匣子里的水牛

作者:毕淑敏

   爷爷是个纸匠,据说会扎纸人纸马纸牛纸屋。可惜我没见过。我只见过爷爷用花纸糊的盒子,说是给我盛针线。那年我六岁。

   “哪有那么多针线可盛!她们这茬孩子,钉个扣子都扎手。爹,您就歇着吧!”妈妈说。

   纸盒子很漂亮,散发着米面的清香。那是妈妈自己打的浆子,说是比街上的胶水熨贴。

   我所有的针线只把盒子底铺了浅浅一层,使用它们做彩色的褥子,眼睛会动的洋娃蛙躺在上面,纸盒就成为一架摇篮。

   “爷爷,再扎一个么!”

   “扎个什么呢?”爷爷擅着手,好像有许多无形的纸在怀抱中。

   “扎什么都好。”小孩生怕大人变卦时,便很通融。

   “扎个桥吧,人死了以后,活着时候用过的水,就会哗啦啦像海潮似地淌过来,没有纸桥,你怎么过去呢?”爷爷思忖着,眯缝着眼睛似乎怕那滔天涌来的苦水打湿了灰白的睫毛。

   “马桶里用过的水,也会一起涌来么?”我想这是极恐惧的事情。

   爷爷哗了一口唾沫:“怎么会想到那去!当然也要涌来的。”

   妈妈拿着拖把走过来,好像她早预算到爷爷会在这时吐痰。

   妈妈去涮拖把,我催爷爷快扎:“你那个桥是多少孔的?”

   爸爸走进来,他真不愧是军人,前因后果都不知,就准确地说:“这是迷信!”

   爷爷看看爸爸肩上的双杠和金星,唯唯诺诺地说:“这是迷信。”

   爷爷干搓着手,看着盆里的浆子粘稠龟裂翻卷,最后像毛玻璃一样破碎了。

   夜里,妈妈对爸爸说:“爹闲得难受,我想让爹把咱家的仰棚糊一糊。”

   仰棚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爸爸和妈妈的家乡相隔三里地,他们便经常说一些只有他们才懂的话。我就大嚷:“不普通!不普通!”他们就换用普通话向我解释。但这一次,我不能嚷,他们以为我已经睡熟了。

   爸爸抬头看了看。于是我明白了:仰棚就是天花板。

   天花板是水泥的,上面沾满霜雪般的白灰,透过我的眼睫毛,它们白得有些悲惨。

   “裱天花板还不如去裱地板呢!”爸爸不屑地说。

   朱红的木质打蜡地板上,有我踩的几个脚印。灯光下,像初出茅庐的窃贼。

   妈妈拿来一块干净抹布,蹲在地上,把红木板拭得清凉如水。

   “你说,倒是行不行呢?”妈妈轻柔地问。

   “什么事?”爸爸正在批一份文件,被人突然打断,惊诧地回头。

   “糊仰棚哇!”妈妈反倒莫名其妙,刚才的话,不正是从这里断掉的吗?

   “真亏你们想得出!多好的洋灰顶子,这不是劳民伤财瞎胡闹吗!况且这是营房,不要独出心裁!”爸爸不耐烦,铅笔在文件上点出许多蓝星。

   我从来没见妈妈在什么事上反对过爸爸,但这一次,她不屈不挠:“糊糊吧!你没当过纸匠……”

   爸爸说:“糊吧糊吧!我没当过纸匠,可我当的是司令员!爹上了年纪,我就不说什么了,你也跟着起哄。这都是当家属的过!别的房间不许动,只能糊厨房。”

   妈妈快步退出去,拐进爷爷的小屋。我听见爷爷夹杂着咳嗽的笑声。

   爷爷是远近闻名的纸匠。这是妈妈说的,所谓的远近,也是以那个偏僻的小村为中心。妈妈说过爷爷扎的纸水牛,眼睛是用鸡蛋壳镶的。牛走动时,眼珠子就会转。从此我见到真水牛时,就觉得它们不够生动。

