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个人的十年》

第06章 一个八岁的死刑陪绑者

作者:冯骥才

1968年 8岁

女 y省g市学龄前儿童

愈揪不出爸爸愈冒火——公安局确定反动标语是一米二左右孩子写的——糖果、看电影、割掉爸爸的鼻子喂老虎——我被押到刑场面对一杆枪——“别怕,孩子,他们在逗你玩儿呢!——为什么那次不枪毙我?——我是在童年就低下头的

你要求亲身经历文革的人自己口述,我想转述一个故事给你。这是当事人亲口讲给我的。我一直打算把它写成小说,可是谈了你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一些篇章后,觉得这故事放在你的书中更合适,我想你很难找到这样一个深刻的典型,更能揭示“文革”的残酷性。

这故事的主人是个八岁的死刑陪绑者。怎么,你不信?对,八岁;不是十八岁。她面对一口枪时,并无绝望心理,相反认为好玩。你别急,我说这故事马上讲给你,而且完全如实地讲,不加一点虚构的演染。我知道你要求一种事件本身的彻底真实。

那是七九年,云南边境的战火未熄,我去前线采访。由北京飞到昆明后,忽然感到胸闷,喘不过气。有人说这是高原反应,往南定地势低就会好些,我便一天也没在昆明停留,拉上两个从北京来的画家搭伴,乘车经k市到达g市。据说由g市再往南必须翻山越岭,必须搭军车。天色已晚,不容易找到车搭,便在g市过夜。g市已经很有些前线气氛了。街上有许多军人;不少装满军用物资的大卡车,蒙着大网,插满松校做防空伪装,停在道边;人们谈话也大多是战争内容。我们跑了几家旅店都因客满而碰壁。经市委安排,我们住进市委的第一招待所。

在招待所食堂吃晚饭时,服务员是个看上去十七、八岁的少女。她好勤快,可给我们上菜时一看我就笑。她长得漂亮,一笑更漂亮。但这不是城市常见的那种艳丽的、时髦的漂亮,而是像云南山水,清亮照人,一无修饰。我真很少看到这样一双透亮的眼睛,她撩起眼皮看你一眼,就像在钢琴的高音区敲一下琴键。随便一笑,都是把世界上最美好的感觉送给你。可她不像一般云南姑娘那么矮小,例像北方乡间的女孩子,红扑扑脸蛋;端起菜碟来,那胳膊是方的,手腕很粗,指头都是圆圆的。她的漂亮是溶在一种淳厚的气质里。我问她:“你为什么总笑我?”她说:“你个子太高嘛!”。又一笑。她说得直了了。也许我见到城里的姑娘都太会说话,会装腔作势和绕弯弯儿,一遇到这种纯朴的女孩子,就像出城到乡野看到树林、草原、飞鸟、自在流倘的河水那样,一片自然,令人欢偷。我同行那两位画家比我对美更敏感;画家的天性是抓住美不放。他俩向她提出,晚上她下班后,请她到我们房间,为她画像。她表情似乎有些为难,可是当两位画家告诉她,我是个作家时,她专意看我一眼,这回没笑,竟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了。

晚上,她来了。刚刚下班,白布围裙还没解下,进屋时使围裙擦着刚洗过而湿淋淋的一双白手,这滚圆的小手给凉水刺激得通红。两位画家请她坐下,支起画板,这时她略略有些拘束。一位画家说:

“老马,你跟她聊聊天,她就会放松了。”

我笑着对她说:“你不怕作家吗?”

不料她挺郑重其事地说:“我正在找一位作家,写写我。”

我大笑起来,说:“你一个小姑娘有什么好写?写你哭鼻子吗?”

更不料,她那明亮的眼睛一下于暗下来,好像乌云的阴影顷刻笼罩水面,居然一种忧虑的、愁惨的、苦涩的情绪灌满了她的眼眶。这决不是一个纯真的少女应有的神情,倒像一个饱经苦难的人才有的目光。她自言自语地说:“你不写,将来我练习,自己写!”

