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人生边上

作者:钱钟书

<扉页>

  赠与季康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日


致谢


  这个集子里的文章,有几篇是发表过的,曾和孙大雨、戴望舒、沈从文、孙毓棠各位先生所主编或筹备的刊物有过关系。

  陈麟瑞、李健吾两先生曾将全书审阅一遍,并且在出版和印刷方面,不吝惜地给予了帮助。

  作者远客内地,由杨绛女士在上海收拾、挑选、编定这几篇散文,成为一集。

  愿他们几位不嫌微末底接受作者的感谢。




  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

  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交卷。

  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书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的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写一个问号或感叹号,像中国旧书上的眉批,外国书里的marginalia。这种零星随感并非他们对于整部书的结论。因为是随时批识,先后也许彼此矛盾,说话过火。他们也懒得去理会,反正是消遣,不像书评家负有指导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谁有能力和耐心作那些事呢?

  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那么,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这本书真大!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八日


重印本序


  考古学提倡发掘坟墓以后,好多古代死人的朽骨和遗物都暴露了;现代文学成为专科研究以后,好多未死的作家的将朽或已朽的作品都被发掘而暴露了。备发掘的喜悦使我们这些人忽视了被暴露的危险,不想到作品的埋没往往保全了作者的虚名。假如作者本人带头参加了发掘工作,那很可能得不偿失,“自掘坟墓”会变为矛盾统一的双关语:掘开自己作品的坟墓恰恰也是掘下了作者自己的坟墓。

  《写在人生边上》是四十年前写的,《人·兽·鬼》是三十六、七年前写的。那时候,我对自己的生命还没有愈来愈逼窄的边缘感觉,对人、兽、鬼等事务的区别还有非辩证的机械看法。写完了《围城》,我曾修改一下这两本书的文字;改本后来都遗失了,这也表示我不很爱惜旧作。四年前,擅长发掘文墓和揭开文幕的陈梦熊同志向我游说,建议重印这两本书。他知道我手边没有存书,特意在上海设法复制了原本寄给我。在写作上,我也许是一个“忘本”的浪子,懒去留恋和收藏早期发表的东西。《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编委会成立,朱雯、杨幼生两位同志都要把这两本书收进《丛书》。我自信我谢绝的理由很充分:《写在人生边上》不是在上海写的,《人·兽·鬼》不是在抗战时期出版的,混在《丛书》里有冒牌的嫌疑。于是,《丛书》主要编委柯灵同志对我说:“你不让国内重印,事实上等于放任那些字据讹脱的‘盗印本’在国外继续流传,这种态度很不负责。至于《丛书》该不该收,编委自有道理,你不用代我们操心。”他讲来振振有辞,我一向听从我这位老朋友的话,只好应允合作。又麻烦梦熊同志复制一次,因为我把他寄来的本子早丢了。

  我硬了头皮,重看这两本书;控制着手笔,只修改少量字句。它们多少已演变为历史性的资料了,不容许我痛删畅添或压根儿改写。但它们总算属于我的名下,我还保存一点主权,不妨零星枝节地削补。

  《丛书》的体例对作者提一个要求,他得在序文里追忆一下当时的写作过程和经验。我们在创作中,想象力常常贫薄可怜,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致可怕。我自知意志软弱,经受不起这种创造性记忆的诱惑,干脆不来什么缅怀和回想了。两本小书也值不得各有一序,这篇就一当两用吧。

  一九八二年八月

   目次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窗论快乐说笑吃饭读伊索寓言谈教训一个偏见释文盲论文人

  

  

  

  

  

  

  

   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

  “论理你跟我该彼此早认识了,”他说,拣了最近火盆的凳子坐下:“我就是魔鬼;你曾经受我的引诱和试探。”