   妈妈也会扎纸器、不过她很谦虚,说远不如爷爷扎得好。

   妈妈是爷爷给爸爸挑中的。一天,爷爷在离他家三里路的地方,给人扎冥器,看到了还是小女孩的妈妈。

   这嫚行。手指长,能扎纸。爷爷说。

   去吧。嫚。好歹是门手艺,逢饥荒年饿不死。后来被饿死的姥爷这样说。

   嫚是我们老家的土语,泛指小女孩,年龄分布大约在十到二十岁之间。

   妈妈便这样到了爸爸家。爸爸那时在外面读书,偶尔回家,后来从学校当了八路军。

   “你看你这手,一点也不像你妈!像你爸,你爸的手像棉裤腰!”爷爷嗔怪地对我说。

   我觉得爷爷很不讲理,他首先应该责怪爸爸的手,可是他不敢。

   我把手别到背后,看爷爷糊仰棚。

   爷爷刷浆子,熨纸。纸一张张排列在天上,像大考时的卷子。

   妈妈给爷爷打下手,我注意着她的手,手指又细又长,像是能弹很好的钢琴。因为经年累月洗洗唰唰,每个指肚都像于枣样枯萎,指甲也很苍白。

   爷爷糊完仰棚,身上沾了许多浆糊:“洋灰顶子不好。费腕子,掸不开,也砥不平。”他困难地蹲下身,以便在狭小的厨房尽可能地距仰棚远点,眯缝着双眼问我:“嫚,你看棚纸有没有贝贝?”

   什么叫贝贝?我不知道。也没有冲着爷爷大喊“讲普通”,谅他也翻译不出。

   妈妈正在为爷爷洗衣,双手沾满肥皂泡,像捧着只大螃蟹走过来,她仔细端详仰棚,恭恭敬敬地对爷爷说:“您老手艺好,没贝贝。一点贝贝也没有,雪洞似的。”

   爷爷却执拗地盯着我,预备听到再一次的证实再一次的夸奖。

   妈妈俯下身,贴着我的耳朵说:“贝贝就是指的虫子。”

   我闻见妈妈头发丝上裹着的油腥气。爸爸最爱吃炸鱼。跳舞去之前,尤其爱吃,说禁饿。

   我认真看了看仰棚。除了白纸交界处有连绵不断的皱褶外,没见到什么虫子。

   “爷爷,没贝贝。一个贝贝也没有。”我大声地对他嚷,他耳背。

   没有贝贝的厨房仰棚,是爷爷最后一件艺术品。之后,他就偏瘫了,只有半边身子能动,另外半边随之摇曳,像在弹拨一件无形的乐器。后来,瘫痪蔓延,他完全不能动了。

   妈妈每天为爷爷洗脸擦身,更换被褥,清洗粪便污染了的床单。爷爷躺在床上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以致我写作业累的时候,很想瘫痪。

   爸爸很忙,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爸爸一回来,妈妈就同他讲爷爷,讲我。讲完,就忙着给爸爸洗衣服。

   “你不能再说点别的吗?”爸爸说。

   于是妈妈又说起炸鱼和哥哥。

   她说我的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好像我是马铃薯埋在地下的块茎,而那个男孩是地面上的花。

   哥哥死在妈妈怀里。当时日本军正在扫荡,八路军家属只有四处逃亡。妈妈又冻又饿,没有奶,哥哥发了一夜烧就死了。我想哥哥是个生命力很弱的孩子,不值得总是怀念。

   “我这辈子只有这一件事对不起你。”因为重复的次数很多,妈妈也已不再悲痛。

   爸爸没有见过哥哥的面,这个话题就议论不下去了。“你对不起我的事很多,比如小脚。”爸爸开玩笑说。

   “不是小脚,是改良脚,或者叫解放脚。”妈妈勇敢地反驳爸爸。

   “都一样。”爸爸手中的烟灰落下来,把他的呢军服烧了一个洞。

   妈妈把裤脚处的针脚挑开,拆下黄呢线,经呀纬呀织好破漏,同原来的一模一样。

   做完这件事之后,妈妈为自己买了双最小号的高跟皮鞋。她穿着依旧大,而且前端虚空。她便在鞋尖处塞了许多棉花,亭亭玉立地等着爸爸。

   那一夜,爸爸没有回来。

   当爸爸终于看到妈妈时,皱着眉头说:“乱弹琴!这都是当家属闲的。”

   我始终认为家属是一个充分的贬义词。当一个人只属于家时,就是一种罪过。在别人眼里和在自己眼里都是卑下的。

   妈妈只有在爷爷面前,才是谈笑风生的。

   “嫚,你当初若把这双手背到身后去,就好了。”爷爷说。

   嫚的含义在这时有些模糊,我以为是在说我。妈妈紧接着说:“爹,这挺好,您教给了我手艺,万一有个啥,我也能活人。”

