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演义》

第044回

作者:蔡东藩

却说日本政府,因中国未肯承认全案,竟用出最后手段,胁迫袁政府。自陆总长提交最后答复后,日本下动员令,宣言关东戒严。驻扎山东、奉天的日兵,预备开战,渤海口外的日舰,亦预备进行,各埠日商,纷纷回国,似乎即日决裂,各国公使,亦多至外交部署中,探听消息,劝政府和平解决,幸勿开战。强国总帮助强国。袁总统却也为难,惟面上犹持一种镇静态度。总教皇帝做得成,余事固无容过虑。五月六日,由日使派人到外交部,提出一种警告书,内言非完全承认日本修正案,决提交最后通牒。袁政府不能决答,当于是日夜间,遣曹次长汝霖,用个人名义,访会日使,商议交涉,又承认了好几款。日置益不允。俟曹汝霖回署后,即于次日下午,由日置益带同馆员,至外交部迎宾馆,晤见陆曹两人,亲递最后通牒。牒文写着:

今回帝国政府,与中国政府所以开始交涉之故,一则慾谋因日德战争所发生时局之善后办法,一则慾解决有害中日两国亲交原因之各种问题,冀巩固中日两国友好关系之基础,以确保东亚永远之和平起见,于本年一月向中国政府交出提案,开诚布公,与中国政府会议,至于今日,实有二十五回之多。其间帝国政府,始终以妥协之精神,解释日本提案之要旨,即中国政府之主张,亦不论巨细,倾听无遗。何时倾听,我未之见。其慾力图解决此提案于圆满和平之间,自信实无余蕴。自信已深,何肯退让?其交涉全部之讨论,于第二十四次会议,即上月十七日,已大致告竣。帝国政府统观交涉之全部,参酌中国政府议论之点,对于最初提出之原案,加以多大让步之修正,于同月二十六日,更提出修正案于中国政府,求其同意。同时且声明中国政府对于该案如表同意,日本政府即以因多大牺牲而得之胶州湾一带之地,于适当机会附以公正至当之条件,以交还于中国政府。五月一日,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修正案之答复,实与帝国政府之预期全然相反。且中国政府对于该案,不但毫未加以诚意之研究,且将日本政府交还胶州湾之苦衷与好意,亦未尝一为顾及。查胶州湾为东亚商业上军事上之一要地,日本帝国,因取得该地,所费之血与财,自属不少。

既为日本取得之后,毫无交还中国之义务。然为将来两国国交亲善起见,竟拟以之交还中国。何其客气?而中国政府不加考察,且不谅帝国政府之苦心,实属遗憾。中国政府,不但不顾帝国政府关于交还胶州湾之情谊,且对于帝国政府之修正案,于答复时要求将胶州湾无条件交还,并以日德战争之际,日本国于胶州湾用兵所生之结果,与不可避之各种损害,要求日本担任赔偿之责,其他关系于胶州湾地方,又提出数项要求,且声明有权加入日德讲和会议。明知如胶州湾无条件之交还,及日本担负因日德战争所生不可避之损害赔偿,均为日本所不能容忍之要求,而故为要求。且明言该案为中国政府最后之决答,因日本不能容认此等之要求,则关于其他各项,即使如何妥商协定,终亦不觉有何等之意味,其结果此次中国政府之答复,于全体全为空漠无意义。且查中国政府对于帝国政府修正案中,其他条项之回答,如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就地理上政治上商工利害上,皆与帝国有特别关系,为中外所共认。此种关系,因帝国政府经过前后二次之战争,更为深切。然中国政府,轻视此种事实,不尊重帝国在该地方之地位,即帝国政府,以互让精神,照中国政府代表所言明之事,而拟出之条项,中国政府之答复,又任意改窜,使代表者之陈述,成为一篇空言,或此方则许,而彼方则否,致不能认中国当局者之有信义与诚意。此段直是训令。至关于顾问之件,学校病院用地之件,兵器及兵器厂之件,与南方铁道之件,帝国政府之修正案,或以关系外国之同意为条件,或只以中国政府代表者之言明,存于记录,与中国主权与条约,并无何等之抵触。然中国政府之答复,惟以与主权条约有关系,而不应帝国政府之希望。帝国政府,因鉴于中国政府如此之态度,虽深惋惜,几再无继续协商之余地,然终眷眷于维持极东平和之帝国,务冀圆满了结此交涉,以避时局之纷纠,于无可忍之中,更酌量邻邦政府之情意,将帝国政府前次提出之修正案中之第五号各项,除关于福建互换公文一事,业经两国政府代表协定外,其他五项,可承认与此次交涉脱离,日后另行协商。因此中国政府,亦应谅帝国政府之谊,将其他各项,即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之各项,及第五号中关于福建省公文互换之件,照四月二十六日提出之修正案所记载者,不加以何等之更改,速行应诺帝国政府。兹再重行劝告,对此劝告,期望中国政府至五月九日午后六时为止,为满足之答复,如到期不受到满足之答复,则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合并声明。

