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现象

作者:黄仁宇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1962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不久,我就读了这本著作,并深深地为这新颖的题材和写法而吸引。但是同行中也有不少人对该书颇有微词,按照大陆史学界传统的看法其实也是在50年代以来,这很难算是学术著作,没有大量的引文和资料,没有条分缕析的章节,通篇是大白话,不过是一本通俗小册子,上不了专家的案头,当然更不劳专家去评论。

  然而就是这样一本薄薄的,装帧简单的小书,销售额逐月上升,在史学著作发行普遍不佳的情况下,这本书像是闯出来的一匹黑马,不容得人们不正视。怎样评价这本书一度成为明史学界颇有争议的话题。记得在南开大学第一届社会史的讨论会上,我与明史老前辈郑光挺教授坐在同一饭桌,他对此侃侃而谈,大意是明末是中国历史上新旧交替而又极其重要的时期,作者能把这一时期关键性的人物、典章制度和复杂的政治文化现象,融会贯通,系以一年,抒发自己的见解,以简约流畅的文笔,描述了王朝末世的社会状况,是有功力的。当下《历史研究》的编辑就向郑老约稿,表示要支持一下这本书,郑老指向我说:“你约她写。”我因为手中忙于他事,不便承诺,虽经多次催促,也未能启动。

  虽然我没有就该书写评论,但非常关注这本书的社会反响,眼看一版再版,由简装而精装,其销量十多年不衰,可谓创下了历史著作出版的新记录。尤其引人兴趣的是,《理论信息报》在80年代曾经刊载,在作家中进行“最近读什么书”的调查,有5个作家列出近期阅读的书目,各人都不相同,连当时在文学界最走红的作品,也只有1个人次;唯一的例外是《万历十五年》,同时出现在两个作家的书目中,其概率是三分之一,比其他作品每种只占五分之一来说,高出了一倍,而且是跨了学科。虽然这只是短时段的抽样调查,不无局限性,却对史学界提出了一个带有挑战性的问题:大陆已出版的历史著作何啻成百上千,在此调查中没有一本打进作家的阅读书目,只有《万历十五年》有此幸运

  在史学家们喋喋不休争议这算不算学术著作的时候,读者却作了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文化层次低的,是作家。如果对历史有兴趣的文化精英都不垂青国内的史学著作,那这些著作又给谁看邵燕祥先生有一次对我说:“看了你的一篇学术论文,写得不错,能有几个人看哩”我讪讪地回答:“大约就是同行吧”。“同行中有多少”“也就搞相同课题的人。还要有机会看到这一杂志的,十几个、几十个,不会多。”作为一门在古代显赫一时的历史学,在现代读者愈来愈少,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反映史学的社会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化。是人们对历史丧失了兴趣

  不尽然。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阅读的内容愈来愈多元化,但是选择的多元并未冲淡对历史的兴趣,影视中最走俏的是历史剧,不论是正说还是戏说,都拥有广大的观众,如果这方面的问题不在读者,那就要请作者反思在《万历十五年》受到读者普遍欢迎的时候,在圈内叫好的却不多,至少在80年代是如此,正就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墙里开花墙外香”。要知道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时候,史学是个重灾区,不仅是“评法批儒”搞乱了思想,更重要的是阶级斗争绝对化的影响和空疏学风,把本来是有血有肉,生动活泼的历史,变成僵化的八股,干瘪的教条,使人望而生烦。这一状况迟迟没有改变,80年代初学术界流行一句顺口溜:“解放了的哲学,活跃的文学,繁荣的经济学,沉默的史学。”如实地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史学,在文史哲经四大学科中处于滞后的局面。《万历十五年》在这一时期出版立即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反映了民众对教条化的史学读物早已厌倦。且不说别的,就是将一个王朝的盛衰浓缩到一年的这一研究方法,在国外屡见不鲜,而在大陆30年见所未见;以人物为主线,从政治事端、礼仪规章、风俗习惯描绘社会风貌,就引人入胜;在论理中有故事有情节,具体生动,不落俗套,使读者兴趣盎然。我想,如果不是《万历十五年》而是其他历史著作捷足先登大陆,只要有类似的特点,也一样有轰动效应。

