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错的纸牌》

往事琐忆

作者:徐小斌

最早的关于吃的记忆是在交通大学的那间平房里。傍晚,一缕阳光斜斜地照进来,妈妈把她嚼碎的烂馒头喂给我——现在想想也要恶心,那时却吃得又香又甜。若干年后我偶然看见一只母鸽子喂小鸽子的情形,也是同样的方法,不过小鸽子是一群,而且特别主动,那母鸽子的嘴被撕得鲜血淋漓,令人感叹母爱的伟大。

小时候口味倒是不高。喜欢吃炸馒头和煎鸡蛋,特别是那种溏心蛋,稀稀的蛋黄被薄薄的一层蛋青透明地遮蔽着,只消用嘴一嗫便可把蛋黄吸入口中,那一种特殊的香味令人回味无穷——至今我仍喜欢吃溏心蛋,虽然报纸上一再警告半熟的蛋不符合卫生要求。

再就是白馒头蘸花生酱,百吃不厌。那时的花生酱味很醇正,加上自家蒸的白馒头,热腾腾的一顿能吃一两个,人便也长得像白面馒头似的。后来的花生酱越来越变味了,现在终于连购货证上的每月二两也不见踪影。但据说仍有正宗的花生酱存在,不过是价钱比那时高出十几倍而已。

那时的价钱实在低得惊人。新鲜黄花鱼只要三四毛一斤,且有人送货上门。那人叫老于(不知是不是这个于字,但我想可能不是卖鱼的鱼),按现在说法大约是个体鱼贩子,每隔一两天总要搞些鲜鱼来卖。我家祖籍湖北,有吃鱼的传统,外婆又是做鱼里手,因此在六七岁之前没断过吃鱼,尤其爱吃鱼眼。小时候我比一般小孩的眼睛更明亮,外婆便说是因了爱吃鱼眼的原故。也怪,从不注意保护眼睛,几十年如一日地在昏暗的灯光下躺着看书,视力却永远是1.5,戴眼镜不过因为感光组织过于敏感——这样的眼睛让人害怕,好像除童年爱吃鱼眼之外别无解释。

最想去的是广济寺的“居士林”。外婆是佛教徒,一个月总要去做两次佛事。对于我们来说,那真是快乐无比的日子。因为佛事之后便是素斋。无非是些素鱼素肉素鸡之类,统统都是豆制品,但做得精致,且因小孩们总是吃别人的东西香,所以姊妹们想起那素斋便馋涎慾滴。到了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每每为此争得打架——因为外婆每次只能携带一人,自然大姐被优先考虑,我和二姐则败北下来,一个吼声震天,一个哭声动地。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平添了许多票证。包括“高级点心票”。所以那时有“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太太上茅房”一类的童谣,显示了吃不起高级点心的孩子对吃得起高级点心的孩子的仇视和嫉妒。按照父亲的职称,自然也享有高级点心票。但家里僧多粥少,总是不够分。现在没人理睬的玫瑰酥皮点心当时也是俏货。只有一次香甜地吃足了马蹄酥,并为此生了一场病。病中,妈妈和外婆轮番回忆起她们当年爱吃的东西,让我忽然觉得世界是那么美好,竟然有那么多我从没吃过,并且完全无法想象的东西。譬如妈妈说,她小时候爱吃一种叫做羊角蜜的点心,咬一口,蜜汁便顺嘴流。外婆当然更加博大精深——她年轻时曾掌管着一个大家族——仍能准确无误地报出许多菜名及其做法。而且因为外公过去在铁路上做事,有一些洋人朋友,外婆甚至懂得一点西餐。譬如汉堡牛排、罗宋汤什么的。后来我忽然惊奇地发现妈妈、外婆和我一样喜欢画饼充饥——人类自欺的本能无所不在——她们在谈吃的时候眼睛闪闪发光,一点儿也不亚于我眼中的光芒,这种谈话最后总是在长叹一声中结束,然后眼中的光便熄灭了。在外婆,还一定要有一个撇嘴的动作,伴随着一声:“哼,现在!……”每逢这时父亲也要重重地哼一声,以表示对外婆不满的不满。他是坚信社会主义必定胜利,共产主义必定来到的。

自此我竟很喜欢生病。喜欢在病中咀嚼那些想象中的美味。应该说,自然灾害的影响对我家来说并不大。不过是有时在白面里裹上棒子面,名字也起得很好听,叫做金裹银。偶然地,也和邻家小朋友一起去采槐花、摘榆钱儿什么的,也吃过榆钱儿蒸的饭,马齿苋包的饺子,不过像是调换口味而已,终归没有觉得厌烦。隔壁同岁的男孩小乖却没有我这么好的运气。每天都要去挖野菜,有时还能挖到蘑菇——不过大多数时候挖到的只是一种像蘑菇的东西,叫做狗屎苔。

