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华》

了不了的书缘

作者:韩少华

说来也真难得,究起自己身份来,任凭从哪个角度着眼,都离不开一个“书”字。

从小入学,算个读书的了;后来又教书、编书以至写书、评书。我想,一个人几十年间翻过来掉过去地总没离开书,不是缘份,又是什么呢?

其实,小时候正式入学之前,家里就为我延师设席了,老师姓敦,当时北平城里颇有名气的一位律师。所以教席上除了《昭明文选》及《左传》,还有宋人吕祖谦那部《东莱博议》,即针对《左传》来个大翻其案的刀笔吏必修读本。我却依旧倾心于《左传》。那部由先生特地从琉璃厂粹文阁买来赐我的蓝布函《博议》,半年间也没翻过几回。大约先生有所觉察了,却声色不动。只转回去给我把《左传》精批细讲了小半部,并且随讲随让我以《左传》为据,反过去驳吕氏在《博议》中的立论,来它个翻其所翻之案。我一时来了情绪,文章接二连三写了出来。先生在上边打的红圈乃至双红圈是让我着实得意了好些日子的。

记得有一天我斗胆在先生席前动问:“您给我置下《博议》,为什么又让我反驳它呢?”

先生只一笑,说:“我让你读《左传》,又给你备下《博议》,也无非是要你开一开心路。可既然……”先生敛了敛笑容,又说:“你的心气儿既然是跟左氏笔路子顺着的,干嘛非要逆汝之气而行不可呢?以谁驳谁都不要紧,要紧的是笔底下力量足,心里头气势盛。如此而已!”

四十九年过去了,上述那点古文底子,日后还真显出效用来了。别的不说,在我写《少总管前传》,把历史人物杨度引人我的虚构情节里来,有一封杨度致主人公莲溪的信札子。从人物出发,是要用文言写来的。幸亏入学前念了些古文在肚子里,又从郭先生练了几年“桐城派”;否则,这类题材和这种人物,怕未必敢动。至于先生当年那番“以谁驳谁都不要紧”的话么,倒是可以理解为引导我重视形式逻辑的演练。至于难免“实用主义”之嫌,也尽可略而不计了。

也许,这倒让我从别一角度默领了“书到用时方恨少”这名老话的一点含义。

当年那些印着我的指痕的书,包括《左传》、《博议》,是一直保存到“文革”前夕的,浩劫之余,连同我那近千册藏书,几乎荡然无存了——当然,“藏书”二字,在我只泛用而已。真正的藏书,那是一种规范,一种追求,也是一种境界。如果随意将“藏书”同“购书”混同了,那似乎已是一种亵渎了。不过,说起我在劫后幸存于手边的几册来,却儿乎近于这种境界了。

一册是《唐·吉诃德画传》,精装西班牙文版,马德里一九三八年第三十五版,并盖有“韬奋藏书”阳文篆章一记。扉页上还有钢笔蓝黑色题识,写的是“一九四二年购于西贡”,却未署名。这是解放前夕在东安市场旧书肆得的,五年前,送给我的一个治美学的学生严欣强了。

一册是《七月雨》,从维熙早期短篇小说集,似乎是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初版,“文革”中我扫街时候从“四旧”堆里拾来的,收了十多年。因为维熙与我曾在少年时期同校学习,难以忘情之故。六年前他早由“大墙”内走了出来,且已新作迭出了。我将这册极可能是他第一部个人结集的旧书——前后已遥隔整整三十年了——寄“还”给他,他则送给我一册新作:《燃烧的记忆》。

一是冰心先生的《再寄小读者》,似乎是六十年代初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保存到“文革”之后,有机会再去拜望冰心先生并请她题几个字了,却发现那书连同若干册残存的读书笔记,在一次搬家路上遗失了。只好捧了本新版《三寄小读者》,请老人在扉页上签了名。

这些来由各异而并非专藏的书,似乎描摹着一幅超越于我个人的生活领域与精神空间之外、之上的广漠背景,时常引发我生出些想象与联想,甚至勾起一阵慨叹来。书虽已不在手边,却让我永难忘记……

至于时下一些饶有兴味的关于书的现象,例如,书的市场价格飞涨而写书人的收入占书籍赢利的比值却猛跌;书的社会效益越低而其印数却越高,等等,人们似已见怪不怪了。但有这么一件事,却仍惹得我犯了“少见多怪”的毛病。

一位邻居,得着个出国访问的机会,回来在海关上遇到了麻烦。“事也不大,只几本捡来的畅销书被扣了。”接着颇轻松地对我描述了开本、装帧和书价,“都是中文的,在人家那儿倒不贵。”这使人想起那年在珠海拱北海关稽查室见过的“旅途文学”,包括港台版夏飞等人所写“春宫文学”小册子之类,那是国外独身旅行者途中消遣之物,看过即扔进车厢或机舱的废物袋,不肯或不屑带回家曝光给妻儿的。“要是混过来,咱手里就有了‘母本’了。再求人一复印,嘿,有事托人情走路子就不用‘研究(烟酒)’了,只要把这么一两本‘荤的’往上一递,就让他‘驾云’——可惜咱没造化当藏书家!”

“藏书家”三个字从此君口中吐出,倒真有点勾人恶心了。

话说回来,“世间遭际皆缘份”,我辈读书人既经十年噩梦也没跟书断了交情,或真应了那句“梦绕魂牵不了缘”了。

那也是书上的话。

         一九八九年六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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