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原的种子

作者:白描

上篇 逃婚


  她叫王杨玲。是一对北京知青的私生女儿。

  1970年11月27日,她出生在l县一个偏僻的村子。她的呱呱降临,没有给父母带来喜悦和激动,紧紧攫住他们的只是恐惧和羞耻。在离乡背井、孤苦无依的插队生活里,这一对青年男女偷尝了爱情的禁果,那一刻的欢愉也许使他们凄苦的心得到了些许安慰,然而,由此他们却播下了一颗苦难的种子。望着这个孱弱的女婴,他们六神无主,泪水断线似地滴落在婴儿的襁褓上。

  孩子只能送出去,可供这对年轻父母选择的只有这一条途径。下边。等待着他们的将是道德与政治的双重压力,是人们的耻笑、领导的审查和自个无休止的检讨。即使撇开这些不顾,恶劣的环境使他们自身的生存都成问题,更何谈什么抚养这个弱小的生命。他们托人为孩子寻找人家,人家找到了,他们顾不得细问,便将孩子送与人。

  收养孩子的人家姓王,是一户老实巴交的农民,夫妻俩从未生育过,抱来孩子的时候男的已经55岁,女的已经47岁。他们探听出孩子的生父姓杨,为了对得起那对可怜人儿送孩子来世上一趟,他们给孩子取名叫王杨玲。

  小杨玲抱进这户人家时尚不满10天。养母自然不会有奶水喂她,好在家里有只老奶山羊,两个老人每天便从老山羊那干瘪的*头上捋些奶水喂给她。几个月后,老山羊的*头实在持不出什么来了,养母只好把小米压成面,再熬成糊糊抹进她的小嘴里。小杨玲居然奇迹般地活下来了。

  日出日落,小杨玲一天天长大。她5岁那年,一对北京知青找到养父母的门上。这对知青便是小杨玲的生身父母。两人早已结为合法夫妻,并且有了一个小男孩。他们终于熬完了苦难的岁月,在招工招干的尾声里,被招到铁路建设部门,将远远离开这里开始新的生活,他们来最后看一眼亲生女儿。他们走了,他们的骨肉却要永远留在这里了。

  也许他们曾经想把小杨玲带走,只是养父养母不肯放弃;也许他们本来就没有这意思,把她带在身边,难免总会勾起痛苦的记忆——他们当时究竟持何种想法,至今小杨玲无从知晓。总之,她留在了农村,留在了黄土高原。

  生身父母的工作地点在唐山。真是这对苦难人儿的劫数,1976年初参加工作,过了半年,那场震惊世界的大地震便发生在他们脚下。之后,有消息传到村里,说那男女二人同死于地震灾难;又有消息说,死的是女的,男的只是受了伤。无论哪种消息均无法证实,而事实却很清楚——从此以后,小杨玲的生身父母再也没有任何音讯。

  嚼咽着贫寒农家的粗食淡饭,伴随着高原的风霜雨雪,小杨玲长到16岁。

  这一年她正上初三。这孩子也许很早就明白她的身世比别的孩子悲苦,从小读书就很发奋,学习成绩一直在同学中拔尖儿。到了中学,各门功课都优异,对语文则格外感兴趣,她喜欢看书,喜欢写作文,喜欢对着广袤的高原和空阔的蓝天漫无边际地幻想。她为“全国中学生征文比赛”写过一篇名为《我与同学的爸爸》的小说,还给山西《青少年日记》投寄过两篇日记。她暗暗确定了自己未来的志向——当一名作家。

  然而,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命运却把她推向另外一条道路。

  这条道路终将难以回避——养父养母收下别人送来的一个红包包。红包包里包着她的订婚礼金——200块钱。这意味着,不久的将来,她便会像村里众多的姑娘一样,被打发到一个陌生的男人家去,给人家当婆姨,生孩子,然后窝窝囊囊糊里糊涂度过一生。农村姑娘普遍的归宿她是清楚的,但从来没有把这归宿同自己联系起来。她有点猝不及防。她哭了,抗拒养父养母强加给她的婚姻。养父养母不理会她。他们需要的是钱,因为她流泪而抛掉握在手里的钱,那就等于抛掉了过日子的指望,他们不愿听她的。

