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错的纸牌》

我的兵团生涯

作者:徐小斌

从来没人把我划入知青作家的行列。有时候谈起来,对方便无一例外地怀疑着:你也去过兵团?我说岂止去过,我是真正的最低层,干最苦的差事。对方依然满脸疑惑。

后来我才知道,这疑惑并不因为我显得多么年轻,而是我身上缺乏某种痕迹,某种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知青痕迹。这种缺乏大概是因了我当时的不投入。或者说,是与生活本身的一种距离感,这距离感来自我的性格——我似乎从小就是个很自闭的孩子。

所以当我看到大腕儿作家们所描写的兵团生活,总有些茫然:难道这就是我曾经历的一切?又有几分羡慕:原来那时还有那么美好的爱情,为什么独我得不到上帝的宠爱呢?

几十年过去了。我不知道我该算做上帝的宠儿还是弃儿。我只是向前走着。我努力去享受生命而不去思索终极意义。

第一次出远门:行程三千六百里

去黑龙江的时候,正当十六岁的“花季”。

在照片中我看到自己当年的尊容:松松垮垮的一身蓝制服,短辫子,白边“懒汉鞋”,当然,胸前还有一枚毛主席像章。瘦弱,苍白。没有任何“花季”的意象。连“花骨朵儿”也算不上。

早就想远离家庭,自认为是上山下乡成全了我,所以刚刚宣布了去兵团的名单,我便匆匆去销了户口,回来后才告诉家里人。别人犹可,父亲听后陡然色变。后来听母亲说,他长吁短叹了一夜,彻夜未眠。我听罢并没什么反应,只是悄悄告诫自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动摇。那时我常常看《前夜》、《牛虻》、《怎么办》一类的书,对十二月革命党一类的人充满崇敬,最讨厌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可惜的是,我骨子里实际上是个儿女情长的人。

那时家里很清贫。父亲虽是教授,无奈养活一大家子人,大学毕业的母亲早早便退了职,变成一个爱唠叨的家庭妇女。从小,我只穿姐姐穿剩的衣裳。这回出远门儿,母亲亲自陪我去买衣物,我已经很满足了。收拾行装的时候,心里想着一种未知的新生活,暗暗地激动着。

离京那天的场面很壮观,值得载入史册。北京站红旗飘扬,大红语录牌上俨然写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车站上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当高音喇叭里传出“知识青年同志们,你们就要离开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希望你们在屯垦戍边的战斗中,为人民立新功!……”的时候,车上车下哭成一片,颇有生离死别之感。

因为有戴红箍的工作人员阻拦,家长们被挡在列车的白线之外。这更加重了悲壮感,真是哭声直上云霄。奇怪的是我始终流不出眼泪。大概当时只有我和一个绰号“老齐头”的女孩没哭。父母远远地向我招着手。痛哭失声的母亲大声嚷着:“快看看你的钢笔是不是忘带了?!”这时火车已经鸣笛,我忽然发现人丛中有卖冰棍儿的,于是示意父亲帮我买根冰棍儿,父亲买了整整一盒,请戴红箍的人转交。火车开动了,我捧着那盒冰棍儿,清清楚楚地看到父亲的泪,这才感到心的痛楚。过了天津,大家已经摆脱悲痛开始玩“敲三家儿”,我却忽然意识到这一去就是三千六百里之外,想回家可不那么容易了。想到这个,心里涌出一股极大的悲伤,眼泪差点落下来,心情沉闷,后来吃盒饭的时候又受了凉,到了傍晚便开始呕吐,两天一夜的火车我吐了一天一夜,眼前不断出现父亲含泪挥手的一幕,火车则以震耳慾聋的单调声响向北疾驰,渐渐地,刺骨的严寒笼罩了我的整个身心。

第一战役:水里捞麦子

当车轮终于停止转动的时候,我模模糊糊地看见进来两个农民打扮的人,一式的黑棉袄裤,腰里别着烟袋锅儿,都是弯曲的罗圈腿,一个个子高些的自我介绍说:“我是咱一营二连的指导员,叫张国泰。”又指指旁边的瘦小个子:“他叫陈方,是副连长。”顿时整个车厢鸦雀无声地呆住。——临来时军代表曾介绍这里的连级干部是现役军人。

我幸运地成为连干部第一个关注的人,因为张指导员紧接着说:“听说有个病号,坐牛车走吧,其余人步行。咱这疙瘩穷,也缺医少葯,大家伙儿将就着点儿吧。”于是我被大家推出来,指导员看看我,又看看连长,嘟囔了一句:“咋这么小呢,谁把自个儿妹妹也带来了?”