然而比起东北兵团来,这一切也就算不得什么了。在兵团五年,以吃过一次米饭炒菜。那是在刚去的时候,连里开恩放了一天假,于是人家纷纷去德都县城照相,中午就在那儿找了个饭馆。东北的大米一粒粒的透明而香糯,口感特别好,吃这样的米简直不需要什么菜。那菜不过是肉片青椒和酸菜豆腐,都切得像东北的一切那样硕大,我们在苍蝇的嗡嗡声中喝完了最后一口汤——那一种回味整整延续了五年之久。连队的伙食永远是菜汤馒头。有时因为伙房打夜班碰翻了煤油灯,菜汤里便充溢着煤油味。馒头常常是发了芽的麦面又黑又黏。实在打熬不住只好装一回病,吃一碗病号饭过过瘾。所谓病号饭,不过是擀点面条用酱油一煮,加点儿葱花味精而已,但在那时却是我们的佳肴了。

自然也有打牙祭的时候。有一回家里寄来了腊肉,正巧有黄豆和土豆,就把土豆用灶灰烤了,满满地煮了一锅腊肉黄豆汤。七八个人围在火炉边,每人手中拿一把小勺,加了酱油膏和味精,当第一层鲜亮的油珠浮起来的时候,勺便纷纷落下去,这一下,宁肯舌尖烫起泡也不再撒嘴了。这样的夜晚常常停电。灯光骤灭,窗外的冰雪便一下子变得很亮。有很蓝很蓝的雪花悠悠地落卜。嘴里仍荡着腊肉的余香,整个人变得软软的很容易出现幻觉。于是大家开始在黑暗中讲故事,讲各种美好和恐怖的故事。后来,火熄灭了,故事也讲完了。就仰头看天花板上一串串的冰挂,在黑暗中可以把它想象成水晶玻璃大吊灯,就像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那样的。

二十多年过去了,这样的故事以后不知是不是还会再有。但肯定有别的故事继续着。各地的风味菜实在吃得不多,能吃中的就更少了。大学期间去过一次上海,曾经为城隍庙的小吃着迷,但日子一长,什么也没留下。倒是1984年去厦门吃中了那里的肉燕汤。所谓肉燕汤,是瘦肉磨成细粉,雪白地卷起来,烧菜做汤都浓浓的十分鲜美。朋友们特意送我一些带回,我却无论如何做不出那种味道来。1986年去武汉,有湖北佬介绍三种风味:四季美汤包,老桐城豆皮,小桃园煨汤。果然不错。尤其是小桃园的鸡汤,用一个个小瓦罐煨成,真正原汁原味,纯白得像奶。喝起来浓香扑鼻,回味悠长。豆皮也好。只有汤包油汁过多,分不出甲鱼馅还是香菇馅的了,味道一律鲜美而已。前年去西北,发现发菜是一样好东西,便买了一包回来,却不知怎样吃,仍在那里放着。人说“吃在广州”,近几年更是听说广东人“长腿儿的除了桌子椅子不吃,带毛儿的除了鸡毛掸子不吃”,连娃娃鱼等自然保护动物都敢招呼,真可谓登峰造极了——只盼他们别把珍奇动物斩尽杀绝。不过我去广东却没能吃上什么。只在深圳吃了几次鱼粥,因为价钱奇贵,已经觉得很奢侈了。最实惠的倒是那次去成都吃的川味火锅。什么黄鳝、泥鳅、毛肚、百叶、猪脑等统统涮将进去,最神奇的是那种调料,简直是鲜香可口的“厨房杀手”,能活活让人吃得撑死也放不下筷子的。我几次问起那调料的配方,主人们都神秘地搪塞着,最后露了一点口风,说是其中掺了罂粟,因此吃了以后会上瘾的。其实主人们倒是多虑了,当时就是有人当众在锅子里撒下毒葯也不会败坏老饕们的食慾——“过把瘾就死”,值得!

