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座山,虎啸龙吟

作者:毕淑敏

  我16岁的时候,离开北京,穿上军装。火车不断地向西向西。到了新疆的乌鲁木齐。又换上汽车向西向西在茫茫戈壁上奔跑了6天以后,到达南疆重镇喀什。这一次汽车不是向地面上的哪个方向行驶了,而是向“天上”爬去。又经历了6天无与伦比的颠簸,我作为藏北某部队第一批女兵5个人当中的一员,到达了这块共和国最高的土地。这块土地是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和喀喇昆仑山聚合的地方,平均高度在海拔5000米以上,它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做“阿里”。

  没有人知道“阿里”是什么意思。我曾经问过博学的藏学家,也没能给一个明晰的回答,只是说这个词汇可能属于一个早已消亡了的语系。于是我就沿用了一个我在阿里搜集到的民间传说:阿里的意思是“我的”。

  “我的”什么呢?我的高原?我的山川?我的牦牛和我的盐巴?我的清澈的湖泊和险恶的风暴?不知道。人类的远祖用我们不懂的语言,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永恒的谜。

  也许在先民们眼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有灵性的,它们都在呼喊着“我的”。从北京来到西藏的阿里当兵,严酷的自然环境将我震撼。所有的日子都被严寒冻硬,绿色成为遥远而模糊的幻影。

  吃的是脱水菜,像纸片一样干燥的洋葱皮,在雪水的浸泡下,膨胀成赭色的浆团,炒或熬以后,一种辛辣而懊恼的气味充斥军营。

  即使在日历上最炎热的夏季,你也绝不可以脱下棉衣,否则夜里所有的关节就会嘎嘎作响。

  由于缺乏维生素,我的嘴chún像兔子一样裂开了,讲话的时候就会有红红的血珠掉下来。这是很不雅的事情,我就去问老医生怎样才能治好嘴chún?医生想了半天,说你要大量地吃维生素。我说吃啦,每天都吃一大把,足足有20多片呢!可我的嘴chún为什么还是长不拢?医生说那就是你说话太多了,紧紧地闭一个星期的嘴巴,你的嘴chún就长好了。我说,那可不行,我是卫生员的班长,就算跟伙伴们可以不说话,跟病人也是要讲话的……老医生表示爱莫能助。

  后来我的嘴chún还是我自己治好的。夜里睡觉的时候,用胶布把自己的嘴巴给粘起来,强迫裂开的口子靠在一起,白天撕开照常讲话。坚持了一段时间。在某一个清晨就好了。

  由于缺氧,我的指甲猛烈地凹陷下去,像一个搅拌咖啡的小勺。年轻的女孩就是爱斗嘴,有一天,女卫生员争论起谁的指甲凹得最厉害,最后决定用注射器针头往指甲坑里注水,一滴滴往下灌,水的滴数多而不流淌溢出者为胜。记得我荣登榜首。好像是贮藏了好多滴水吧,在指甲的中心凝聚得圆圆的,像一颗巨大的露珠。我在藏北高原当了十几年的兵,把自己最宝贵的青年时代留在了冰川与雪岭之间。我曾经背负武器、红十字箱、干粮、行军帐篷,徒步跋涉在无人区。也曾骑马涉过冰河,急驰在雪原,给藏族老乡送医送葯。

  我曾在万古不化的寒冰上,铺一张雨布席地而眠。初次这样露营时,我想,醒来身体还不得泊在一片汪洋之中?我真是高估了人体的微薄热量。黎明,当我掀开雨布查看时,只见雪原依旧,连个人形的凹陷都没有。除了双膝像凝固般的疼痛,一切都很正常。攀越海拔6000多米的高山时,心脏仿佛在胸膛炸成碎片,要随着急遽的呼吸迸溅出嘴巴。仰望云雾缭绕的顶峰,俯视脚下深不可测的渊薮,只有17岁的我,第一次想到了死。

  我想这样爬上去太苦难了,干脆装着一失脚,掉下悬崖……没有人会发现我是故意这样做的,在如此险恶的行军中,死人的事经常发生。我牺牲于军事行动,也要算作小小的烈士,这样我的父母也会有一份光荣……

  我把一切都周密地盘算好了,只需找一块陡峭的峭壁实施自戕的方案。片刻之后,地方选好了。那是一处很美丽的山崖,天像纯蓝墨水一样浓郁地凝结着,有凝然不动的苍鹰像图钉似地锲人苍天。这里的积雪比较薄,赭色的山岩像礁石一般浮出雪原……(我知道要找一块山石狰狞的地方下手,否则叫厚雪一垫,很可能功亏一篑)。

  一切都策划好了,但是我遇到了最大的困难。我的脚不听我的指挥,想让右脚腾空,可是它紧紧地用脚趾抠住毛皮鞋底儿,鞋底儿粘在酷寒的土地上,丝毫不肯像我计划的那样飞翔而起……我转而命令左脚,它倒是抬起来了,可它不是向下滑动,而是挣扎着向上挪去……青春的肌体不服从我的死亡指令,各部分零件出于本能,居然独自求生……

  那一瞬我苦恼之极,生也不成,死也不成,生命为何如此苛待于我?

  一个老兵牵着咻咻吐白气的马走过来,他是负责后卫收容的。他说,曼巴(藏语:医生),拉着我的马尾巴吧,它会把你带到山顶。我看了一眼马毛被汗湿成一缕缕绳子样的军马,它背上驮着掉队者的背包干粮和武器,已是不堪重负。

  不。我不。我说。

  老兵痛惜地看着我说,你是不是怕它扬起后蹄踢了你?放心吧,它没有那个劲了。在这么陡的山上。它再累也不敢踢你。只要它的蹄子一松劲,就得滚到峡谷里去。它是老马了,懂得这个利害。你就大着胆子揪它的尾巴吧。

  我迟疑着。久久没有揪那条马尾。

  不是害怕马,甚至也不是怜悯马。我在考虑自己的尊严。

  一个战士,揪着马尾巴攀越雪山。这是不是比死还让人难堪?

