地都是写坏的纸团儿。直到把信交给李敏拿去后,我才把更美好、更真切的话全想起来。

一周后李敏回来告诉我们,毛主席看见照片很高兴,还指指我说,这姑娘年龄不大嘛!据李敏说,当时郭沫若去拜寿,毛主席就把这照片压在办公桌玻璃板下边。无比幸福的感觉呵!真的天天和他老人家在一起了!他天天都会看到我的!我再看教室黑板上面悬挂的毛主席像时,就觉得他那温和慈祥的目光像阳光一样照着我,多大的精神力量!你甭问就知道,我大学时学习成绩为什么一直名列前茅。

这期间我还崇拜过另一个人是:他。

那是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我们都是派到国棉三厂去搞厂史的学生。去写资本家的发家史和工人的血泪史,加强大脑里阶级斗争这根弦吧!我和他不是一个学校,我在北师大二年级学化学,他在北大,正经八百学中文的,又是毕业班。他个头不高,穿着朴素整洁,绘我的印象是稳当可靠,头脑清楚,清瘦斯文,在我这个理工科学生眼里颇有点文人学士的味道。他是我们这厂史写作组的组长,言语不多却很能体贴人。晚上大家写东西肚子刚有点俄,他不声不响把早准备好吃的东西摆在面前;周末才觉得有点闲,他笑眯眯掏出一叠电影票一人一张。他像个天生的大哥哥。我那时摸样很小,人又单纯,为他把我当做小妹妹而快活。可写完厂史,他送我回校,把行李替我扛到宿告放下肩时,眼神有点特别,忽然说:

“我还能看见你吗?”

我挺奇怪,傻乎乎说:

“怎么不能见呀,随便来嘛。”

我傻吧!这就是当时的我。

可尽管我那时把从书本上看到的爱情,当做迷人却陌生、遥远、与自己无关的事,不知为什么,这个人竟然很自如地一步步走进我的心里。

从他谈话中,我知道他很穷。他家在苏北南通,当年陈毅新四军的老根据地,叔叔们都是老地下党,父亲被日寇杀害,母亲守寡把他和几个兄弟姐妹拉扯大,他行老三。从上中学到念大学都靠着国家助学金,一个月十九元六角……他的家史叫我钦敬不已。这家史不但使他特别受重用,一直担任北大留学生的指导员,还使他天经地义构成一个革命青年纯正的抱负和形象。这正是我所追求的。他把填写的“毕业生志愿书”给我看,都是激奋人心的誓言呵!他要到原始森林,到荒僻的山村,到没有人烟的边疆和草原,去开拓,干一番事业,献出一生,真叫我感动呀。我心里默默地说,你无论去哪儿我都一准跟着你。

真没想到他被分配的地方竟没离开我一步。当他告我要去的地方是“王府井”,我居然不知道王府井:在大西南还是大西北。他笑了,说:“除去北京哪儿还有王府井?”原来他的单位是王府井的中国作家协会。同学们都羡慕他,后来才知道像作家协会这样重要的意识形态部门,只能派他这样政治可靠、业务优良的学生去。

为了不叫我俩的关系影响自己的学业,我给自己定了规矩,每半个月只见一次面,地点都是在北海。每逢约会,几乎整整一天都在听他说话。他知道的东西那么多,我感觉每次见面自己的知识都在增长,幻想着今后的生活多么充实。我的政治理想、他的形象,全都有声有色有血有肉地融在一起。我常为自己的幸运而痴醉。

我在六六年五月份考完研究生,成绩相当不错,心里挺有把握。六月份文化大革命就闹起来,学生们都疯了,喊着“砸烂研究生制度”把老辅仁学校美国教会的大铜盆端到当院,将我们的研究生考卷扔进去烧。我爬在宿舍楼三楼窗台往下看,就像看土改时农民烧地契,心想完了。这突如其来使我发懵。跟着愈闹愈凶,开始把校党委的人一个个揪出来斗。

作家协会那边斗得更凶了。名作家们全成了黑线人物。一般干部也都扯上些问题,只有他政治上干净,革命群众组织还选他当头头,但他也许由于家庭和经历的原故,比较沉稳,依旧那样的斯文气。他再三对我说:“要相信党,靠拢组织,注意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看准大方向,千万别跟着起哄。”不管学校里各种口号怎么有诱惑力,自己思想怎么混乱,只要一见他,立时静了,清晰了。我想,凭着我们的纯正和对党的忠诚,再大风浪也决不会翻船。

大串联时我跑回四川老家,把我和他的事告诉家里,父母都挺高兴。母亲给他买了毛衣、棉毛裤、袜子,还有家乡特产四川桔子,整整装满一小箱子,我便上火车挤了三天三夜,到北京回学校洗了洗,就提着小箱子满心高兴去找他。他要是见到我父母的这些礼物,脸上会怎样笑,我都会想到。

在作家协会宿舍楼前,我碰到他北大一个同学。平时见面他总是非常热情,必开玩笑,这次却异乎寻常的冷淡,只说声:“你来了!”就走了。一种出事的感觉就给我了。后来我想,多亏先有这种感觉作为过渡,否则下一幕我绝对接受不了。我敲门。

