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演义》

第159回

作者:蔡东藩

却说卢永祥、何丰林、臧致平三人下野以后,战局的形势,大为变化。奉天和广东都是反曹助卢的,当然各有举动。那广东方面,东江的战事,因双方都已筋疲力尽,成了相持之局。吴佩孚见陈炯明不能得志,命广西的陆荣廷,江西的方本仁,克日攻粤,也俱没有效果。沈鸿英不但不能助阵,反又降了中山先生,回桂攻击陆荣廷,因此吴佩孚方面,不但失了一臂之助,而且增加了一个敌人。沈鸿英之反复,亦民国军阀中所罕见。至于广东方面,因财政困难,北伐的事业又极重要,不能不勉力筹措。这时财政当局,因拟统一马路旁铺业权,与改良马路起见,征办一种铺底捐,凡马路两旁的店铺,依照铺底价值,缴费二成,以作在马路旁营业的代价。此外又有租捐、特种葯品捐、珠宝玉石捐、仪仗捐等,各商店一齐团结反对,并接洽以总罢市为对付。一面召集全市商团与附近各乡团,以联防为名,集中广州,向当局警戒。此时广东省长徐绍桢已经去职,但是对于国事,仍然十分当心。他听了这个消息,恐怕影响治安,急忙出任调停。商界方面,便提出七个条件:

一、永远取消统一马路业权案。

二、取消租捐。

三、取消特种葯品捐。

四、取消其他一切拟办之苛捐。

五、军队出驻市外。

六、交回各江封用之轮船,以利交通。

七、免财政厅长陈其瑗职。

徐绍桢调停了几天,广东省长杨庶堪,方才发出布告,取消马路统一业权案。商界方面因没有永久两字,不肯承认,非要达到永久取消的目的不可。徐绍桢只得又向两方面竭力磋商,方才由杨庶堪答应增加永久取消字样,其他各项杂税,也一律取消。这风潮总算这样完结了。那些开到广州市的商团乡团,原是为总罢市的后援而来的,现在见事情解决,便各纷纷回防。这时各团代表,又开会设立联防总办事处,不料这一个举动,早已起了野心家利用之心,因前商会会长陈廉伯,私向挪威购买大批军械一案,遂酿成各地的大罢市,和商团与驻军的冲突,甚而牵动到外交,只看九月一日孙中山先生对外的宣言,就可以知道了。那宣言的原文道:

自广州汇丰银行买办,开始公然叛抗我政府后,予即疑彼之叛国行动,有英国之帝国主义为其后盾。但余不慾深信,因英国工党今方执政,该党于会议中及政纲中,曾屡次表示同情于被压迫之民族。故予当时常希望此工党政府,既已握权在手,或能实行其所表示,至少抛弃从前以祸害耻辱积压于中国之炮舰政策,而在中国创始一国际公道时代,即相传为英工党政治理想中之原则者。不意八月二十九日,英总领事致公文于我政府,声称沙面领团“抗议对一无防御的城市开炮之野蛮举动”。末段数语,则无异宣战。其文曰:“予现接上级英海军官通告,谓彼已奉香港海军总司令训令,倘中国当局对城市开炮,所有一切有用之英海军队,立即行动。”兹我政府拒绝“对一无防御之城市开炮之野蛮举动”之妄言。须知我政府对于广州全市,或因不得已而有此举动之处,只有西关郭外之一部,而此处实为陈廉伯叛党之武装根据地。此项妄言所从出之方面,乃包含新嘉坡屠杀事件,及阿立察(印度)、埃及、爱尔兰等处残杀行为之作者在内,故实为帝国主义热狂之总表现。他国姑勿论,最近在我国之万县英海军,非慾炮击一无防御之城市,直至我同胞二人被捕,不经审判,立即枪毙,以满足帝国主义之凶暴,而始免于一击乎?然则是否因此种暴举,可以行诸一软弱不统一之国家而无碍,故又慾施诸别一中国之城市当局欤?惟予觉此项帝国主义的英国之挑战,其中殆含有更恶之意味。试观十二年来,帝国主义各强国于外交上,精神上,以及种种借款,始终一致的赞助反革命,则吾人慾观此项帝国主义之行动,为并非企图毁坏吾之国民党政府,殆不可行。盖今有对我政府之公然叛抗举动,其领袖为在华英帝国主义最有力机关之一代理人。