我征住,难道这姑娘真有什么非凡的经历?我点点头说:“好,你说,我给你写。”就在说这话时,我要命也想不到,她竟然说出了下面一番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她说:

“我当了十年反革命,去年才平反!我父亲是市委的中层干部,我家住在市委宿舍大院。‘文革’开始时,我六岁,那时什么也不懂,记的事也都模模糊糊,有的事还记错了。比如我记得一次有一群人闯进我家翻东西,打了我一个大耳光,很疼。后来爸爸说,没人打我,那是打爸爸的。大概我记得的只是一种感觉。打爸爸就像打我,很疼很疼的感觉。爸爸在‘文革’前是组织部干部处的处长,文革开始时挨批,靠边站了。后来造反分两派,爸爸参加了一派,偏偏‘支左’的军队介入,支持另一派,爸爸就倒霉了。可爸爸这派大多是市委的中层干部们,组织性强,‘文革’初大小都被冲击过,更不敢做半点打砸抢那类过火的事情,对立面抓不住把柄,很难把爸爸这派搞垮。但一次两派大联合谈判时,爸爸这派头头没注意,把一本《红旗》杂志坐在屁股下边。对立面有个精明的人上来一下抽出《红旗》杂志,里边有毛主席的照片。那时的杂志几乎全有毛主席像,这么一下就被对方揪出来。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军宣队立即宣布爸爸这派是反动组织,这派马上垮了。开始揪坏人,凡是过去有点问题的都给打成阶级报复分子、黑帮分子、反革命分子。可他们拿爸爸没法子,爸爸没有短儿。他以前当干部处处长时,总得罪过人,有人恨他,恨不得这下把他整下去。派出不少人内查外调,愈查不出问题火愈大。爸爸本来是不抽烟的,那时却天天抽许多烟。一天抽烟睡着了,把棉褥烧个大窟窿,多亏妈妈一盆水泼上去。真烧起来就会被人家说成放火搞破坏或企图畏罪自杀。压力真是压足了。我妈的心脏不好,整天闹心跳。不知哪天要出什么大祸,可没料到一天出了一件意外的事,目标全集中到我身上。

这天,我们市委宿舍大院的院墙上,出现了一条反动标语。写着‘打倒毛主席’五个宇。公安局来查,根据现场情况确定,是一米二上下的小孩写的。他们根据三条:一是反标的位置离地一米,比成年人蹲着写高,又比成年人站着写矮,正好是小孩站着写高矮正得劲的高度;二是字迹歪歪扭扭,很像小孩的笔迹;三是成年人写这种反标不会写‘打倒毛主席’,应该写成‘打倒毛泽东’。市委大院一米二左右的孩子总共十一人,当时排排队,确定四个重点,都是父母有问题的。只有父母有问题,孩子才可能写这种反标。这时,爸爸对立面那派插手了这件事,说是协助公安系统破获这超重大反革命案件,内定重点是我。说我爸爸反动,又狡猾,对‘文化大革命’怀恨在心,教唆我写的,当然,他们的目标很明确,是想搞爸爸。当时我八岁……

“他们把我弄去,开始是拿糖哄我承认。从小我爸爸就绝对不准我说瞎话的,也许由于这严格的家庭教育,救了爸爸他自己,我说不是我。他们便送我小人书,画片,还要带我去看电影,我还说不是我。他们就冒火了,那群大入围着我一个小始娘拍桌子打板凳吓唬我,说我再不承认就去打我爸爸,还说他们要使什么法子打——说用钢笔扎爸爸的眼睛;说用绳子勒住爸爸脖于不叫他吃东西,活店饿死;还说用刀一块块割掉爸爸的肉,手指头、耳朵、鼻于、舌头,一样样带着血扔进公园的笼子里喂老虎。说着真拿起一把刀,装作马上就要去的样子。我吓得哭呀,求叫,怕呀,叫呀,可是还是没说瞎话。我那时才八岁呀,很容易受骗,很容易被吓得上当,为什么始终咬住没胡说,自己也弄不明白。现在想起来真后伯,万一上了他们圈套,一句话,爸爸早给枪毙了……那我也活不到今天,等长大懂事,自己也会悔恨自己而自杀了……

“那段时间,他们为了给我增加压力,把我当作反革命,当作真正的囚犯关起来,不准我和爸爸妈妈见面,倒是很少打我,但常饿我。每天提审一次,随后他们好像没招儿了,就把我弄到市委大院批斗,也挂上牌子,戴高帽,帽子上写着‘现行反革命××’。还在我的名字上打上‘叉’。那天给我的印象很乱;围了许多人喊口号。我一眼在人群里看见妈妈,她睁大眼睛全是泪水,头发很乱,我大叫一声:‘妈——’就昏倒了。后来放出来,妈妈说,那天她并不在场,倒是通知她必须去参加我的批斗会,可是她心脏病突然发作,没去。

“一天,我不想说那一天是几月几日。我家永远记得那日子,我一说,我现在立即就会……就会……好,我就说这天的事吧……

“这天,他们说今天要枪毙我。我不懂什么叫枪毙,问他们,他们说,就像电影里打敌人那样,开枪打死你。我哭了,我说我再见不到爸爸妈妈了吗?他们说,永远也见不到,而且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你全不知道了。你要承认是你爸爸叫你写的,就不枪毙你。我说,不是我写的,我想见爸爸妈妈……

“我给他们带到刑场,一片大开洼地,和几个真要枪毙的死囚排在一起,背后是大土坑,那些犯人都给绑着,没捆我,可我吓呆了。对面一排人拿枪对着我们,其中一杆枪对着我的脸,我忽然看见不远一群人中有爸爸!后来才知道他们在逼爸爸,叫他承认是他叫我写的反标。我放声大叫爸爸,要跑过去。这时管执行的人大减一声:‘放!’