  我的意志做出一个回答,生存的本能做出另一个回答。

  意志终于在本能面前屈服,我伸出手,揪住了马尾巴……

  我的瞳孔看到许多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万水千山之间。他们发生过悲凉或欣喜的故事,被呼啸的山风卷得漫无边际。我为一个20岁的班长换过尸衣,脱下被血染红的军装,清理他口袋里的遗物。他兜里装着几块水果糖,纸都磨光了,糖块像个斑驳的小乌龟,沾着他的血迹……我一点都不害怕,因为我的兜里也有和他一样的水果糖,这件小小的物品使我觉得他是兄弟。

  我们把他肚子上覆盖的铁瓷碗取下来。碗里扣着的,是他流出的肠子——敌人的子弹贯穿了他的腹腔。严寒使掉出的肠管变得像水泥一样坚硬,没有办法再填回他的肚子里去了。

  我们给他换上崭新的军装,把风纪扣严严实实地系好。除了他的腰间因为膨出的肠子,扎了皮带也显得有些臃肿,真是一个精干的小伙子呢。

  趁人不注意,我在他的衣兜里又放上了几块水果糖,我不敢让别人知道,因为老兵们一定会笑话我的,他们把生生死死看得像蚕蜕皮一样正常。但我真的觉得,这个班长很需要这几块水果糖。糖是我特意挑的,每一块糖纸都很完整,硬挺地支楞着,像一种干果的翅膀。

  那个班长被安葬在阿里高原,距今已经有20多年了。我想他身边的永冻层中,该有一小块泥土微微发甜。他在晴朗的月夜,也许会伸出舌头尝一尝吧?

  1980年我转业到北京,结婚、生子,操持家务……一个女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该干的事情,我都很认真地做了。贤妻良母好医生,这是人们众口一词的评价。对一个30岁的医生来说,你还需要什么?

  按说是不需要什么了,我应该安安静静地沿着命运已经勾勒的轨道,盘旋下去。但是,我虽然从小生活在北京,对北京的一草一木都无比熟悉。此次归来,我却不再是过去的那个我了,怀里那么多藏北的风雪,强烈地撞击着心脏。我对这个巨大的都市,感觉陌生。

  我到过这个国家最偏远最荒凉的地方,在横贯整个中国的旅行中,我知道了它的富饶与贫瘠。我在妖娆的霓虹灯中行走,身旁会突然显现白茫茫的雪原。在文明的喧哗与躁动之间,我倾听到遥远的西部有一座山在虎啸龙吟……

  我有父亲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而且在文学艺术方面有很好的天赋。只是由于他们那一代人所处的环境,使他戎马一生,始终未能从事文学。我从他的目光里看到了期望,我决定一试。

  但我除了爱看小说以外,从未经过正规的文学训练。

  我决定先系统地学习。恰巧这时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招收自学生,不必到校听课,只要在规定的日子里参加考试,取得了相应的学分,就可以毕业了。

  我开始了偷偷的学习。为什么要偷偷的呢?我总觉得一个医生要学着写小说,是件不正常的事情。你想啊,医生是和人的性命打交道的职业,谁愿意把自己的命交到一个三心二意的人手里?虽说我在上班看病的时候,绝对全神贯注,但我仍为自己的自学感到惭愧。

  人们知道了我的自学,仍然找我看病,我真的是一个很有人缘的内科主治医生。但是病人们说,毕大夫,你这是何苦呢?你不是有了医学的大专文凭吗?这如今图的什么呢?我无法回答。

  一个微茫的希望在远方磷火般地闪动。我想用我的笔,告诉世人一些风景和故事。我想让我的父母惊喜。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学完了大学中文系的所有课程,以毕业论文“优”的成绩结束了自学。于是在一个普通的日子,我铺开了一张洁白的纸。那是在深夜的内科值班室,轮到我值班,恰好没有病人。

  日光灯管发出嘶嘶的叫声,四周一派寂静。记忆在蛰伏了多少年后苏醒,将高原的生命与鲜血铺陈于我面前。

  我的处女作中篇小说《昆仑殇》在不到一周内完成了。

  从那以后,我写了大约100多万字的作品,获得了多次的文学奖。

  我写了高原严酷的军旅生活,也写了贫民百姓的酸甜苦辣。我的笔触有时涉及女性微妙的心理,有时也探讨经济领域眼花缭乱的现象……我是一个写作题材比较宽泛的作家,写作的时候心绪比较收松。我总想,自己原本是个医生,因为有话要说,才拿起笔来。假如有一天,我的话说完了,就回去当医生,治病救人,也是很神圣的。

  我后来又读了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得到了硕士学位。现在是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专业作家。之所以暂时的不当医生了,主要还是为了对病人负责。一边看病一边写作,无论自己多么在意,有时也难免分神。影响了写作不要紧,耽误了病人就糟了。告别医院的那一天,我心里好忧伤,有一种流离失所的凄凉……

  医生和作家都是与人为善的事业,可叹我在同一个时间内只可选择其一。

  我的父亲已经仙逝。他的眼晴在天上注视着我,更使我有一种无法逃遁的庄严感。

  为了西部那座美仑美奂的雪山,为了我的父母殷殷的期望,我将努力写作;直到我无法胜任这一神圣的工作时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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