我政府谋施对付此次叛抗举动之唯一有力方法,而所谓英国工党政府者,乃作打倒我政府之恐吓,此是何意味乎?盖帝国主义所慾毁坏之国民党政府,乃我国中唯一努力图保持革命精神之政府,乃唯一抗御反革命之中心,故英国之炮慾对之而发射。从前有一时期为努力推翻满清,今将开始一时期为努力推翻帝国主义之干涉中国扫除完成革命之历史的工作之最大障碍。

这件风潮,后来由范石生、廖行超两人的调停,总算得到一个解决。后来又因被陈廉伯利用,曾经过一次大变,此是后话,按下不提。

却说中山先生因东南东北的战事,俱已爆发,时时召集各要人讨论北伐的计划。这一天正在开会之际,忽然传报石青阳来见。原来石青阳自从熊克武失败后,因在四川没有立足之地,不能不到别省去暂住。后来知道熊克武在云南、贵州边境,便也到云南去依唐继尧。那唐继尧本有图川之志,听说石青阳来滇,倒也很表欢迎,立刻请他到省城相会。石青阳到了省城,唐继尧已派代表来迎,石青阳到了唐继尧的署中,继尧立刻出来,一见青阳,便欢然若旧相识。坐下以后,青阳约略问了些云南现状,又大约把川中所以失败的原因说了一遍。唐继尧叹息道:“锦帆兄是我们的老友,我无日不希望他能戡定全川,驱除北方的势力,为我西南各省张目,不料垂成的事业,又复失败,真是可惜!”石青阳笑道:“桑榆之收,未必无期,尚须看锦帆的努力耳。”唐继尧也笑道:“但能如此方好。”石青阳道:“话虽如此,但以我的目光看来,熊君决不能重入四川,恐怕这天府之区,完全要入于吴佩孚的掌握之中咧。”妙妙。石青阳大有说士之风。唐继尧道:“何以见得?”石青阳道:“吴佩孚素抱武力统一主义,对于四川,早已处心积虑,希望并入他的版图。他现据有全国之半的地盘,实力雄厚,哪个是他敌手?以奉张之强,兵力之厚,不值他的一击,何况区区一旅之众,岂能抗半国之兵。所以我料熊君必不能再入四川,作云南各省的屏蔽,而吴佩孚的必然据有四川地盘,也在意料之中咧。”妙妙。石青阳大有说士之风。唐继尧愕然道:“此言恐怕也未必可靠。武力统一,不过是一句话罢咧,实际上怎能做得到呢?”石青阳笑道:“我们不必说他做得到做不到,却先把现在的大势来较论一下。吴佩孚现有的地盘,是直隶、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江苏、湖北、江西、福建等九省,还有热、察、绥、京兆等特别区域。四川与湖南,实际上也不啻他附庸。与吴为敌的,只有奉张,浙卢,粤孙,和黔、滇等省而已。浙卢现在受了苏、皖、赣、闽四省的监视,自保尚且不暇,哪里还讲得到向外发展?浙卢不能为吴之患一。奉张虽称雄关外,然而一直隶之兵,已足当之,要想入关,也是大难大难。奉张又不足为吴之患二。粤孙东江之乱尚不能平,更无暇北伐。粤孙更不足为吴之患三。吴现在只用河南、湖北、陕西三省的兵力,再加以亲吴的川军,已不止有二十万大兵,以图四川一省,何难一鼓而平?四川不难一鼓而平一。四川平定之后,出一支兵南入贵州,更由湖南出兵西趋,以夹击之势,攻一贫弱的贵州,何愁不能克日戡定?贵州又不足平二。川、黔俱平之后,合击云南,蓂赓兄虽然智勇冠天下,恐怕未必能抗豫、陕、鄂、川、湘、黔六省之兵。云南又不足平三。云南得手而后,由湘出兵,以拊广西之背,云南出兵,以搠广西之腹,广西也必不能抗。广西又不足平四。西南各省既定,一广东何能孤立?孙中山也惟有出国西游,再图机会了。此言广东又不足平五。西南全平之后,解决浙卢,更是不费吹灰之力。浙江又不足平六。那时竭全国之力以东趋,奉张又岂能独免?奉张又不足平七。蓂赓兄,你看这武力统一的计划,能不能够实现?”以上一大篇说词,三层说天下之大势,直已优胜,次论各省之削平,以鼓起滇唐之忧虑,甚妙。唐继尧默然半晌,又道:“如此说,我兄将如何对付?”不先决自己对付之策,而先问石青阳对付之策,亦妙。盖石青阳如有解决之法,则已亦不必忧矣。石青阳笑道:“我不过一光身而已,并没什么地盘,还讲什么对付的方法。能够在国内住一天,便住一天,在四川不能立足,可到别省,别省又不能立足,可去国外。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何必计较什么对付。”妙甚,自己之不用计较对付,正是反激唐之不可不力谋对付也。唐继尧想了一会道:“吴佩孚能联合各省的力量,以实行他武力统一的政策,我们各省,也何尝不可联络起来以对抗吴氏?”渐渐上了道儿。石青阳笑道:“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计划。但是言之非艰,行之维艰,结果也不过是一种空气而已。试看这次锦帆在四川失败,谁肯助他一臂之力,当他胜利时,胡若愚还肯卖力,等到一次战败,大家又都袖手旁观,想保全自己的实力了。其实北军方计划各个击破,想保全自己的实力,结果也不过是空想而已。”妙甚妙甚。唐继尧奋然说道:“哪有这话?我今偏要出人意料之外,竭全力来助锦帆重入成都,驱除北方势力。”上了道儿了。石青阳笑道:“兄果有此决心,也非独力能任之事,必须西南各省,大家团结起来,方能成为一种绝大势力呢。果然蓂赓兄这计划能够实现,不说是自己的计划,反说是唐的计划,使他格外努力,妙。不但可以保持西南的力量,而且还可以窥取中原,覆灭曹、吴咧。”又歆之以利。唐继尧道:“我的主张已经决定了,我兄能否助我一臂之力,代我和熊君与贵州刘君接洽,共同组织一个联军,以抗四川的侵略?”石青阳慨然道:“既然蓂赓兄肯做此大义之举,兄弟岂有不帮忙之理?我当即日到贵州,和锦帆兄接洽便了。”唐继尧大喜。