好不容易到了连队,只见天苍苍野茫茫之中屹立着四排砖房,背景是一片黑土地。进得房中,只见两排光秃秃的大通铺,尽头是个装手提包的壁角。从那天起,来自五个城市的三十八个女孩子便挤在了这两排大通铺上。

正值9月。因为是农忙季节,仅休整了一天便下了地。下地前连里向新战士做了动员,是另一位副连长,绰号“大喇叭”。“同志们,今年是十年未遇的特大涝灾,前两批来的同志都表现非常好,已经在没膝深的水里捞了好几天麦子了,希望你们向他们学习,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打好麦收这个大战役!……”

清晨,集合号吹响了。我们走向那片黑土地。太阳像一团朦朦胧胧的红雾悬在地平线上。有人起头唱《兵团战士之歌》。“沿着田野,沿着群山,铸起那钢铁的战线,英雄的队伍阔步向前,去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啊,光荣的生产兵团,英雄的生产兵团。当年开发过南泥湾,革命传统代代传。一手持枪去战斗,一手握镐来生产;毛泽东思想哺育我们,永远战斗在反修的最前线,战斗在反修的最前线!”……大家和着,那场面很悲壮。

果然是在没膝深的水里捞麦子。但是气氛很热烈,红旗招展,不断地有啦啦队鼓劲儿,人也便像疯了似的往前赶,好像命都不顾了。奇怪的是我即使不顾命也追不上人家,跌跌撞撞地在后面跟着,机械地挥动着镰刀,一会儿工夫,整个儿人都让汗水湿透了。连里的指标是一人一天包一根垄,那一根垄,是整整十四里长啊。

中午是老牛车送饭。因为涝灾,面粉都变得又黑又黏。馒头看上去像是一团泥。还有菜汤,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后来知道是炊事班在值夜班时打翻了煤油灯,煤油流进了菜汤里。

收工后,全排的女孩子们都瘫倒在床,一动也不想动了。大家很快就知道,这一切不过是刚刚开始。

青山之行

我们所在的那个县城叫德都,又名青山,而我们连队的前身则是个劳改农场,叫二龙山屯。从刚来的那天起我们便向往着去一趟县城。麦收之后终于如愿了。

头天晚上大家便准备好。主要的目的自然是拍照片。离京前每人发了一套“行头”:一套军棉衣裤,一件军棉大衣,来了以后又发了一双黑色棉胶鞋。那时全民都有尚武风气,只要是草绿色的,大家便引为骄傲。谁知到了连队之后忽又接到通知,说是这套“行头”是卖不是送,因此需要每月扣除一部分工资以还债。仅军大衣便是三十六元,这笔钱在当时不能算做小数,因此大家怨声载道。好不容易把钱还完,又赶上连队放假,自然想出去转转,拍张穿军大衣的照片,也不算白交了那三十六元钱。

那时已是深秋,到处一片萧瑟景象。风已冷得刺骨。我们距县城三十八里,没有车,便学当地的老职工,截了一辆拉砖的卡车,一路咣当着迎风而去。

这小小的县城使我想起电影《龙须沟》的场景。刚下过雨的地里到处一片黑泥,寥落的几家小店铺肮脏阴暗。我们到惟一的一家照相馆照了相。每人两张:一张全身,一张半身,都借了带五角星的栽绒帽。一周之后寄过来,确实有人照得很好。但我的那张却是闭着眼,脸似乎也有些浮肿,无论如何不能算精神。

那天我最关心的是吃。当时青山到处卖一种油酥糖饼,确实很好吃,我们每人都买了不少。中午,我们在小饭馆里吃饭,那还是到东北后第一次吃上米饭。那大米饭好吃极了,雪白香糯,嚼在嘴里口感极佳,余香满口。菜是茄子肉片、烧豆腐和猪肉炖粉条,都是极大的块,极多的油,虽然烹调技术不敢恭维,总算是吃到一次正经的炒菜。

在东北的五年间我只去过一次青山县城。至于糖饼,倒是托人买了几回,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味道不如第一次好。