  “不过,你是个实心眼儿的好人!”他说时泛出同情的微笑,“你不会认识我,虽然你上过我的当。你受我引诱时,你只知道我是可爱的女人、可亲信的朋友,甚至是可追求的理想,你没有看出是我。只有拒绝我引诱的人,像耶稣基督,才知道我是谁。今天呢,我们也算有缘。有人家做斋事,打醮祭鬼,请我去坐首席,应酬了半个晚上,多喝了几杯酒,醉眼迷离,想回到我的黑暗的寓处,不料错走进了你的屋子。内地的电灯实在太糟了!你房里竟黑洞洞跟敝处地狱一样!不过还比我那儿冷;我那儿一天到晚生着硫磺火,你这里当然做不到--听说碳价又涨了。”

  这时候,我惊奇已定,觉得要尽点主人的义务,对来客说:“承你老人家半夜暗临,蓬蔽生黑,十分荣幸!只恨独身作客,没有预备欢迎,抱歉得很!老人家觉得冷麽?失陪一会,让我去叫醒佣人来沏壶茶,添些碳。”

  “那可不必,”他极客气地阻止我,“我只坐一会儿就要去的。并且,我告诉你”--他那时的表情,亲信而带严重,极像向医生报告隐病时的病人--“反正我是烤火不暖的。我少年时大闹天宫,想夺上帝的位子不料没有成功,反而被贬入寒冰地狱受苦,好像你们人世从前俄国的革命党,被暴君充配到西伯利亚雪地一样。我通身热度都被寒气逼入心里,变成一个热中冷血的角色。我曾在火炕上坐了三天三夜,屁股还是像窗外的冬夜,深黑地冷……”

  我惊异地截断他说:“ 巴贝独瑞维衣(barbey d”aurevilly)不是也曾说……”

  “是啊,”他呵呵地笑了:“他在《魔女记》(les diaboliques)第五篇里确也曾提起我的火烧不暖的屁股。你看,人怕出名啊!出了名后,你就无秘密可言。甚麽私事都给采访们去传说,通讯员等去发表。这麽一来,把你的自传或忏悔录里的资料硬夺去了。将来我若作自述,非另外捏造点新奇事实不可。”

  “这不是和自传的意义违反了么?”我问。

  他又笑了:“不料你的见识竟平庸到可以做社论。现在是新传记文学的时代。为别人做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不防加入自己的主见,借别人为题目来发挥自己。反过来说,作自传的人往往并无自己可传,就逞心如意地描摹出自己老婆、儿子都认不得的形象,或者东拉西扯地记载交游,传述别人的轶事。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自传就是别传。”

  我听了不由自主地佩服,因而恭恭敬敬地请求道:“你老人家允许我将来引用你这段麽?”

  他回答说:“那有什么不可以?只要你引到它时,应用‘我的朋友某某说’的公式。”

  这使我更高兴了,便谦逊说:“老人家太看得起我了!我配做你的朋友麽?”

  他的回答颇使我扫兴:“不是我瞧得起你,说你是我的朋友;是你看承我,说我是你的朋友。做文章时,引用到古人的话,不要引用号,表示辞必己出,引用今人的话,必须说‘我的朋友’--这样你总能招揽朋友。”

  他虽然这样直率,我还想敷衍他几句:“承教得很!不料你老人家对于文学写作也是这样的内行。你刚才提起《魔女记》已使我惊佩了。”

  他半带怜悯地回答:“怪不得旁人说你跳不出你的阶级意识,难道我就不配看书?我虽属于地狱,在社会的最下层,而从小就有向上的志趣。对于书本也曾用过工夫,尤其是流行的杂志小册子之类。因此歌德称赞我有进步的精神,能隋着报纸上所谓‘时代的巨轮’一同滚向前去。因为你是个欢喜看文学书的人,所以我对你谈话时就讲点文学名著,显得我也有同好,也是内行。反过来说,假使你是个反对看书的多产作家,我当然要改变谈风,对你说我也觉得书是不必看的,只除了你自己做的书--并且,看你的书还嫌人生太短,哪有工夫看甚麽典籍?我会对科学家谈发明,对历史家谈考古,对政治家谈国际情势,展览会上讲艺术赏鉴,酒席上讲烹调。不但这样,有时我偏要对科学家讲政治,对考古家论文艺,因为反正他们不懂甚麽,乐得让他们拾点牙慧;对牛弹的琴根本就不用挑选甚麽好曲子!烹调呢,我往往在茶会上讨论;亦许女主人听我讲得有味,过几天约我吃她自己做的菜,也未可知。这样混了几万年,在人间世也稍微有点名气。但丁赞我善于思辨,歌德说我见多识广。你到了我的地位,又该骄傲了!我却不然,愈变愈谦逊,时常自谦说:“我不过是个地下鬼!”就是你们自谦为‘乡下人’的意思,我还恐怕空口说话不足以表示我的谦卑的精神,我把我的身体来作为象征。财主有布袋似的大肚子,表示囊中充实;思想家垂头弯背,形状像标点里的问号,表示对一切发生疑问;所以--”说时,他伸给我看他的右脚,所穿皮鞋的跟似乎特别高--“我的腿是不大方便的,这象征着我的谦虚,表示我‘蹩脚’。我于是发明了缠小脚和高跟鞋,因为我的残疾有时也需要掩饰,尤其碰到我变为女人的时候。”

