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艺术两小时》

黄永玉谈沈从文

作者:余光中

有一天傍晚,我正在孔庙前文星街和一群孩子进行一场简直像真的厮杀的游戏,忽然一个孩子告诉我,你们家来了个北京客人!

我从来没亲眼见过北京客人。我们家有许许多多北京、上海的照片,那都是我的亲戚们寄回来让大人们觉得有意思的东西,对孩子来说,它又不是糖,不是玩意,看看也就忘了。这一次来的是真人,那可不是个随随便便的事。

这个人和祖母围着火炉膛在矮凳上坐着,轻言细语地说着话,回头看见了我。

“这是老大吗?”那个人问。

“是呀!”祖母说,“底下还有四个咧!真是旺丁不旺财啊!”

“喂,”我问,“你是北京来的吗?”

“怎么那样口气叫二表叔!”祖母说,“是你的从文表叔!”

我笑了,在他周围看了一圈,平平常常,穿了件灰布长衫。

“嗯……你坐过火车和轮船?”

他点点头。

“那好!”我说完马上冲出门去,继续我的战斗。一切一切就那么淡漠了。

几年以后,我将小学毕业,妈妈叫我到45里外的外婆家去告穷,给骂了一顿,倒也在外婆家住了一个多月。有一天,一个中学生和我谈了一些很深奥的问题,我一点也不懂,但我马上即将小学毕业,不能在这个中学生面前丢人,硬着头皮装着对答如流的口气问他,是不是知道从凤凰到北京要坐几次轮船和几次火车?

他好像也不太懂,这叫我非常快乐。于是我又问他知不知道北京的沈从文?他是我爸爸的表弟,我的表叔。

“知道!他是文学家,写过许多书,我有他的书,好极了,都是凤凰口气,都是凤凰事情,你要不要看?我有,我就给你拿去!”他借了一本书叫做《八骏图》,我看了半天也不懂,“怎么搞的?见过这个人,又不认得他的书?写些什么狗皮醪糟的事?老子一点也不明白……”我把书还给那个中学生。

“怎么样?”

“唔、唔、唔。”

许多年过去了。

我流浪在福建德化山区里,在一家小瓷器作坊里做小工。我还不明白世界上有一种叫做工资的东西,所以老板给我水平极差的三顿伙食已经十分满足。有一天,老板说我的头发长得已经很不成话,简直像个犯人的时候,居然给了我一块钱。我高高兴兴地去理了一个“分头”,剩下的七角钱在书店买了一本《昆明年景》。

我是冲着沈从文三个字去买的。钻进阁楼上又看了半天,仍然是一点意思也不懂。这我可真火了。我怎么可以一点也不懂呢?就这么七角钱?你还是我表叔,我怎么一点也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呢?七角钱,你知不知道我这七角钱要派多少用场?知不知道我日子多不好过?我可怜的七角钱……

我已经和表叔沈从文开始通信。他的毛笔蝇头行草是很著名的,我收藏了将近30年的来信,好几大捆,可惜在令人心疼的前些日子,都散失了。有关传统艺术系统知识和欣赏知识,大部分是他给我的。那一段时间,他用了许多精力在研究传统艺术,因此我也沾了不少的光,他为我打开了历史的窗子,使我有机会沐浴着祖国伟大传统艺术的光辉。在1946年还是1947年,他有过一篇长文章谈我的父母和我的行状,与其说是我的有趣的家世,不如说是我们乡土知识分子在大的历史变革中的写照,表面上,这文章犹如山峦上抑扬的牧笛与江流上浮游的船歌相呼应的小协奏。实质上,这文章道尽了旧时代小知识分子、小山城相互依存的哀哀慾绝的悲惨命运。我在傍晚的大上海的马路上买到了这张报纸,就着街灯,一遍又一遍地读着,眼泪湿了报纸,热闹的街肆中没有任何过路的人打扰我,谁也不知道这哭着的孩子正读着他自己的故事。

朋友中,有一个是他的学生,我们来往密切,大家虽穷,但都各有一套蹩脚的西装穿在身上。记得他那套是白帆布的,显得颇有精神。他一边写文章一边教书,而文章又那么好,使我着迷到了极点。人也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简直是浑身的巧思。于是我们从“霞飞路”来回地绕圈,话没说完,又从头绕起。和他同屋的是一个报社的夜班编辑,我就睡在那具夜里永远没有主人的铁架床上。床年久失修,中间回得像口锅子,据我的朋友说,我窝在里面,甜蜜得像个婴儿。

