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词安顿》

坐着拍电影的人

作者:安顿

我是因为一个非常偶然的机缘而成为重庆电视台《龙门阵》节目的客座主持人的。

提前两天到重庆,是为了等着为《一个都不能少》作宣传的张艺谋。然而就在我们“严阵以待”地策划在有限的时间里该如何发问的时候,电视台的台长说,要临时加一期节目,是关于母亲节的。

我所知道的媒体就是这样的,每逢有什么节日,这个节日就有可能成为一个由头,就有可能从这个由头生出一些选题,每年的节日都会如期出现,围绕这个节日的节目也层出不穷。但台长坚持说,这是一部与众不同的电视记录故事片,名为《为了母亲的微笑》,编导是残疾人,名叫张鲁。

我回北京的日期是几天以前就已经确定的,一件事接着一件事,无法更改。台长以为我是不愿意做这种有应景之嫌的节目,很认真地告诉我:“你不会对这个编导和这部片子失望的。”

那天我和《龙门阵》节目的几个主创人员坐在重庆电视台的会议室里一边窃窃私语一边等待看这部电视片中的一集。我发现几乎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说出有关编导的一些情况,比如他曾经三次获得电视剧飞天奖的一等奖,他曾经是四川省级劳动模范,比如他曾经扶助过上万名失学儿童重返学堂,比如他现在只是单身生活,日常起居有着常人不能想像的困难等等。说话间,原本只打开了半扇的门被全部打开了。我首先看到的是轮椅和轮椅上穿白色长裤的双腿,看上去结实、健壮的身躯。长相是标准的浓眉大眼,面容非常宁静,神态安然。他用微笑和每个人打招呼,样子有些腼腆,或者是谦和。

我们隔着圆桌彼此问候,他说:“我昨天才知道你来,真是不好意思,要让你为难。”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对于初次与电视台合作做节月主持人的我来说,匆忙地赶一期毫无准备的节目,我心里没有把握,因此也不太情愿。

寒暄过后,我们开始看他执导的片子。

这是用记实手法表现的一个家庭命运的故事:

土家族的田维春夫妇生活在乌江上游的黔江县,他们有两子两女。原本这是一个普通而幸福的家庭,父母勤劳,儿女孝顺。田家妈妈年轻时和所有土家姑娘一样,梳的头发有各式各样好听的名字,盘龙柱、狮子滚绣球……田妈妈会唱酉州的山歌,会跳土家舞蹈。家门前是终年流淌的细沙河,男人们从山上背来砍伐的树木,建成全木结构的小楼,娶妻生子,或者把木材运到山外边卖掉,换一些盐巴钱、纸烟钱。细沙河边的日子其乐也融融。

但是,自从13年前田家的在山坡上的土地滑坡之后,田妈妈夫妇的日子就笼罩了愁云惨雾。两个儿子因为山体滑坡、河水暴涨被冲走了,尸骨无存。

自此,田家老两口开始在细沙河边的青山间改土造田。他们年年植树,13年间,植树上千株,打下的粮食早已吃不完,而他们的“工作”还在继续。田妈妈说,她怕后面的娃娃们会再遭遇到山体滑坡,被冲下细沙河去,年年中秋节送月饼哭后人时,连个坟都找不到。

为防大垮山,田家两老至今挖山不止、改土不止、植树不止。

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回想曾经在几年以前看过的一部英国人拍的记录片,表现的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家庭在三年之中的悲欢离合,三年的时间,一个普通的家庭失去了父亲,嫁出了两个女儿,儿子卖掉了新婚的一切为母亲治病,最小的儿子在妈妈的病床前长跪不起为了能获准到开放的广东挣一些盖房子的钱,大女儿几次回娘家,又几次含泪离开,她不忍心告诉母亲,自从她嫁进婆家之后,与丈夫就没有圆过房,因为那丈夫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能力……

我一直想着这部记录片,因为,从张鲁的片子中,我又一次感觉到了那种由真实构成的原生态的内容。我觉得我离他很近,就像我在几年的采访中最终确定了以当事人的口述来表现现代人的情感状态一样,我们在记录生活和还原真实的手法上有异曲同工之处。