  我忍不住发问说:“也有瞻仰过你风采的人说,你老人家头角峥嵘,有点像……”

  他不等我讲完就回答说:“是的,有时我也现牛相。这当然还是一种象征。牛惯做牺牲,可以显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并且,世人好吹牛,而牛决不能自己吹自己,至少生理构造不允许它那样做,所以我的牛形正是谦逊的表现。我不比你们文人学者会假客气。有种人神气活见,你对他恭维,他不推却地接受,好像你还他的债,他只恨你没有附缴利钱。另外一种假作谦虚,人家赞美,他满口说惭愧不敢当,好象上司纳贿,嫌数量太少,原壁退还,好等下属加倍再送。不管债主也好,上司也好,他们终相信世界上还有值得称赞的好人,至少就是他们自己。我的谦虚总是顶彻底的,我觉得自己就无可骄傲,无可赞美,何况其它的人!我一向只遭人咒骂,所以全没有这种虚荣心。不过,我虽非作者,却引起了好多作品。在这一点上,我颇像--”他说时,毫不难为情,真亏他!只有火盆里通红的碳在他的脸上弄着光彩,“我颇像一个美丽的女人,自己并不写作,而能引起好多失恋的诗人的灵感,使他们从破裂的心里--不是!从破裂的嗓子里发出歌咏。像拜伦、雪莱等写诗就受到我的启示。又如现在报章杂志上常常鬼话连篇,这也是受我的感化。”

  我说:“我正在奇怪,你老人家怎会有工夫。全世界的报纸都在讲战争。在这个时候,你老人家该忙着屠杀和侵略,施展你的破坏艺术,怎会忙里偷闲来找我谈天。”

  他说:“你颇有逐客之意,是不是?我是该去了,我忘了夜是你们人间世休息的时间。我们今天谈得很畅,我还要跟你解释几句,你说我参与战争,那真是冤枉。我脾气和平,顶反对用武力,相信条约可以解决一切,譬如浮士德跟我歃血为盟,订立出卖灵魂的契约,双方何等斯文!我当初也是个好勇斗狠的人,自从造反失败,驱逐出天堂,听了我参谋的劝告,悟到角力不如角智,从此以后我把诱惑来代替斗争。你知道,我是做灵魂生意的。人类的灵魂一部分由上帝挑去,此外全归我。谁料这几十年来,生意清淡得只好喝阴风。一向人类灵魂有好坏之分。好的归上帝收存,坏的由我买卖。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忽然来了个大变动,除了极少数外,人类几乎全无灵魂。有点灵魂的又都是好人,该归上帝掌管。譬如战士们是有灵魂的,但是他们的灵魂,直接升入天堂,全没有我的份。近代心理学者提倡“没有灵魂的心理学”,这种学说在人人有灵魂的古代,决不会发生。到了现在,即使有一两个给上帝挑剩的灵魂,往往又臭又脏,不是带着实验室里的葯味,就是罩了一层旧书的灰尘,再不然还有刺鼻的铜臭,我有爱洁的脾气,不愿意捡破烂。近代当然也有坏人,但是他们坏得没有性灵,没有..(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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