  然而可悲的是,在读者以自己的选择表现好恶倾向的时候,史学界的同仁并非都能由此促进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变革,甚至有囿于成规,对《万历十五年》置以不屑。读者的选择与研究者的价值判断两向背反,这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历史学的高度意识形态化,使史学读物成为政治读物的一种,又有谁敢在史学问题上与政治较量,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李秀成、海瑞等等许多历史问题的论争,从一开始就是作为政治问题提出的,民众只是被动的接受者,难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选择。改革开放促进了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万历十五年》倾注的热情,反映了民众渴望史学变革的愿望,而圈内的史学工作者却滞后民众的需示,造成“墙里开花墙外香”,这可称为“黄仁宇现象”,这一现象又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产生的社会文化现象。

  事实上,《万历十五年》并非是黄仁宇先生的力作,在这以后大陆相继推出他的《中国大历史》、《资本主义和二十一世纪》、《纳逊河边谈历史》也未引起如期的反响。但是《万历十五年》发行的常胜不衰,反映了大陆至今还没有取代它的同类著作,是大陆缺少行文论史的高手当然不是。是史学工作者无视读者的需求也不是,从六七十年前史学大家顾颉刚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张荫麟的《中国史纲》等名著成为雅俗共赏的上品来说,国内史学界并不缺少学术著作通俗化的传统,为什么现在的同类作品反而难如人意这既不是作者和读者的问题,那就要考虑,是不是学术导向有所缺失或偏差

  自然科学界已有这样教训,出重金悬赏优秀的科普读物,经年无人问津;鼓励、邀请著名科学家写作科学人文著作,更是门庭冷落。如果说自然科学以大自然为研究对象,面向读者并非是专业方向的话,社会科学界以古往今来的社会为研究对象,面向社会的需求理应是天经地义的任务,而社会科学界连自然科学界的这一步也未做到。如果说是全不理会,也不是,试看时下的有关社会生活的历史读物,热热闹闹,花花哨哨,仔细一琢磨,这全是市场运作,靠市场驱动并不错,但市场的急功近利,又肇致此类读物低水平的简单重复。要提高这类著作的水平非要有经年累月的积累和研究不可,这又缺乏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和鼓励。以与民众最贴近的社会风俗史研究来说,至今尚未进入国家社会基金资助的范围,在中国史学史上有关风俗通、风俗论的佳作迭出,东汉的应劭,清初的顾炎武,都以一代大师之才写出传世之作,至今此类题材反而视为另册,岂不是咄咄怪事看来史学研究资助的重点仍然拘守于政治、经济、思想、中外关系等传统范畴,而这一范畴已形成研究课题和写作体裁、风格的既定框架,很容易框定作者写作才能的发挥,因为违背这一程式的往往不被学术性所认可,横跨在作者头上的无冕之王——职称,更是一把杀手锏。种种导向都限制了从这一领域的开拓和深化。

  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新一代文化市场的发育,90年代大众文化崛起,以锐不可挡的态势,改变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传统定位,史学著作也失去神圣的光环,从资政济世的高阁,下移到平民百姓的书桌,甚至成为茶余饭后的消闲读物。史学研究者从“代圣人立言”、“帝王师”,沦为民众的一枝笔,这对专事研究王朝盛衰,社会发展规律的大抱负、大事变、大业绩的治史传统是个挑战。史学著作从治国经邦到阅世知人的转化,不仅要开拓前从未涉猎的领域,也在改变研究课题的方向,芸芸众生的穿衣吃饭,婚丧嫁娶,消闲娱乐,登上了大雅之堂。在读者、作者和市场作出这样选择的时候,科学研究基金尚未能跟上这一迅速变化的趋势,以鼓励和资助的方式提高此类著作的含金量,把这类民众最关心的课题弃之市场运作。而市场急功近利的操作,短平快地成批生产,使得这类作品缺少学术研究的基础,数量愈多,质量愈差,好作品难得一觅。出版热点与研究热点的分离,在市场经济中是可以理解的现象,但长此以往,在学术界有地位的,不是社会需要的,社会需要的又未必是学术界看中的,这何以提高大众读物的水平《万历十五年》正是从这一方面满足了读者的需要。

  在80年代初未能践约的书评,想不到在黄仁宇先生逝世后,又受到约稿。18年过去了,回顾这一历程,“黄仁宇现象”实际上是对史学界的警示,学术研究应该走出狭小天地,从面向上层和少数精英到面向非专业化的读者,实现为社会服务功能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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