不知从何时始,大家的嘴越吃越刁。各种饭局以各种名目存在着,且规格越来越高。最后终于物极必反有了四菜一汤的规定。但菜少也有菜少的吃法:基围虾,铁板鹿肉,红烧鲍鱼,扒熊掌,鱼翅汤,也是四菜一汤。不过吃多了,吊人胃口的美味也会变得味同嚼蜡。于是美食先锋派们又开始返朴归真,什么扎啤,二锅头,什么粉条炖猪肉等等又成为一种时髦,犹如西方贵族们开口便是“water”一般,透着身份的不凡。有一位经理朋友请吃粤菜,三个人叫了十几个菜,自己只吃一小碗鱼翅汤,当然,是一百四十五元一碗的。我猜他的胃大概已经接近凝固,只有液体才能渗进去了。

丈夫出国半年,回到家中,我用一碗清汤面接风。他几口吞下,连叫好吃。说是半年没吃过可口的饭菜。我对这种说法却深表怀疑。直到前不久有一次一起出去买东西,中午在王府井的麦当劳吃快餐。倒真是快,且又干净舒适。只是口味实在不习惯。丈夫要了巨无霸、麦香鸡、炸土豆条。热巧克力和菠萝冰淇淋。麦香鸡是女士吃的,秀气些,看着倒是很漂亮,新鲜面包里夹着浅粉的炸鸡肉饼,碧绿的酸黄瓜,嫩黄的生菜,雪白的奶油,连上面的芝麻也透着新鲜干净,及至一吃,却吃出一股怪味,提出质疑之后,丈夫肯定地答复我说,据他在美半载之经验,这确是地道的美式快餐,与美国本土所吃一般无二。只好又换来巨无霸,又觉得有股膻味。喝口热饮还有酒味,于是大呼上当。丈夫幸灾乐祸地说,看来你只适合在国内生活,你就老老实实呆着吧!最后我只好吃冰淇淋。美国的冰淇淋确实很好吃。

后来侍者换了一支曲子。是小提琴曲。冷冷清清地流动着。找和丈夫都不再说话。透过提花的窗帘可以看到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防寒服构成一块块鲜艳的颜色。不知为什么忽然想起许多年前躺在床上生病的时候,那时头一回听说世界上有一种叫做汉堡牛排的美味。现在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美味了。我相信吃遍世界也不会再有比那一锅腊肉黄豆汤更好吃的东西。那一个冬天的晚_上,有蓝的雪花静静地飘落。

穿

十七岁之后便没让家里买过衣裳。

说起来很骄傲的,其实也有种隐隐的心酸。比起那些受母亲宠爱的孩子,我似乎一直是个不受待见的“辛德莱拉”。妈妈最后一次带我买衣裳,是在我去东北兵团的前一个礼拜。像是生离死别似的,家里忽然对我慷慨起来。使人想起当年武都头在死囚牢里忽然得了一顿好酒菜款待。我却缺乏他“临死也要做个饱鬼”的气魄,眼睛瞟着那时最昂贵的宽条绒,手却只敢怯怯地指向价钱最低廉的那一块。虽然价廉,却力求物美。加上还有一点私心:在蓝蚁之国中悄悄显出一点特色,既不能被人骂,又要与众不同,这便十分的难了。

几件衣裳竟买得十分可心。加起来不到二十元钱。两件衬衫,一件白底银灰条纹,一件雪青色带蓝、绿、黑三色图案,自然都是布的,雪青色那件大概还是三寸布票一尺的布。最欢喜的是那件线呢两用衫:有黑白蓝三色的小格子,都是凸起来的,在那个时代,这也算是很奢华的了。因为有了这几件衣裳,悲伤的心情也褪去了几分似的。五年之后,除了雪青色衬衣在夏锄时被汗水泡糟了之外,其他衣裳都完好无损。

从不固定地偏爱某一种颜色。很小的时候,因为一件豆青色核桃呢的罩衫十分漂亮,便很长时间都喜欢豆青色,而且还要那种凹凸不平的手感。特别喜欢母亲年轻时的那些旗袍。有一件梨黄色乔其纱的,上面散散碎碎绣着鲜红套银边的小六角形,像一颗颗红宝石闪闪发光。有一件西洋红的,是软缎毛葛,上面绣了珠灰和淡青的兰草,那一种柔和婉妙的色调,真是别有一番味道。又有一件纯丝的,是白黑蓝绿四种提花,据说是母亲婚前做的。母亲家先前是个大家族,因为战乱和别的缘故,败落了。但所谓“船破有底”,破箱子里仍留着几件衣裳首饰,于是“倒箱子”便成为我们姊妹童年时的一件乐事。自然也要试穿一回的——趁母亲高兴的时候。只是那时穿着十分的不合适,就是大姐穿也要长及脚面,于是只好站在床上穿,胸前再满满地塞上两块手绢,便自以为漂亮得像公主了。

说起来小时候倒是常常做公主、王后一类的游戏,组织者是隔壁的一个大女孩,我们唤她做“七姐”的。她很能干。大院里二三十个孩子她能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不知为什么她每每定我为公主。我倒是很乐于当。因为可以戴七姐家的漂亮首饰,包括一种十分精致的骨质手镯和沉甸甸的玉石项链。七姐还要亲自为我梳头——梳十七根辫子,大约扮的是阿拉伯公主,然后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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