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回去了二十年

作者:张恨水

  零碎的爆竹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听到窗子外面有一苍老的声音骂道:“这些猴儿崽子,开的什么穷心?年过了这多天,还直放麻雷子二踢角,这年过得有什么痛快。东三省闹土匪,直隶闹蝗虫,黄河闹水灾,煤面全涨钱。这大杂院里,除了张先生,也没有谁做官,哪里来的这么些个容易钱,到了初五六,还直让小孩子过年?”最后几句话,把我惊醒了。正是我新近在北京农商部当了一名小办事员,大小是个官了。睁着眼睛一看,墙上挂着的月份牌,上面大书中华民国八年阳历二月,阴历正月。正是这大杂院里这位卖切糕的街坊大胡子骂得痛快,我该到部了,怎么还睡觉?于是匆匆起床,将白泥炉子上放的隔夜水壶,倒着漱洗过了。头上戴了兜头线帽,围了一条破毡子旧围巾儿,锁门就走。当个小办事员的人,决没钱买大衣。北京这地方又冷,不这么穿着不行。出得门来,这冷僻胡同里的积雪,依然堆着尺来厚,脚在雪上踏着,唏唆作响。那西北风像刀割似的迎面吹过,把人家屋脊上的积雪刮了下来,临空一卷,卷成个白雾团子,然后向人扑来。任是围了破毡子,那碎雪还向衣领子里钻了来。我虽穿了一件天桥收来的老羊皮,不觉还打了两个冷战,鼻子出来的气,透过了兜帽的窟窿,像是馒头出笼屉,热气上冒。沿了鼻孔的一转帽沿。都让气冲湿了。心想:不过为了三十块钱的薪水,冒了这种风雪去办公,实在辛苦。正想着,一辆汽车自身后追了上来,把地面上的雪烂泥浆,溅了起来,汽车两边就飞起了两排泥雨,溅了我一身的泥点。汽车过去了能奈它何?由那车后身窗子里望去,一对男女厮搂着,头挤在一起。那汽车号码是自用六零六,巧了,这就是我们总长坐着办公的车。不用说,车上那个男人是我上司赖大元总长。慢说我一个走路的人,追不上汽车去讲理,就算追得上,难道我还敢和总长去辨是非不成?叹了一口气,只好挨着人家墙脚,慢慢走到部。我们这农商部,在北京是闲衙门。闲的程度,略好于教育部而已。门口站的那两个卫警,夹了一支旧来福步枪在胁下,冷得只做开跑步走。我向传达室一看,那传达正在走廊下笼白炉子的火。他窗户上放了一架小闹钟,已到十点了。院子里除了满地积雪,并无别的象征。那些花木,由雪堆里撑出枝枝桠桠的树枝,上面还堆了积雪,在高屋檐下,一点也不见响动,走廊地上倒有十几个小麻雀,见人来了,轰的一声飞向屋檐上,这不像衙门,像座庙了。我是矿务司第一课的办事员,直走到东向角落的五进院子,才是我们的办公处。北屋五大间是司长室,正中堂屋会客室。西面是第一科,科长在外面一间屋子里,几个科员也在那里列着桌子,我和另一个办事同三个录事,就缩在另一小屋子里。矿务司有个特别好处,尽管市面上煤卖到二十多元一吨,大同、石家庄两处的红煤,我们依然可以特殊便利一下,所以每间屋子里都把铁炉子生着火。这年头虽不像北京饭店有热气管子,所谓屋子里笼“洋炉子”,也就是人间天堂了。掀开棉布帘子进了屋,早是满座生春,正中大屋铁炉子边站着两位茶房,烘火闲话,谈正月初一,和了个三元。看我进来,睬也不睬。我摘了帽子,解了围巾,掀帘进了第一课。铁炉子上放了一把白铁壶,水沸得正沙沙作响,壶嘴里向外冒汽。院子里的堆雪,由玻璃窗上反映进光来。科长陶菊圃是位老公事,他向例来得早。这时,在玻璃窗下写字台上,摊了一本木版大字《三国演义》,架上老花眼镜,看得入神。茶房早已给他斟一杯好香片茶,热气腾腾,放在面前了,陶科长虽然年纪大,炉子里的火生得太热,穿来的皮袍大衣,都已挂在衣架上。只穿了一件存在部里的旧湖绘棉袍子。照例,小办事员和录事见了科长,得深深一鞠躬拜年。但我是新出学校的青年,这个恭维劲儿做不出来。好正是旧历年,行旧礼吧。因之两手捧了帽子和围脖,乱拱了几个揖。