   纸匠的规矩是传媳不传女。虽然我从未见过爷爷和妈妈有什么精湛绝技,在爷爷也许是不能了,在妈妈也许是不会。

   妈妈的预感很灵验,爸爸终于领着万一来了。

   “这就是你的女儿吗?并不像你说的那样大嘛!小孩子的心,是很容易改变的。”万一的发丝轻拂着我的脸,她身上有任何人都得承认的美妙气息。

   妈妈给万一沏茶时,手乱抖,茶却滴水不漏。

   “你看你的脸,贝贝太多了。”早上,爸爸对妈妈说。

   我便在妈妈脸上寻找虫子。

   没有。有的只是如钧瓷一般的裂纹。

   我这才知道贝贝就是皱纹。

   “嫌我贝贝多,你去找大嫚么!”妈妈很平静,口气中流露着思忖已久的镇定。

   “大嫚好找。只是你咋办呢?”爸爸的态度也很安宁,以致我当时没有充分意识到它们蕴含的风险。

   “到咱家……到你家那年,我都没饿死,这会儿更饿不死了。解放了,不让糊冥器了,盖新房娶媳妇总得糊仰棚吧!你放心吧,再不好过,还能比你当八路那时更难吗?”

   妈妈的信心却使爸爸萎顿下去。后来,爷爷用最后的气力咒骂爸爸,组织上也批评了爸爸。听妈妈说,最终让爸爸转变主意的人,是万一。

   万一看到我们家房前屋后铁丝上晾晒的洁白布单,吃惊地问:“你怎么没同我说过,你还有这么小的一个婴儿?”

   白单子是爷爷的尿布。我们家总用新被里。

   睡新被里是件很受罪的事,像裹在牛皮纸中。被里一旦柔软,妈妈便把它挑开,铺到爷爷身下。

   我再没有见过比这些布更圣洁的白色。它们被洗得菲薄,像一张张宣张。悬挂在蓝天之下。它们有极细微的纹路,每一块都彼此不同,像白玉石的切片,毫无暇疵。许多年后,当我看到水洗布风靡全球时,才明白无数次的水洗将赋予布以灵魂。

   爸爸买口一盒“百省羚”香脂,盒子大得像一面新疆人跳舞的铃鼓。

   “没事的时候,往脸上多搽搽。”

   百省羚妈妈用了,不过不是在脸上,而是在手上。妈妈的手皲裂出无数小口,把新《新华字典》的书页刮得哗哗乱响。抹了油的手指,困难地在空中画出不规则的字。

   “我如果识字,那时候就当乡长了。”这是妈妈唯一的一次自我炫耀。

   我不知道那时候的确切时间概念,大约是哥哥死去后的悲痛时刻。妈妈为了不给爸爸丢脸,大约很革命,直到后来进了城。

   妈妈学会了常用汉字,这其中付出的甘苦,别人都不知道。也许爷爷知道,但爷爷那时已不太能操纵语言。

   爸爸打回电话,说有紧急任务要外出,让妈妈为他收拾行装。

   爸爸疾如星火般回到家中,迎接他的是一张字条:“皮箱在客厅。皮鞋在壁橱里。我给你包饺子,冬瓜羊肉馅。小网”

   “你妈妈跑到哪里去了?”爸爸把纸条摇得像条鞭子。

   我这才知道妈妈有这么一个富有哲理的小名,文中的错别字也很温情脉脉。

   妈妈双手沾着面粉从厨房走出来,毫不掩饰渴望受到夸赞的微笑。

   爸爸残酷地把纸条捏成一个极小极硬的团,子弹一样弹出门外。

   “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当家属,真是越当越糊涂!”

   妈妈的汉字同她的高跟鞋一样,从此成为辉煌的遗迹。她最好最终的作品,是那些灿如霜雪的白布。

   爷爷临去的时候,我们守候在他身边。医院肃穆的气氛,使得最后的诀别,充满了科学的意味。爷爷临终时已不会说话,眼睛总望着妈妈,蜡烛样的手指却在爸爸手心划拉了两下。我站在近旁,竟完全没有看懂。那也许是一个字,也许是一幅画,也许是一个符咒。爸爸像人们这种时候惯常的表现,沉重地点了一下头,仿佛帆船上的主桅杆突然折断。其实我想他也并不明白。