假如不是因为归期已定,我想我会留下来,不管我会不会去主持一场有关母爱的对话,仅为了接触这个人,我也是愿意的。

看过片子之后我们一起吃晚饭,张鲁是被人抱上车又抱下来放进轮椅、一直推进酒店的餐厅。我心里有些不舒服,看着这样一张很是生动的脸和假如能够站起来一定非常魁梧、健康的身躯,我想命运有时候真的是不讲道理的。

张鲁坐在我的身边,我问的是一些很“像记者”问的问题。他—一做答。他说这样的片子一共是四部,连起来是一个有关母亲的系列,拍摄的时间大约一年半还要多。他就一直像刚才进酒店的时候一样,被人抱进抱出。他们拍摄的这些家庭基本上都是在重庆市最穷困的山区,生活条件极其艰苦,轮椅就是他的办公室和宿舍,潮湿使他生了褥疮。

他讲得非常平淡,语气不紧不慢。好像所有这些事情对于他来说就像每天的日子一样自然和正常。他一边讲一边在告诉我,哪一道菜是重庆的特色,并且费力地把菜夹到我的盘子里。一道肉菜上来的时候,张鲁的筷子停住在半空中,马上,他把筷子放下了。他说:“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拍这套记录故事片吧。”

于是,我又听到了一个故事:

菜市场出了一件事,一个女人偷了一块肉,她手法笨拙,马上就被肉贩子发现了。这个女人抱着这一大块肉,埋头逃窜,没跑出几步,她便被抓获,而且是人赃俱获。问她,很快就坦白了,她说:“儿子要高考了,今天早晨,他突然跟我说,想吃肉。”

肉贩子舍下了那块肉,周围的人凑了些钱,人们连这个女人的名字也没有问就放她走了,还叮嘱她:“快回家。”

叮嘱是好心的也是多余的,这个女人用抢肉后逃跑的速度和姿势一路哭着跑回家。她要回家炖肉给准备高考的儿子吃。

讲完故事的张鲁小声但是一字一顿地说:“这样的故事,你让我这个当编导的人怎么去重现?这样的故事最好在哪里都不要重演。”

那顿晚饭我和他都没有吃好,因为我们一直在低声地谈话。付帐的时候,有了一些小的争执,张鲁说:“安顿是客人,我要请请她。”我旁边的专题部主任却坚持要这边来付,像是要拉同盟军一样对我说:“张鲁的钱都花在片子上了。”

告别张鲁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决定,一定要为母亲节的特别节目做主持人,这时的原因已经不仅仅是归期或者有没有时间返回重庆的问题,我担心,我没有能力去把握这样的题材,而且也担心在面对被请进演播室的母亲和她的故事的时候,会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与张鲁相约,在做完张艺谋的访谈之后与他联系。

然而在准备采访张艺谋的节目的过程中,我总是会不断地想到张鲁,想到他在四年前拍摄的一部长达53集的电视记录片《跨世纪的希望》,因为这样的一部片子,在距离重庆80公里的江津,有了第一所由电视台捐资建立的希望小学,此后,又有15所希望小学先后建立起来,把上万名因为贫困而无力读书的孩子送进了学堂。

张鲁说过,他相信人的力量,也相信人的善良,因为一部记录片可以救助那么多孩子,那么现在,我们也应该有能力救助那些在贫困中依旧舔犊情深的母亲。

我在离开重庆的前一天傍晚时分来到张鲁在市区的家。黑黑的楼道里非常安静。

张鲁就坐在客厅里的一台电脑前面。这是一间很简陋的客厅,只有电脑、传真机和一台电视,外加几把椅子。他靠窗坐着,第一句话就是问我,张艺谋的访谈做得如何。他说:“我昨天一直在为你担心,我怕你会有思想负担。你是搞文字的记者,第一次出像,容易紧张。我就想跟你说,其实没有什么,做主持人对于你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做的好,就证明了你的能力,做的不好,也没有关系。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做了,就足够了。”