“砰!’地枪响。我旁边那排犯人突然像柜子一样‘哐当’全栽倒。一个脑袋打飞了,像个大血蛋飞得老远。我吓得原地没动,以为自己死了。眨眨眼,动动嘴,好像全没知觉了。只见爸爸张着大嘴朝我跑来,扑向我,一下把我紧紧抱住。我说:‘我死了吗?’爸爸说:‘没有,孩子,你别怕,他们这是逗你玩呢,这些人都是假死!’我听了,噗地笑了,脑袋扎在爸爸怀里。我真的以为这一切一切,都是哄我玩呢……

“……以后,我被放回家。回到温暖的家就以为那一切全过去了。照旧跑出去找小朋友们玩,可是同院的小朋友都不搭理我,有的还朝我扔石子儿。一次,一个过去跟我要好的小朋友骂我:‘打倒小反革命!’气得我一直追到他家,找他讲理,要他向我道歉。他妈妈出来也骂我:‘干什么,你还想翻案?’从这句话起,我好像一下子大了,也垮了,这‘小反革命’像一块沉重的大石头在我身上背了十年!上小学困难,升中学也困难,红小兵和红卫兵组织都不要我。我就像在那些机关单位被管制的牛鬼蛇神,不敢多言多语,不敢和同学们说笑和玩,碰到不讲理的事也不敢争一句。天天下课,扫地、擦黑板、收拾教室,想这样做来换取同学们的好感,哪怕是一个亲切的眼神儿也好。可八年里我没有一个知心的同学,好像我身上有可伯的传染病菌,人人都避着我。上中学时我换了一个较远的学校,以为别人不知道我过去那事,好受一些。可一次下乡劳动,指导员派我去拉粪车。所有同学都不去,只派了我一个人去。我很奇怪,没等我问,指导员说:‘粪虽臭,但灵魂里的粪更臭,什么时候你不觉得粪臭了,你的灵魂就彻底被改造好了!’我才知道,背上那石头仍旧牢牢存在,一辈子也卸不下来。当夜,我跑出来,撒开腿在野地里跑了两天两夜。后来爸爸在一条大河边找到了我,我正想死。爸爸为了找我,跑了两天,鞋子都跑破了。我朝爸爸叫着,‘为什么那次不枪毙我?活着,天天都是在陪绑呀!’

“从那时我退了学。在家帮妈妈做家务事,除去买菜买东西,很少出门,也不搭理任何人。生活把我开除了,生活还有什么意思?我恨我年轻,前边的日子太长,没有头儿,整天闷闷的,直到粉碎‘四人帮’,爸爸单位清理文革问题时,发现一份有关我的材料,才说给我平反落实。可这时我才十九岁,又没有工作、工资、住房和查抄物资的问题,落实能落实什么呢?政治从来不对人的心灵负责。管落实的那人还不错,很同情我的遭遇,后来他想到一个安慰我的办,法,也是他仅仅能做到的事情。他说,你年纪不小,不能总呆在家,应该有个工作,就到市委招待所食堂当个服务员吧。我心想,守在家,妈妈心里总有个负担,就来了。到今天,才来三个月。三个月里,我干的活比谁都多。别人以为我这是出自对落实政策的感激,才拼命干活;其实不然,干起活才能不想事呀,可有时忽然觉得自己像当年在学校打扫教室时那样,总有种负罪心理纠缠着我,摆脱不开,干着活就想到劳改,很不是滋味……这心理你们是很难理解的。我是在童年就低下头的,这头不好扬起来呀……。”

姑娘讲到这里,喉咙好像叫什么东西卡住。但她眼里并无泪水,脸上也没有任何激烈的神情,平静得有如阴云密布的天空。隐隐的像要打起响雷,但我明白,她不会再有倾盆大雨、雷电交加的宣泄。年纪轻轻,却早把生活中最难承受的东西都消化过了。我扭头忽然发现,我那同伴两位画家听得睁圆眼睛,张大嘴,无话可讲。画板上的纸,白白的,没有一笔,正如我当时的心境,一片空白,一片可怕的空白。

***真正的残暴,是针对无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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