女生排众生相

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脱离了学校还叫“男生”“女生”。总之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大家都习惯于这么叫。关于排的划分大概是很讲究的。那时的“阶级观念”很强,加上形势十分严峻(此问题后面再详谈),因此分为“持枪排”和“农工排”,“农工排”实际上又分两个档次,我便被分在那最低一档的排里,叫做“女生七排”。

七排有三十八个女孩子。按照三个女的一台戏的说法,应该说是够热闹的。排长陈叔丽,天津老高二学生,二十二岁,瘦削精干,前额上过早地长出几道很深的皱纹。她的确很能干,要求别人也很严格,不通融,眼睛又尖,嘴又厉害,从不饶人。因此时间一长,民愤极大。剧排长高晓明却十分可爱,101中的六九届毕业生,一个高个子的北京姑娘。据说,她父亲是驻瑞典的大使。不过她身上没有丝毫干部子弟的气味,非常朴实、人缘儿极好。一班长绰号“外婆”,上海人,据说出身不错.人也很有些小聪明。二班长绰号“万吨”,取万吨水压机之意,因为太胖。不过公正地说,她胖得并不难看,一张娃娃样的脸还跟经得起端详,她是双鸭山知青,干活十分泼辣,吃得多,吃相又不那么十分好看,因此很让秀气的上海姑娘们瞧不起。三班长王河燕是北京工人的女儿,长得憨憨厚厚,干活时很能下死力气,只是很有些倔脾气,但奇怪的是她不管有多么生气,从来不会用大声说话,说话总像耳语。而四班长秀英虽然取了一个小刀会漂亮女首领的名字,长相却实在不敢恭维。长长的脸按小豆子的话说是“够十五个人亲半个月的”,她也是北京六九届的,但是看上去像是长我一辈,后来才知道她小学时曾连降两级。

有几个姑娘怪怪的。很有特点:第一位就是北京姑娘张鸿眉。那时干部子弟仍然扎堆儿。鸿眉一副来头不小的样子,小矮个儿,大头,最奇怪的是她虽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看身段神情,俨然已是成熟妇人。看她的脸,有一种特殊的美,一双很大的眼睛,一半都被长长的睫毛遮蔽着,永远都从睫毛下看人;她的嘴,生动,美丽,性感,总是艳艳的,能讲一口纯熟的吴依软语。据说她出身于一个影视世家,这在当时,是很有些神秘感的。后来又听人说,她在京时便有一个小圈子。她大概是其中的皇后,永远神圣不可侵犯。那些高高大大的男孩子都乖乖对她俯首称臣。来到这里不久,她又恢复了皇后气派,总有人前呼后拥地服侍着,她从不进食堂打饭,从不去连部领工资,从不去井台打水,就连干活时也总是把头脸捂得严严的,生怕晒黑了。而日常需要的一切,自有人去安排,她只消使个眼色,或者努努嘴,一切就全有了。

第二位是上海姑娘陈新美,远远看去俨然一位美人,在那个时代算是打扮得很出色的了,经常穿一件当时很时兴的闪光劳动布外衣,孔雀蓝的毛线钩花领子衬出雪白的脸,艳红的chún,且身材十分婀娜。近看稍差一点,因为有满脸的雀斑,一双近视眼虽大却不明亮,翘起的小嘴巴里隐隐看见两颗大门牙,尽管如此,新美仍然算是相当出色的。与鸿眉不同的是,新美非常能干,扛二百斤的麻包上跳板是常事,连最棒的男生也不得不服。

乔小华乔小林是两姐妹,却有很大的不同:姐姐小华墩墩实实,一副劳动妇女的样儿,妹妹小林却是北京城里有名的圈子(女流氓),长了一双笑眼,并不漂亮,却很有经验。几年之后因为与双鸭山青年袁平做爱被当场抓住,成为全团名噪一时的人物。再就是大云子和小豆子。大云子叫王凤云,个头比旁人高出一头,满脸的壮疙瘩,会唱许多“黄歌”,据说也是“圈子”一流人物,辈分比乔小林还大。小豆子虽身高一米四六,却生了一副妇人态,一扭三道弯儿,笑起来声音有如一串乐谱儿,丁丁冬冬的带劲。虽是小个儿,谁也不敢惹她,其泼其辣无与伦比,要起嘴皮子来大云子乔小林之流也要甘拜下风。

对面是女生六排。持枪排。漂亮人儿居多。头一个是二班长沈小冬。真正的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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