陆曹两人,共同阅毕,不由的发了一怔,几乎目定口呆。怪他不得。还是曹汝霖口齿较利,便对日置益道:“五号中所说五项,应即脱离,究竟是哪五项呢?”日置益道:“就是聘用顾问,学校病院租用地,以及中国南方诸铁路,与兵器及兵器厂,暨日本人布教权。这五项允许脱离,容后协商便了。”容后协商四字,又是后来话柄。陆徵祥道:“敝国与贵国,素敦睦谊,难道竟无协商的余地么?”日置益道:“通牒中已经说明,敝政府不能再让。就使本驻使有意修正,也是爱莫能助了。”乐得客气。说毕即行。曹汝霖随送道:“贵驻使是全国代表,凡事尚求通融一点。”日置益稍稍点头。到了次日,又至外交部中,递交说明书,内开七款如下:

(一)除关于福建省交换公文一事之外,所谓五项,即指关于聘用顾问之件,关于学校用地之件,关于中国南方诸铁路之件,关于兵器及兵器厂之件,及关于布教权之件是也。

(二)关于福建省之件,或照四月二十六日日本提出之对案,均无不可。此次最后通牒,虽请中国对于四月二十六日日本所提出之修正案,不加改订,即行承诺,此系表示原则。至于本项及(四)(五)两项,皆为例外,应特注意。

(三)以此次最后之通牒要求之各项,中国政府倘能承认时,四月二十六日对于中国政府关于交还胶州湾之声明,依然有效。

(四)第二号第二条土地租赁或购买,改为暂租或永租,亦无不可。如能明白了解,可以长期年限。且无条件而续租之意,即用商租二字亦可。又第二号第四条,警察法令及课税承认之件,作为密约,亦无不可。

(五)东部内蒙古事项,中国于租税担保借款之件,及铁道借款之件,向日本政府商议一语,因其南满洲所定之关于同种之事项相同,皆可改为向日本资本家商议。又东部内蒙古事项中商埠一项,地点及章程之事,虽拟规定于条约,亦可仿照山东省所定之办法,用公文互换。

(六)日本最后修正案第三号中之该公司关系人,删除关系人三字,亦无不可。

(七)正约及其他一切之附属文书,以日本文为正,或可以中日两文皆为正文。

日置益递交此书,也不再置一词,匆匆去讫。袁总统即召集要人,连夜会议,未得要领。越日上午,续议一切,亦不能决定。至下午二时,又召集国务卿左右丞各部总长,及参政院长黎元洪,并参政熊希龄、赵尔巽、梁士诒、杨度、李盛铎等,开特别会议。由陆总长先行报告,然后袁总统出席开议。大众计无所出,惟陆海军总长,与参政中的激烈人物,尚主张拒绝,宁可决裂。袁总统只沉着脸,淡淡的答道:“山东、奉天一带,已遍驻日兵,倘或交涉决裂,他即长驱直入,我将如何对待?实力未充,空谈何益?与其战败求和,不若目前忍痛,从前甲午的已事,非一殷鉴么?”试问甲午之衅,谁实启之?今乃甘心屈辱,想是一年被蛇咬,三年怕烂稻索。徐世昌亦接着道:“越能忍耻,才得沼吴,现在只可和平了事,得能借此交涉,返求自强,未始不可收效桑榆呢。”语虽近是,无如全国上下,未肯卧薪尝胆奈何?大众闻言,不敢主战,随即多数赞成,决定承认。当由袁总统饬令备文答复,复经再三讨论,方拟定复文,派外交部员施履本,赍交日使察阅。日置益尚要求第五项下,添入“日后协商”四字,且言万不能省。施履本不能与辩,带还原书,乃再行改正。其文云:

中国政府,为维持远东和平起见,允除第五项五款,应俟日后另议外,所有第一、二、三、四项各款,及第五项关于福建交换文书之件,照日本二十六日修正案,及通牒中附加七条件之解释,即日承诺,俾中日悬案,从此解决,两国亲善,益加巩固。中政府爰请日使择日惠临外交部,整理文字,以便早日签定。此复。

复文缮就,即于五月九日,由陆总长徵祥,曹次长汝霖,赴日本使馆,当面送交。还要亲手送去,真正可怜。过了一天,日使日置益,赴外交部答谢。至十五日,日置益复至外交部迎宾馆,开条约会议,无非是照日本修正案,加入七条件解释,及各项来往照会,共同订定,作为中日合约。到了二十日,两造文书,统已办齐,乃商定二十五日,在外交部迎宾馆,彼此签字。约中署名,一面是大日本国大皇帝特命全权公使从四位勋二等日置益,一面是大中华民国任命中卿一等嘉禾勋章外交总长陆徵祥,互相比较,荣辱何如?共计正文三份,换文十三件,换文即照会。小子前已叙录约文,看官即可复阅,毋庸一一重述了。应用简笔。袁总统恐丧失权利,或致众愤,除密电各省将军巡按使,劝令维持秩序,静图自强外,又下令约束军民云:

环球交通,凡统治一国者,莫不兢兢于本国之权利。

其权利之损益,则视其国势之强弱以为衡。苟国内政治修明,力量充足,譬如人身血气壮硕,营卫调和,乃有以御寒暖燥湿之不时,而无所侵犯。故有国者诚求所以自强之道,一切疲玩之惰气,与虚骄之客气,有邱山之损,而无丝毫之益,所宜引为大戒。我中国自甲午、庚子两启兵端,皆因不量己力,不审外情,上下嚣张,轻于发难,卒至赔偿巨款,各数万万,丧失国权,尤难枚举。当时深识之士,咨嗟太息于国之将亡,使其上下一心,痛自刻责,涤瑕荡垢,发愤为雄,犹足以为善国,乃事过境迁,恬嬉如故,厝火积薪之下,而寝处其上,酣歌恒舞,民怨沸腾,卒至鱼烂土崩,不可收拾。予以薄德,起自田间,大惧国势之已濒于危,而不忍生民永沦浩劫,寝兵主和,以固吾圉。民国初建,生计凋残,含垢忍辱,与民休息,而好乱之辈,又各处滋扰,为虎作伥。予以保国卫民,引为责任,安良除暴,百计维持。不幸欧战发生,波及东亚,而中日交涉,随之以起。外交部与驻京日本公使,磋商累月,昨经签约,和平解决。所有经过困难情形,已由外交部详细宣告,双方和好,东亚之福,两祸取轻,当能共喻。虽胶州湾可望规复,主权亦勉得保全,然南满权利,损失已多,创巨痛深,引为惭憾。己则不竞,何尤于人?我之积弱召侮,事非旦夕,亦由予德薄能鲜,有以致之。顾谋国之道,当出万全,而不当掷孤注,贵蓄实力,而不贵骛虚声。近接各处函电,语多激烈,其出自公义者,固不乏人,亦有未悉实情,故为高论,置利害轻重于不顾,言虽未当,心尚可原。乃有倡乱之徒,早已甘心卖国,而于此次交涉之后,反借以为辞,纠合匪党,譸张为幻,或谓失领土,或谓丧主权,种种造谣,冀遂其煽乱之私。此辈平日行为,向以倾覆祖国为目的,而其巧为尝试,慾乘国民之愤慨,借簧鼓以开衅,极其居心,至为险很。责人不责己,如公道何?若不严密防范,恐殃及良善,为患地方,尤恐扰害外人,牵动大局。着各省文武各官,认真查禁,勿得稍涉大意,致扰治安。倘各该地方,遇有乱徒借故暴动,以及散布传单,煽惑生事,立即严拿惩办,并随时晓谕商民,切勿受其愚惑。至于自强之道,求其在我,祸福无门,唯人自召。群策群力,庶有成功。仍望京外各官,痛定思痛,力除积习,奋发进行。我国民务扩新知,各尽义务,对于内则父诏兄勉,对于外则讲信修睦,但能惩前毖后,上下交儆,勿再因循,自可转弱为强,权利日臻巩固。切不可徒逞血气,任意浮嚣,甲午、庚子,覆辙不远,凡我国民,其共戒之!此令。

此外又有外交部通电,陈述交涉经过状况,及颁布条约全文,声言:“徵祥身任外交,奉职无状,一片爱国愚忠,未能表白于天下,特恳请大总统立予罢斥,另选贤能,以补前愆”云云。参政院长黎元洪,亦发一长电除自己引咎外,兼责典兵大吏,平日观望,且愿辞去参谋总长一职。还有陆军总长段祺瑞,复电言“始终主战,奈各部长及参政院诸公,多半主和,口众我寡,致蒙此耻,已呈请辞职避贤,免至积垢”等语。其他书函杂沓,不胜枚举,总之是民国以来第一种国耻,全体吏民,须时时记着,卧薪尝胆,发愤图存,我中华民国前途,或尚不至灭亡呢。大声疾呼,愿国民热度,勿再效五分钟!

自国家经此一蹶,总道袁总统惩前毖后,开诚布公,把一副鬼鬼祟祟的手段,尽行改变,一心一意的整顿起来。就是那当道诸公,也应激发天良,力图振刷,效那范蠡、文种的故事,生聚教训,徐图兴复。谁知总统府中,愈觉沈迷,京内外的文武官吏,依旧是攀龙附凤,颂德歌功,前时要求变政的人物,已尽作反舌鸟,呈请辞职的达官,又仍做寄生虫,转眼间桐枝叶落,桂树花荣,北京里面,竟倡出一个筹安会来。慨乎言之。这筹安会的宗旨,是主张变更国体,会中的发起人,乃是几个不新不旧、亦新亦旧的大名角,顿时惹起风潮,闹得四万万人民昏头磕脑,也不知怎样才好。小子有诗叹道:

亡羊思补已嫌迟,何事彼昏尚不知?

怪象日增名巧立,“筹安”二字向谁欺。

究竟这班大名角,是何等样人?待小子下回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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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国耻之由来,孰使之?袁氏使之也。袁氏慾借日本以利己,日本即借袁氏以利国,出尔反尔,咎有攸归。观袁氏之约束军民,有云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吾谓袁氏不必责人,第返而自责可耳。不然,约已成,权已丧,勉图补苴且不遑,尚慾潜图帝制为耶?观筹安会之发生,而袁氏之甘心媚外,其情弊愈不可掩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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