  确也是这样。光阴不催人自老,把王杨玲养到16岁,她的养父已经71岁,养母已经63岁。这种岁数的老人不可能再在土地上拼气力。家里还有个叔叔,是个精神病患者,也56岁了。地里的活儿,就靠这个精神病叔叔,想干就胡乱干干,不想干就撒下满世界乱跑。经济上没有其它来源,就靠土地,土地经管不善,家里早已穷得叮当响,有时连买盐买灯油的钱都没有,给杨玲订的这个人家,答应事说成先给200块礼钱,订婚席一摆,除了扯八身衣裳,再给200块,结婚时给多给少虽由男家说了算,但总还会有一笔数目。老两口抚养杨玲一场,到老来从杨玲身上讨回点补偿,也不枉16年的辛苦。老两口这么看,村里人也这么看,因而,小杨玲的婚事便订定了。

  小杨玲则感到自己被拍卖了。

  家里收了礼金,王杨玲还没有见过男方。她哭肿眼睛回到学校,见到老师同学不敢抬头,像做了什么丢人事一样。她再也没有心思学习,再也不能安静地坐在教室里了。她哀叹陕北农村的贫穷落后,恨那坑人的封建习俗,抱怨养父养母,同时又可怜他们。她为自己的命运深深地感到悲伤。

  好多天以后,她见到了给她订下的那个男的。那是个星期六,她刚放学回家,那男的就扛把镢头进了门,看样子是帮她家去地里干活了。那男的不住地拿眼睛贼溜溜地盯她。她躲进窑里,不一会那男的也进了窑,坐在炕沿,一边抽烟,一边主动找碴儿和她说话。他说他给她家干了多少活儿,又说她身上穿的衣服太短,他给她买了新的,过几天就送来。他说他也上过学,本来能考上中学,但一见上学没出息,就回了家;他在家不劳动,做生意。但是过了一会儿,又说他在外边搞建筑,跟很多包工头是朋友,有时候给包工头订合同。他云山雾罩地吹嘘着自己,一听就知道没有几句实话。看着他那灰黄的脸,被烟熏得焦黄的手指,还有边说话边往地上吐痰的样儿,她直犯恶心。

  这次见面后,她在学校里写了篇作文——《一个中学生的命运》。她流着眼泪,倾诉自己的遭遇。她再也不怕老师同学知道自己的事儿,她要把自己的心声,把她的苦恼、哀伤和悲愤讲出来。老师看了这篇作文,把她叫去,详细询问了她的遭遇。随后,老师明确表示态度:支持她与那男的解除婚约。

  老师的同情鼓励给了王杨玲力量。她向家里提出了解除婚约的要求。

  不等她说完,年迈的养父便制止她再说下去。老人眼一瞪,说:“好好的婚事退啥哩?退了还不得再找?胡折腾个啥?给我安安稳稳的,甭胡思乱想。”

  她争辩道:“你们是包办婚姻,我不同意。”

  老人说:“包办?父母给女儿瞅人家,咱这里一辈一辈都这样。不要念了几年书,灌了点洋汤,就给我胡跳腾!”

  “我还小……”

  “还小?都16岁啦!好,你小,你小,让我和你妈再把你养活着……”老人一生气,痰涌到喉咙,随之而来的便是一阵上气不接下气的咳嗽。

  反抗失败了。王杨玲不光未能解除婚约,反而家里不再让她上学。老父亲认为她之所以要退婚,都是念书把心念野了。她被强制性地留在家里。学校生活,令人心碎地和她告别了。

  在土地上劳作的重负,开始压在她16岁的嫩肩上。每天,她和那个神经病叔叔到地里,从早干到晚,当她抱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里的时候,仍然不能停歇,家里养着鸡,养着羊,还有一条瘸腿老驴,她必须经管,她所在的村子地处原区,土地虽然相对较多,但水极缺,一口井钻20多米深才能见水,村里人吃水都花钱买,4角钱一桶。她家买不起,只好自己去绞。井绳上拴着两只小桶,绞动辘轳,一只桶上、一只桶下,10多小桶倒一大桶。井离家很远,她要歇几气才能把一担水担回家。沉重的劳动压得她难以喘息,她变得沉默寡言,不愿意和父母说话,也不愿意和村里人说话。有时正在干活儿,看见和她年龄差不多的孩子上学或放学,心里就涌上一股酸楚的滋味。虽然她已回到家里,但仍然遏止不住对学校生活的思念。她一遍又一遍回味上学时的种种情景,有些极为平淡的细节,现在回想起来竟是那么温馨,那么富有情致,那么值得留恋。想着想着,她便不由得暗暗掉下眼泪。她想找些书来看,但家里没有。一次见邻家窗台下扔着本破旧发黄的《农家年历》,便借来读,毫无趣味的一本小册子她竟读了一遍又一遍,那上边的农谚、生活小知识她几乎都能背下来。平时走在路上,只要发现地上有片碎报纸,她都会拾起,不管上边印着什么,总要细细去阅读。她尽可能地把那些能阅读的东西都收揽到自己手边,聊以消解精神的饥渴,要不。她的精神就会变得更加空虚、更加痛苦。