口里连称:“科长,新禧新禧!”陶科长两手捧下眼镜,向我点个头,又去看刘备三顾茅庐了。这屋子里除了科长,并无第二个人。那边小屋子是我们自己的园地了。同事们都比我早来了。两个录事,已在誊写公事。另一个录事和一个小办事员,在屋角里的小桌子上下象棋,我一进门,这两位同事,透着气味相投,一齐站了起来,拱手道着新禧。我挂起围脖和帽子,问另一位办事员李君:“有什么公事办吗?”李君道:“没有什么公事,司长有一个星期没交下重要公事了。写的这两件公事,是阴历年前留下来的。”他口里说着,眼睛正是对了象棋出神。对方来了一个当头炮,挂角马,他正在想法解除这个难关。我也就不问他的话了,跟着坐下看棋。隔壁屋子里一阵乱,几位科员来了,全都向陶科长一鞠躬。尤其是一位二等科员范君,态度恭敬。马褂套着长袍,两手垂直袖子,站在陶科长面前,笑道:“正月初一,我到陶科长公馆去拜过年的。”陶科长道:“失迎失迎,孩子们闹着去逛厂甸。”范科员道:“回头我又到沈司长家里去了。沈司长太客气,留着我在他身后看牌,又是茶叶蛋,又是猪油年糕,只管拿点心待客,我还替他出主意,和了个断么平带不求人,不声不响的和个三番。”陶科长笑了一笑,似乎记起一件事,走出屋子去了,立刻这屋子里热闹起来。一位科员佟君,首先放肆着。在报架上将当天的报放在公事桌上,笑问道:“老范啦,八小姐那里去过没有?喂!今天晚上好戏有《打樱桃》,又有前本《海会寺》,包个厢,到小房子里去约了八小姐来听戏吧?大家也好见个面儿。”范君也拿一份报回到公事桌上去看着,笑道:“谈八小姐呢,去年几乎过不了年。还是老马好,办自由恋爱,比我们这在胡同里胡闹的人经济得多,他还是一到部就写信。”在他的对面桌上,有一位二等科员马君,拿一叠公用信笺放在桌上,抽起一张信笔瞎写。其实他不是写爱情信,是作篇剧评,要投到一家小报去登起来,题目是《新春三日观剧记》。正在谈论着,一位胡君进来了,在屋里的人都向他道着新禧。他是次长面前的红人,虽未能取陶科长而代之,但在本科,也可算位副科长了。他一面脱着皮大衣,一面问道:“科长没来吗?”外面两位不理我的茶房,这时一齐跟着进来,一个接着獭皮帽子和大衣,一个又打着手巾把送将上来。佟君道:“科长早来了,刚出去。”胡君在衣袋里取出一支雪茄,咬了头子,衔在口里,那打手巾把子的茶房,便擦了一支火柴,来替他点着烟。他喷了一口烟,两指头夹了一支雪茄,高高举起来笑道:“我告诉诸位一件极有趣的事。我打了这多年的扑克,从来没有拿过同花顺,这次新年,可让我碰着了。花是黑桃子,点数是八、九、十、十一、十二,达到最高纪录,只差两张牌而已。”在屋子里的科员,全部轰然一声。胡先生站在屋子中间精神抖擞,笑道:“这还不算,最有趣的,同场的人有一个人换到了红桃子同花和爱斯富而好,这两位仁兄拚命的累斯,一直加到一百多元,还是我告诉他们,不必再拚命,翻开牌来,我是要贺钱的。连赢带收和贺,一牌捞了个小二百元。”说着,口里衔了雪茄,两手连拍一阵。当时陶科长进来了,那些科员不便作声。只有这位胡科员来头大,并不介意,依然在屋子中间说笑着。陶科长笑道:“胡兄如此高兴,必有得意之作。”胡君连笑带比,又叙了一番。我们这屋子里,显然又是一个阶级,那边尽管笑声沸天,我们这边,决不敢应他们一个字的腔。约十分钟,那位向科长作九十度鞠躬的范君走过我们这边来,我们也向他恭贺新禧。有的点头,有的拱手。因为他的阶级究竟还支配不了我们的饭碗,所以并没有人向他作九十度的鞠躬。然而他也无求于我们,只是微笑着点了两点下巴。我们有点瞧他不起,借着在桌子抽屉里找稿件,没有和他打招呼,他走过我面前时,恶狠狠的瞪了我一眼。但我没有和他贺新禧的义务,他也就过那边去了。这时,那边屋子,又来了几位科员,我们这边,也增加了两名办事员。这两名办事员,一位是司长的小舅子,年纪十八岁,一个月也不到部一次,今天大概是为了春节假后的第一天,也来画个到。