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面朝天

作者:毕淑敏

  7 月里一个炎热的下午,记者拨通了毕淑敏家的电话。这一天她正巧在家照顾生病的孩子。我表示想了解一下她在北师大心理学系攻读硕士学位的感觉,她说:“很好啊,天天上课,作笔记,写论文,读书,收获很大。”我问:“最近一年有什么创作没有?”她说:“就是集中学习,创作基本上停下来了,想为以后的创作打一个坚实些的基础。”

  认识毕淑敏,首先是读她的散文集《素面朝天》。“已经颇有一点儿大家气象”,记得读后我曾经这样对友人说。在热闹而浮躁的文坛,毕淑敏似乎自立门户,无复依傍,不能把她归属于任何一个派别:她不以学问见长,也不以前卫式的实验标榜;她不是江南的小山秀水,但也有别于莽原塞野的黑骏马,有别于黄河决堤似的一泄千里;她自然不是男人眼中的“丰rǔ肥臀”,但也不是女性自我描述的心理体验;她似乎是从五千年的文化传统中走来,但又不是传统文化的回归。她的散文把日常生活中似乎极为平常的事物作为审美客体,把似乎人人所经所历的事情写得妙趣横生。这种朴实无华的文风,很有一点宋人所推崇的“平淡而山高水深”的境界,特别是文中的比喻,如同吐鲁番秋熟的葡萄,晶莹碧透,丰满圆润,令人有目不暇给之感。愚以为,毕淑敏至少可以称得上是比喻专家,但是,这似乎同时也是缺憾。事情总是这样,最为完美的,也同时是最为缺憾的。这些令人目不暇给的比喻,有时是否像是过于拥挤的成熟的葡萄,让人有点喘不过气来,让人觉得多少有些雕琢用力之感了呢?所以,我在对毕淑敏赞美之后,也要说:毕淑敏,悠着点!当然,这里的用意绝不是对于毕淑敏的批评,恰恰相反,大概由于我半路出家搞新闻之前,一直出入于古典文学之中,所以,一读毕文,就有颇得我心之感。

  大约一年半之前,当我在《中华读书报》开始我的记者生涯时,毕淑敏成为了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她在电话中的声音浑厚而亲切,不知为什么,我的眼前浮现的是青藏高原的蓝天白云,是高原风日铸造的赭红色面容。幻象中的高原以她平易的风格容纳了我,使我很快就消除了拘谨。

  大概是受了首次采访成功的鼓舞,我以后时常与毕淑敏通电话进行交流,并且约了时间,带着几位中国新闻学院的“准记者”,对她进行了当面的采访。

  毕淑敏的工作单位,并不如同我所想象的在作协当专职作家,而是供职在“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位于军事博物馆的对面。

  像毕淑敏这样身在一个部门,也许会与社会的关系更为密切一些。

  “从部队回来,分配在北京的一家铜厂,属于有色金属总公司,待我的作品发表后,总公司说,哎,不知道咱们公司还有个作家,就给调上来了。”出总公司大门时,她这样回答我的疑惑。“公司养个作家,负担不重,可以为公司增加知名度,又使作家不远离生活,未尝不是一种可取的模式。也许可以称为毕淑敏模式。”我暗想,但没敢造次乱讲。

  毕淑敏其人比我想象的还要高大,果然是“素面朝天”,不施粉黛。着装素净淡雅,蓝色的外套,衬着雪白的衣领,给人以纤尘不染的深刻印象。圆圆的始终微笑的面孔,依稀留下了金戈铁马军旅生涯的豪迈与西藏高原的粗犷。在有色金属总公司七层毕淑敏自己的办公室里,我们开始进行长谈。说起《素面朝天》,毕淑敏说,这是她的早期作品,当时偶遇海南出版社出版人的夫人,才得以出版。我告诉她,这部散文集,很得读者的喜爱,特别是大学生读者的喜爱。她说,也不尽然,《女友》就曾刊载批评文章,说作者是“徐娘半老嫉妒年轻女性的美丽”。(大意)说得我们都会心地一笑。

  “机遇总是给那些准备好了的人。”我说,并请她系统地谈谈她的生活和创作的经历。毕淑敏以她特有的和缓悠长的语调娓娓叙说起来:

  我出生于新疆,半岁时随父母返京,1969年参军,是以特等甲级的身体状况被派往西藏,走前是北外附中俄语专业的学生。初到阿里,以为到了月亮上,不知道中国还有这样的地方。不过,到底是年青,很快就适应了,而且感到自豪。那种广大、豪迈的感觉是都市风情、江南水乡所无法体会的。面对它,你才会体会什么是宇宙、自然,才能感受到人的渺小。你才会知道,征服一座山是不可能的,只能说是它在片刻间接纳了你。

  我专职写作之前,从事了22年的医生职业,至今仍对医生的职业充满热爱和敬畏之情。1980年返京后,分到工厂医务所任主治医生、所长。一直到1991年从北师大研究生毕业,出于对医生这一职业的敬重,才脱离医生专业,专门从事写作。

  谈到成名作《昆仑殇》的创作及发表情况,她回忆说:

  我是1977年在西藏成家的,丈夫也是军人,1978年生下儿子。返京后,在阿里那段遥远的经历找不到人交流,就有了写作的冲动。要写就要做准备,1983年到1985年,我自修了电大中文专业,1986年写作《昆仑殇》,5 万字一个星期就把初稿完成了。但我几乎没有勇气寄出,稿件是由我丈夫送到《昆仑》编辑部的。很快,我们收到了编辑部主任的来信,说是‘被这种宏大的气魄,沉重的主题所震撼。’但到我去了编辑部时,编辑们几乎不相信是我的作品,直到深谈之后,才确信不疑,因为我对书中的生活太熟悉了。作家其实是很难体验生活的,而是应该就在生活之中。

  “高原的生活与医生的职业,看来对于你的创作都产生了内在的影响。”我归纳说。“是的,”她说,“有人评论说我的作品逼近生命的本质,这大概与医生的职业有关;此外,我不喜欢剑拔弩张,花拳绣腿,这与我在西藏的经历有关。这种经历,不仅是那种艰苦生活对我的磨练,而且是它的那种‘大象无形’,不自主地被它塑造。我在文中使用比喻的动机,是尽可能生动而宁静地传达我的思想。语言是一个个链子,让读者与我并肩而行,抵达彼岸。”

  谈到文学诸种体裁的问题,毕淑敏含蓄地说:“散文是血写的,小说是水写的,诗歌是骨髓写的。”这话说得近似格言,不知是她的即兴发挥,还是平日的总结。对于读者来说,知识阶层喜欢她的散文,普通读者感动于她的小说《红处方》,期待着她的小说新作问世。

  毕淑敏所在的“有色金属总公司”在机构改革中解散了,谈及这个问题时,她说,总公司改为“有色金属管理局”了,不过,一切工作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岗人员似乎更高兴,所谓“天高任鸟飞”

  吧。我的感觉也一下子有了:近几十年的中国人从年轻时分配工作到老时退休,始终见到的是同样的几个面孔,白天在班上见,晚上饭后散步还要见,直到死了追悼会还是这几位,实在是不浪漫。这也大概是中国缺少真正的诗人的原因吧!中国需要着一种新的社会构成模式,首先,需要旧的模式的打碎,需要人们忍受对于打碎的阵痛。毕淑敏的长篇新作,就是表现这一命题。

  和毕淑敏聊到最后,又说起了比喻。毕淑敏的散文中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这么丰富的比喻?她说:“现代汉语的磨损度高,心灵的传达,如果没有新颖别致的手法,很难抓住读者。而每个作家的手法又都不尽相同。譬如鲁迅喜欢使用单字,‘排’出几个大钱什么的,给人以生涩瘦硬的感觉。而我则喜欢一种温暖、平缓的感觉,喜欢把毫无关联的事情关联起来。有一段时间,甚至强迫自己进行这种联想,如同你所批评的那样,像是吐鲁番的葡萄,有时会拥挤成方的。这就是‘过犹不及’了。”“大概总要经历由‘不及’,譬如我等这样的,很少或很难使用比喻,发展到‘过’,以后再到‘及’吧!”我说。

  毕淑敏文章中充满了比喻,但在谈话中不太使用。只是有一次在电话中聊起了文风的问题,当时,我以“木斋”的笔名写了一篇《越不懂就越仰慕》的文章,批评文坛的晦涩文风。她平静地说:“文坛的晦涩,其实就像是行业的行话,或说是黑话。我当医生时口碑较好,并不是我的医术好,只是我不用行话来吓唬患者罢了。”

  现在一想,还是用了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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