石青阳住了一日,便往贵州和刘显世磋商。刘显世当然也没有不赞成之理。滇、黔两省说妥以后,方来和熊克武说明,熊克武更是喜欢。当下便组织一个川滇黔联军总司令部,以图进占四川,向外发展。这计划告成以后,石青阳便又跑到广东来和孙中山先生接洽。孙中山先生原是只求国家人民有利,不讲私人权利如何的,见他们肯北伐曹、吴,立刻便引为同志,并推唐继尧为副元帅,以便率军北伐,便宜处理一切。这时因东南的形势紧张,所以石青阳又以川滇黔联军总司令代表的名义,来请师期。这时中山已决定北伐,当时便即拟定了一个北伐宣言,原文道:

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辛亥之役,推倒君主专制政体暨满洲征服阶级,本已得所借手,以从事于目的之贯彻。假使吾党当时能根据于国家及民众之利益,以肃清反革命势力,则十三年来政治根本,当已确定,国民经济教育荦荦诸端,当已积极进行。革命之目的纵未能完全达到,然不失正鹄,以日跻于光明,则有断然者。

原夫反革命之发生,实继承专制时代之思想,对内牺牲民众利益,对外牺牲国家利益,以保持其过去时代之地位。观于袁世凯之称帝,张勋之复辟,冯国璋、徐世昌之毁法,曹锟、吴佩孚之窃位盗国,十三年来,连续不绝,可知其分子虽有新陈代谢,而其传统思想,则始终如一。此等反革命之恶势力,以北京为巢窝,而流毒被于各省。间有号称为革命分子,而其根本思想初非根据于国家及民众之利益者,则往往志操不定,受其吸引,与之同腐,以酿成今日分崩离析之局,此真可为太息痛恨者矣。反革命之恶势力所以存在,实由帝国主义卵翼之使然。证之民国二年之际,袁世凯将慾摧残革命党以遂其帝制自为之慾,则有五国银行团大借款于此时成立,以二万万五千万元供其战费。自是厥后,历冯国璋、徐世昌诸人,凡一度用兵于国内,以摧残异己,则必有一度之大借款,资其挥霍。及乎最近曹锟、吴佩孚加兵于东南,则久悬不决之金佛郎案即决定成立。由此种种,可知十三年来之战祸,直接受自军阀,间接受自帝国主义,明明白白,无可疑者。今者,浙江友军为反抗曹锟、吴佩孚而战,奉天亦将出于同样之决心与行动,革命政府已下明令出师北向,与天下共讨曹锟、吴佩孚诸贼,于此有当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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