  那个男的经常住她家跑,每次一来,便开始吹嘘自己,她对他讨厌透了。有一次,她终于不能忍受,对那男的说:“往后你不要再来了,咱俩的事,最终肯定不能成。”

  那男的斜眼看着她,说:“不成?你家把我的钱都花了!”

  她大声说:“钱,一定还你!”

  她陡然下定决心:即使呆在家里,不能上学,也要和这个男的断绝关系,她绝对不能忍受和这样一个男人生活一辈子。

  她开始寻求支持。她首先想到那位读过她作文的语文教师,可是去找这位教师,人家能给帮什么忙呢?必须找管这号事情的,比如乡上的干部。她的婚事是包办的,她不自愿,政府应该出面干涉。这么一想,她便瞅了个机会,跑到十多里外的乡政府。乡干部听完她的倾诉,头一摇:“乡上不管这种事。”轻轻一句话就把她碰回来,任她再怎样央求,人家就是不理。她不甘心,不能就此罢休,乡上不行,她找县上去。

  过了两天,她对两位老人推说去同学家,从家出来,搭了辆顺路拖拉机来到县上。她先找到县法院,法院的人说他们只管打官司,她的事算不上官司,应该去找县妇联或县政府。找到县妇联,接待她的人很热情,但说包办婚姻的事在本县以至整个陕北都很普遍,妇联只能发文件让全社会来制止这种事,不可能一个一个去插手解决。她失望了,从县妇联出来,怔怔地走在大街上,一时竟没了主意。她不甘心就这么回去,在县城里转悠来转悠去,最后决定再去找找县政府。可是,她刚踏进县政府大门,就听见传达室的人一声大喝:“干啥的?”她说明原委,人家没听完,手朝墙上一面挂钟一指,说:“不看看时间,下班啦,没人!”

  奔波了一整天,劳而无获,她只好回家。

  不到黄河不死心。过了十多天,她又一次来到县上。

  在县政府办公室,她见到一位年轻干部。听完她的诉说,年轻干部让她去找县妇联。她说县妇联已经去过,具体的事情人家管不过来。年轻干部皱着眉说了声“扯淡”,沉吟片刻,对她说:“那好吧,你先回去,我给你们乡领导挂个电话,让他们派人去你们村了解一下情况。”她一再道谢,然后满怀希望回到家里,等着乡上派人来。

  过了好多日子,乡上并没有干部来村里。她急了,又找到县政府,办公室那位年轻干部说电话早已打过,至于乡上为啥没派人去,那就不得而知。她问能不能再打电话催催,年轻干部摇摇头,说:“再打也没用,这种事,乡上想管了就管,不想管了谁也没办法。”说完,扔下她匆匆去办别的事情。

  她怏怏走出县政府大门,眼泪止不住籁籁流下来。再也没有别的去处可找,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了。她原指望政府部门能助她一臂之力,帮她挣脱身上的枷锁,看来这个想法落空了。真是求天不应、求地不灵,难道她真的就该受那可恶的命运的摆布么?

  在热热闹闹的大街上,人们好奇地盯着这个泪流满面的年轻姑娘。她不愿意引起人们的注意,走进偏僻的小巷。躲过杂七杂八的眼睛,她哭得更伤心。哭着哭着,她突然想到了死。死?对,死也是一种反抗,也能表达她对命运不屈从的决心!可是……她死了,对年迈的养父养母打击该有多大?不错,她怨恨他们为她订亲、逼她退学,怨恨他们脑筋陈旧落后,但他们辛辛苦苦把她拉扯大,容易吗?他们也怪可怜的……她突然又恨起亲生父母来。她本不该来到这..(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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