他一开门,人变了一副样子!那样子——奇怪?可怕?悲惨?疯狂?我描述不准,但强烈地刺激我,至今难忘。他头发蓬乱,满脸横纹,见到我眼泪哗地下来了!然后递给我一张油印的小字报。我只看到:“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打倒反革命分子×××!”这是他呀!别的字怎么也看不清了,头发昏,身子全软了,皮箱“咣”地掉在地上。

隔了一会儿他讲了情况:

他大学时读毛主席著作和诗词,顺手在书眉上加些感想式的评注,大多是从文学上考虑的,有的注“好,好极了”,有的注“平平”,有的注“不佳”或“错了”。写时没多想,过后便忘了。他同宿告一位同事翻他的毛主席著作找语录时发现了,在作家协会公布出来。这在当时是件了不得的事,顿时全沸腾起来……

我听罢,脑子完全乱了。我只想说:“你怎么干出这种事来!”我直瞪着他,恨他!连这句话也没说,忽然提起箱子很坚决地走出他的宿舍——我走!

他跟出来送我,用自行车帮我驮着箱子,从东城走到西城,一路无话。连接我俩的那座无比坚固可靠的桥,一下子从中间断开,两岸中间是汹涌的激流。我在岸这边背过身击,他呢?

他送我到学校门口,对我说:

“我这事犯在毛主席身上,估计没什么希望了。我虽然喜欢你,但我没资格再爱你。咱们算了吧,也不再联系了。你将来不管分配到哪儿去,把地址留给我南通的大哥,行吗……”

他在我面前从来没这样狼狈过,老实说,这几句话我也没听进去,自己回到宿舍,箱子一撇,一连三天没下床,脑子里全在剧烈地打架。恨他呀!他怎么在毛主席著作里写这些混帐话!这和他平时对我讲的——党如何培养他呀,对毛主席感情如何真挚呀,要一辈子忠贞不渝干好革命文艺工作呀——完全不符合呀。我想,我是不是叫他骗了?迷住了?他是否真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我把他两年来对我讲的话翻腾一遍,仔细回忆,琢磨其中是否有对我潜移默化搞反革命的内容,但怎么也想不出来。我真是痛苦极了,难道被他骗得这样的实在和彻底?不,我要去他单位亲自参加他的批判会,听听别人对他怎么看,弄清他的真面目!

第四天我起床去作家协会。

当时在我面前摆着两种崇拜:

一是对毛主席的,一是对他的。

对毛主席是对理想偶像、至高无上的崇拜;对他是对一个活生生人、情意相融的崇拜。但是,对他的崇拜是基于对毛主席的崇拜上,是包括在对毛主席无边无际的崇拜之中。这大关系我心里非常清楚。

具体说,对毛主席的崇拜是无条件的,对他的祟拜是有条件的。如果他真的反对毛主席,我只有毅然决然和他分开。这就是那天我提起箱子决断定出他宿舍的原因。可是硬从心里扯出一个血肉相连的人哪有那么容易?可我又怎么解释他做的这件不可饶恕的事呢?

作家协会的五层大楼显得高不可攀,外墙上悬挂着要打倒他的巨幅标语。我马上置身一种气势逼人的异样的气氛里。我登上五楼会议室参加他的批斗会。一连十天,我天天都去。作家协会的一些人认识我,他们都不理我,却佩服我寻求真理时表现出的执着与虔诚。我静静地坐在会场后排一角,认真听着每一个批判者的发言,还把楼道中所有关于他的大字报全都仔细看过。我发现除去他告诉我的这件事,再没有别的内容。批判者是有道理的,但那些上纲上线、气势汹汹的言辞却不令我信服。在那场合中,我感觉只有我是最神圣的。

批斗后他被挂起来,天天在作协打扫卫生。我没去找过他。因为我还不能判断他,尽管这件事发生在他大学时代,而且只此一桩,但我仍旧拿不准他的本质。深深的苦恼、困惑,以及激烈的情感冲突和思想斗争,使我一时一刻无法安静下来。这问题谁也无法帮我解决,谁也不会为我解决,于是我决定去他老家南通一次,看看他的根儿,是不是也和他对我说的一样。

正巧“一月风暴”发生了,学生们都涌向上海串联。我随同学们到上海,借故在上海的姑妈有病留下来,同学们一走,我便买船票去南通。按照他曾经给我的地址,先找到他老家所在的公社。我拿出大串联用的“北师大井岗山红卫兵”的介绍信,说我要了解一个人。没想到他家在当地那么有名。我一提他家,公社干部马上说他家是个革命家庭,父亲因主张抗日被日寇杀害,两个叔叔都是新四军时期资深的地下党员等等。所讲的和他告诉我的好比一块版印刷的那样完全相同,我的心便发生了变化。

他大哥就在公社小学教书,我去找他,一望而知是个纯朴老实的人,人比他还瘦,脸形、眼神和有些动作很相像。我不知该说我是谁,大嫂却马上认出我,因为大哥家有我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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