另一名是次长的堂叔,已经有六十多岁了,他来是常来的,来了照例不做事,科长向来也没有交过一件公事他办。他以为,侄身居次长,只给他一个起码官做,十分牢騒,常把他一口的家乡土话低声骂人。今天大概年酒喝得太多了,面变紫红,白色胡须桩子,由红皮肤里冒出来,又露出一口长牙,真不大雅观。这两边屋子里,大小官员二十余人,各部坐着一个位子,或者用公用信笺写信,或者看报,或者口里衔了烟卷,眼睛望了天花板出神。比较坐得近一些的人,就喝着部里预备下的香片茶,轻轻的谈着麻雀经,其间有两个比较高明的,却是拿了报上的材料,议论国内时局。我们这边两位录事,将交下的公事写完了,到隔壁屋子里去呈给科长。今天也算打破了纪录,学着隔壁屋子里的科员,无事可做,我们也来谈谈天,忽然外面有人喊着“总长到,总长到!”立刻我们两间屋子里的空气,都紧张起来,这就是在北京做大官一点儿滋味。到了衙门里,便有茶房到各司科去吆喝着。那科长听了这话,立刻把老花眼镜取下,将衣架上马褂摘来穿起。外面屋子的茶房打了一个热手巾把进来,捧给陶科长擦脸。他接过手巾,随便在脸上摸了两摸,打开抽屉,取出几件公事,两手捧着走了。这次科长离开,我们这两间屋子里谈话的声音,不是上次那样高,但胡科长还是神气十足,谈那打扑克的事。约摸有半小时,陶科长回来了,向大家点头道:“头儿走了,说是这两天没有什么要紧的事,下午可以不来,下星期照常。”大家听说,轰然一声,表示欢喜,科长在身上掏出钥匙,把抽屉锁了,茶房已知道他要走,立刻取了皮大衣来给他加上。几位出色的科员,也不必彼此招呼,都去穿大衣。科长走了,范君首先高声叫起来道:“喂!下午来八圈吧?”佟君道:“不,今儿好戏,小梅和小楼合演《霸王别姬》,马上叫人去定两个座儿。”马君道:“老佟,你猜猜小余为什么不和杨梅合作?”大家谈笑着戏的消息,一窝蜂的走了。我们这屋子里的人,也回走了。只有我和一个李录事,因一盘象棋没下完,还在屋子里。那个姓王的茶房回过头来,向里张望一下谈笑着道:“该走了。”另一个姓巴的茶房在外面屋里,整理零碎东西,答道:“忙什么?这屋子里暖和,多坐一会儿,家里可以省几斤煤球。”王茶房道:“可没了好香片。坐久了暖屋子,怪渴的。”我听了这话,推开象棋盘,便站起来,瞪了王茶房道:“你奚落我做什么?我们多坐一会也不碍你什么事。”王茶房道:“怎么不碍我们的事?你不走,我们不能锁门,丢了东西,谁负责任?”我喝道:“你说话,少放肆。难道我们当小办事员的人,会偷部里的东西吗?”巴茶房道:“你不打听打听,商务司第三科,前天丢了一件皮大衣。一个姓杨的录事,有很大的嫌疑。”他正收拾科长桌上的东西,仰着脸对了我们。李录事跳上前,就向他脑后打了一个耳光,骂道:“混蛋。你指着和尚骂秃驴。”巴茶房掉转身来,就要回手,我立刻把李录事拉走。巴茶房追过来时,我们已到院子里走廊上了,他只好在屋门口大骂。我陪李录事到了衙门口,埋怨他道:“你不该打那东西,他是陶科长的红人,明天和你告上一状,你受不了。”李录事红着脸道:“二十块钱的事情哪里就找不到?我不干了。张先生,只是怕连累着你。”我笑道:“不要紧,我也看这二十块钱的位置,等于讨饭。不然,我也不会在部里满不在乎。果然那小子到科长面前挑拨是非的话,我就到广东去。那里空气新鲜,我还年轻,有机会还去读两年书呢。”我们分手回家,但我心里,始终是替李录事为难的。他一家五口,就靠这二十元的薪水,果然丢了饭碗,那怎么是好呢?我想着明早到部,却是一个难关。不想当这晚我在灯下一人吃饭的时候,李录事一头高兴跑进来,向我拱手道:“恭喜恭喜!”我起身相迎,倒有些愕然,以为他是把话倒过来说。我让他..(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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