那时候我们多年轻,多自负,时间和精力像希望一样永远用不完。找和他时常要提到的自然是“沈公”,我以为,最了解最敬爱他的应该是我这位朋友。如果由他写一篇有关“沈公”的文章,是再合适也没有的了。

在写作上,他文章里流动着从文表叔的血型,在文字功夫上他的用功使当时大上海许多老人都十分惊叹。我真是为他骄傲。所以我后来不管远走到哪里,常常用他的文章比较我当时读到的另一些文章是不是蹩脚?

在香港,我呆了将近六年,在那里欢庆祖国的解放。与从文表叔写过许许多多的信。解放后,他是第一个要我回北京参加工作的人。不久,我和梅溪背着一架相机和满满一皮挎包的钞票上北京来探望从文表叔和婶婶以及两个小表弟了。那时他的编制还在北京大学而人已在革命大学学习。记得婶婶在高师附中教书。两个表弟则在小学上学。

我们呢?年轻到了家,各穿着一套咔叽布衣服,充满了简单的童稚的高兴,见到民警同志也务必上前问一声好,热烈地握手。

表叔的家在沙滩中老胡同宿舍。一位叫石妈妈的保姆料理家务。我们发现在北方每天三餐要吃这么多面食而惊奇不止。

我是一个从来不会深思的懒汉。因为“革大”在西郊,表叔几乎是“全托”,周一上学,周末回来,一边吃饭一边说笑话,大家有一场欢乐的聚会。好久我才听说,表叔在“革大”的学习,是一段非常奇妙的日子。他被派定要扭秧歌,要过组织生活。有时凭自己的一时高兴,带了一套精致的小茶具去请人喝茶时,却受到一顿奚落。他一定有很多作为一个老作家面对新事物有所不知、有所彷徨困惑的东西,为将要舍弃几十年所熟悉用惯的东西而深感惋惜、痛苦。他热爱这个崭新的世界,对工作他正确地估计到将有一番开拓式的轰轰烈烈,旷古未有的文化大发展,这与他素来的工作方式很对胃口。他热爱祖国的土地和人民,但新的社会新的观念对于他这个人能有多少了解?这需要多么细致的分析研究,而谁又能把精力花在这么微小的个人哀乐上呢?在这个大时代里多少重要的工作正等着人做的时候……

那一段日子里,从文表叔和婶婶一点也没有让我看出在生活中所发生的重大的变化。他们亲切地为我介绍当时还健在写过《玉君》的杨振声先生,写过《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的废名先生,至今生气勃勃、老当益壮的朱光潜先生、冯至先生。记得这些先生当时都住在一个大院子里。

两个表弟那时候还戴着红领巾,我们四人经过卖冰棍摊子时,他们还客气地做出少先队员从来不嗜好冰棍的样子,使我至今记忆犹新。现在他们的孩子已经跟当时的爸爸一般大了,真令人唏嘘……

我们在北京住了两个月不到就返回香港,通信中知道表叔已在“革大”毕业,并在历史博物馆开始新的工作。

两年以后,我和梅溪就带着七个月大的孩子坐火车回到北京。

从文表叔一家老是游徒不定。在旧社会他写过许多小说,照一位评论家的话说:“叠起来有两个等身齐。”那么,他该有足够的钱去买一套四合院的住屋了,没有;他只是把一些钱买古董文物,一下子玉器,一下子宋元旧锦,明式家具……精精光。买成习惯,也送成习惯,全搬到一些博物馆和图书馆去。有时连收条也没打一个。别人知道他无所谓,索性捐赠者的姓名也省却了。

现在租住下的房子很快也要给迁走了,所以住得很匆忙,很不安定。但因为我们到来,他就制造一副长住的气氛,免得我们年轻的远客惶惑不安。晚上,他陪着我刻木刻,看刀子在木板上运行,逐渐变成一幅画。他为此而兴奋,轻声地念道一些鼓励的话。……