   文化大革命,造成了许多灾难,却使我的爸爸和妈妈,像一双筷子一样,笔直地站立在一起。爸爸每次被揪斗时,都穿着最干净最整洁的衣服,为此,他总是遭到最惨烈的毒打。别人都是准备一套最脏最破涂满油彩的批斗服,像伪装网一样,披挂起来去受训,爸爸却不。他在妈妈的照料下,已习惯于清洁,当他站在污秽之中时,便觉得自己已不再完整。我更为惊异的是,无论怎样的血迹墨痕,以至于更腌臢的混浊,妈妈都能够把它们从布丝上清除下去。我不止一次追问过她诀窍,她说:“它们和布本来就是两种东西,水就把它们分开了。”我于是想起疙丁解牛,妈妈以水做刀,伸进布与污物的间隙,不傀是洗涤的大师。

   后来,一切都好起来了,爸爸却患了重病。肝病肺病心脏病脑血管病,互相掺杂又互相矛盾,有的要吃糖不吃鸡蛋有的要专吃鸡蛋不吃糖。人们都很焦急,请医生,吃补葯,做各种各样的检查。

   妈妈认定了吃饭能治百病,每天不重样地做给爸爸吃。剩下的时间,便为爸爸洗刷。

   爸爸的病,越来越像爷爷了。我为造物主如此的可重复性而惊异。妈妈也许要服侍爸爸一生。

   没想到,妈妈突然倒下了。她正在给我洗衣物。家中有全自动的洗衣机。妈妈洗床单和被罩时用,她已经老了,洗不动了。但贴身的衬衣妈妈一定要手洗,说洗衣机是糊弄人的,洗不干净。

   妈妈去得毫无征兆,毫无痛苦,而且是死在家中,充满了人情味。我想,这是命运给妈妈最后的一次馈赠,尽管对她一生苛刻。

   妈妈离开时的镇定和安详,无疑加重了对父亲打击的突然性。他的病明显地加重了,任何劝解都无济干事。坐着的时候,便漫无目的地撒纸屑。

   我看他的手指。病使肌体瘦弱,手指却仍旧短粗。虽然并不像棉裤腰,想必干纸工活是不相宜的。

   于是又想到妈妈的手。柔软、欣长,颇有一种钢琴家的风度。只是我再也承受不到它们的抚摸,变成一捻洁白的尘灰,无怨无悔地躺在一个干燥的小匣子里。

   终于有一天,父亲拿出一只素净的纸水牛。它天真而活泼,肚子大大的,像一只蝈蝈笼。然而一双眼睛极有神,奕奕生辉。我辨认出牛眼是父亲常吃的贵重的清心丸蜡壳做的。大约比之他的父亲当年制作的鸡蛋牛眼,还要维妙维肖。

   “把它放到你妈妈那儿去吧。”父亲疲倦地说。这只小水牛,耗去了他生命篝火之中残存的热量。

   妈妈那儿——就是那个精致的小匣子吗?我估摸了一下大小,正好合适,想必都是策划好的。

   “这是什么?”我尽量压抑自己的惊讶。

   “这是水牛嘛!”爸爸说。

   是的。这是水牛,但这不是回答。

   “您怎么会扎这个?”小水牛的工艺相当精巧,我掩饰不住好奇。

   “我是一个纸匠的儿子,还是一个纸匠的丈夫。”父亲的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这笑容使一张垂垂老矣的脸闪现出生动的光彩。

   “那就扎一座纸桥吧!”记忆像一叶刚刚采摘的春茶,被时间的沸水冲开了,沏出沁人心脾的苦涩。

   “桥,是给男人扎的。男人过桥。”父亲的音调像古老的民俗一样悠长。

   “那么女人呢?”妈妈一生用过的水,像海潮一般哗哗涌来,我孤独的心飘荡其上。

   “女人用的水多,就要给她扎一头水牛。水牛把水喝干,便甩着尾巴,把女人驮过河去……”

   我和父亲都不作声了。我们面前有一幅凄清的图画,我们的小水牛任重而道远。

   “您信吗?”我打破沉默。这话题太苍凉了,让我们岔开吧。

   “我不信。”父亲很肃穆地说,我看到无形的双杠和金星,在父亲的双肩闪烁。

   “我也不信。”我竭力平静地说,还努力布出一个微笑。

   “可你爷爷信。临终的时候,他在我手心写了一个牛字。大约是觉得你妈妈一生祸害的水太多了。”父亲沉吟着说。

   “妈妈信吗?”我终于忍不住问道。

   “不知道:“爸爸的眼帘垂下了,像一道历史的大幕合拢了。

   只有纸水牛望着我们。我想,它的肚子应该糊得再大一些,那样才能盛很多很多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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