我说我想要一份他的个人资料,他很快地打印了一份。很短,没有以往很多人写的那样,充满了踌躇满志。只是简单罗列了他出生于1952年,曾经是插队知青,西南师大学中文出身,接下来就是从1985年起都做过什么。我在他的获奖作品中发现了我还是高中生的时候就非常喜爱的电视剧《希波克拉底誓言》,而且,我在大学期间第一次听到艾芜这个名字就是因为一部名为《南行记》的电视剧,而在我面前笑眯眯的这个坐轮椅的人就是它的作者。

又到了吃饭的时间,大家说要为我送行,所以选择到一家酒店顶楼的旋转餐厅,可以看到重庆市的夜景。

张鲁的表弟一直是一言不发的,直到这个时候才从里间屋子走出来,站在张鲁身后。但是人手还是不够,或者就是张鲁不忍心让自己的同事们又抱自己下楼又抬轮椅。表弟站到窗户边上,对着窗外用重庆话叫了一声:“棒棒儿!”

张鲁对我解释,“棒棒儿”是重庆的一大景观,也是很多到城里来打工的农民最主要的就业方式,他们通常在手中有一只像扁担样的竹棒,可以用来抬东西和挑重物。每天,他要出门的时侯,表弟总是这样在窗户边上叫一声“棒棒儿”,上来两个人,一人两块钱,抱他下楼。

两个“棒棒儿”像抬一个小孩子一样把张鲁一直抱进等在楼下的车里。表弟给了两个人五块钱。我抢在他们下楼之前拍了几张照片,当他们走出楼道的时候,我本能地转过身去。我不想看见这样一个原本身心健康的人现在的这个样子,我不适应。

依然是我和张鲁挨着坐。他把最好的菜首先转到我面前,说“知道你这几天都吃不好、睡不好”。

我一直想问张鲁关于他的婚姻,但是一直没有敢开口。随着我们越来越熟悉,我想应该是时候了。

我试探着问:“你有小孩儿吗?”

张鲁眯起眼睛,微笑着看我,我想他已经知道了我的意思。他慢慢讲起来:“我是属龙的,十多年前的有一天早晨,我到外面跑步,那个地方叫小龙坎,我被车从后面撞倒了。在医院里醒过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小说里写的那些睁开眼睛看到的都是穿白大褂的人那种感觉是真的。医生说是截瘫。当时医生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撞我的那个司机说,他这一辈子完了。他说他的一辈子完了。我有很长时间都不说话,我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我爱人是医生,她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出国留学,我还在病床上的时候她就接到了国外的录取通知书,但是她悄悄地撕碎了。后来,她又一次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我就劝她去了……”

有人在劝酒,张鲁举起酒杯,我们的话被打断了。接下来,他看着我,仿佛在问我还想知道什么,我把话题转移开了。

他给我讲了一件事,是真的,就发生在他拍《巴桑和他的姐妹们》的时候,在西藏,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大家都以为今生不会再到这里来了,冷和饿和环境的凶险,每个人都有些心有余悸。大家决定再这里拍一张照片留作纪念。排好队、看镜头,但是摄影师像定住了一样看着大家,迟迟不按下快门。埋怨声起的时候,摄影师让大家回头,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一个穿t恤和短裤、骑着自行车的金发小伙子正从他们身后经过。

张鲁说他自从成了残疾人之后,调整自己的心态也花了很长时间。他说,人从来就是不容易接受现实的,所以才有了很多人与命运之间的斗争,每一个机会和遭遇其实也是一场挑战。证明自己的能力还在其次,让自己变得平静和勇敢起来才是最重要的。他举了两个例子,他自己九死一生地到最贫穷的地方去拍片子,我用工作之外全部的休息时间来做电视节目的主持人。

我们是在重庆著名的“好吃街”上分手的,他嘱咐我说:“你早些休息,而且,你得让这些忙了好几天的同事回家。”

回到北京以后,我认真地研究带回来的张鲁的片子,看完第一部的时候,我决定在四天之后回到重庆,做完母亲节的节目。

我总是能感受到这样精彩的两个人的智慧,仿佛在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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