他的工作是为展品写标签,无须用太多的脑子。但我为他那精密之极的脑子搁下来不用而深深惋惜。我多么地不了解他,问他为什么不写小说,粗鲁的逼迫有时使他生气。

一位我们多年尊敬的、住在中南海的同志写了一封信给他,愿意为他的工作顺利出一点力气。我从旁观察,他为这封回信几乎考虑了三四年,事后恐怕始终没有写成。凡事他总是想得太过朴素,以致许多年的话不知从何谈起。

保姆石妈妈的心灵的确像块石头。她老是强调从文表叔爱吃熟猪头肉夹冷馒头。实际上这是一种利用老人某种虚荣心的鼓励,而省了她自己做饭做菜的麻烦。从文表叔从来是一位精通可口饭菜的行家,但他总是以省事为宜,过分的吃食是浪费时间。每次回家小手绢里的确经常胀鼓鼓地包着不少猪头肉。

几十年来,他从未主动上馆子吃过一顿饭,没有这个习惯。当他得意地提到有限的几次宴会时——徐志摩、陆小曼结婚时算一次,郁达夫请他吃过一次什么饭算一次,另一次是他自己结婚。我没有听过这方面再多的回忆。那些日子距今,实际上已有半个世纪。

借用他自己的话说:

“美,总不免有时叫人伤心……”

什么力量使他把湘西山民的朴素情操保持得这么顽强?真是难以相信,对他自己却早已习以为常。

从文表叔满屋满床的画册书本,并以大字报的形式把参考用的纸条条和画页都粘在墙上。他容忍世界上最啥苏的客人的马拉松访问,尤其仿佛深怕他们告辞,时间越长,越热情越精神的劲头使我不解,因为和我对待生熟朋友的情况竟如此相似。

有关民族工艺美术及其他史学艺术的著作一本本出来了,天晓得他用什么时间写出来的。

婶婶像一位高明的司机,对付这么一部结构很特殊的机器,任何情况都能驾驶在正常的生活轨道上,真是神奇之至。两个人几乎是两个星球上来的人,他们却巧妙地走在一道来了。没有婶婶,很难想象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又要严格,又要容忍。她除了承担全家运行着的命运之外,还要温柔耐心引导这长年不驯的山民老艺术家走常人的道路。因为从文表叔从来坚信自己比任何平常人更平常,所以形成一个几十年无休无止的学术性的争论。婶婶很喜欢听我讲一些有趣的事和笑话,往往笑得直不起身。这里有一个秘密,作为从文表叔文章首席审查者,她经常为他改了许多错别字。婶婶一家姐妹的书法都是非常精彩的,但她谦虚到了腼腆的程度,面对著称赞往往像是身体十分不好受起来,使人简直不忍心再提起这件事。

那时候,《新观察》杂志办得正起劲,编辑部的朋友约我为一篇文章赶着刘一幅木刻插图。那时候年轻,一晚上就交了卷。发表了,自己也感觉弄得太仓促了,不好看。为这幅插图,表叔特地来家里找我,狠狠地批了我一顿:

“你看看,这像什么?怎么能够这样浪费生命?你已经30岁了。没有想象,没有技巧,看不到工作的庄严!准备就这样下去?……好,我走了……”

给我的打击是很大的。我真感觉羞耻。将近30年,好像昨天说的一样,我总是提心吊胆想到这些话。

在从文表叔家,常常碰到一些老人。金岳霖先生、巴金先生、李健吾先生、朱光潜先生、曹禺先生和卞之琳先生。他们相互间的关系温存得很,亲切地谈着话,吃着客人带来的糖食。印象较深的是巴老伯(家里总那么称呼巴金先生),他带了一包鸡蛋糕来,两个老人面对面坐着吃这些东西,缺了牙的腮帮动得很滑稽,一面低声地品评这东西不如另一家的好。巴先生住在上海,好些时候才能来北京一次,看这位在文学上早已敛羽的老朋友。

金岳霖先生的到来往往会使全家沸腾的。他一点也不像在世纪初留学英国的洋学生,而更像哪一家煤厂的会计老伙计。长长的棉袍,扎了腿的棉裤,尤其怪异的是头上戴的罗宋帽加了个自制的马粪纸帽檐,里头还贴着红纸,用一根粗麻绳绕在脑后捆起来。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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