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代后记

作者:池莉

  我是我,这我知道。我不是我,这我也知道。一个我出生在五十年代末期,跟随父母居住在单位宿舍,胸前挂着一把房门钥匙,一日三餐吃食堂,上课注意听讲,考试成绩优异,保持衣衫整洁,不说脏话粗话,待人彬彬有礼,举止温文尔雅,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我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另一个我不断地穿行在种种情况里:大饥荒,四清运动,文革运动,知青运动,等等。在一个早晨,我幼小的妹妹饿死在幼小的我的身边。在许多个黄昏,我从码头边的酒馆里带回我醉醺醺的外公,他是旧的社会遗留给新的社会的最后的武侠。在某一天,我的父母被文化革命了,学校停课了,我住到了别处。我走路极不规矩,狂奔乱跑,经常摔跤。我躲在阁楼彻夜读小说,绝不按时睡觉。我偷摘市委机关的葡萄和公园的花朵。我撒谎和写诗。我生病和躲开他人。我隐秘地游走在江汉平原的深处,经常遭遇灵仙,通过她们与鬼神交往。

  我的生命一直交织行进于反正,阴阳,虚实之间。两种文化体系将我抚育成人。我对生命的发生和生命的历程,也许还有生命的轮回,非常地感兴趣。我喜欢把我感兴趣的东西用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提供给自己与别人阅读。最初的时候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小说。总之,我从小就迷恋写作。

  我相信我们的所知是极其有限的。人们对世界的解释远远不够完善或者简直就是谬误。所有的哲学都试图揭示世界存在的本质,但只有中国古代哲学的运思与追问切中了要害。很简单,正如只有童真未凿的儿童和偏僻乡村年过花甲的老人才能够看见人的魂魄和鬼神的影子。我相信只有纯粹的人才能够接近生命的本真。他们常见的生命姿态是用眼睛看和用耳朵听,嘴巴更多是用于进食。这就是为什么人只有一张嘴巴,而有一双耳朵和眼睛。我相信在我们耳边喋喋不休的教导和提醒绝大多数是尘世的聒噪 ,对名利的贪慾无形地吞噬了人们先天的智慧和良知。我还相信生命的诞生不是偶然和随意的,生命的成长不是容易和简单的,大自然的万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表象都是那么丝丝入扣,更何谈我们目所不能及的内核。

  我相信有正必有反,有阴必有阳,有虚必有实,有水必有火,有上必有下,有盈必有亏,有动必有静,有昼必有夜,有得必有失,有黑必有白,有寒必有热。我相信有存在,也有不存在,有物质,也有反物质。我相信所有的可能性。我永远被新奇的不同寻常的事物所吸引。我因此而不断地怀疑与幻想。

  我们的所知有限是很多事物可以证明的。时间就是一个证明。时间是什么?时间是一个大众化的通俗的标准衡具,人们通过钟表的形式来感知它,以免弄乱了大家集体上飞机的约定。但是事实上,时间不仅仅是线性的和通俗的。在人的个体生命里,它可以停止,比如死亡;可以倒流,比如回忆;可以缓慢,比如痛苦;可以膨胀,比如幸福;可以分裂,比如我曾经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小姑娘同时又是一个无法无天的调皮孩子。它还可以由空间的转换而改变速度,比如我们要用很长的时间登上某座山峰,可是一架飞机在瞬间之内就完成了一切。而现在人们只是简单地把时间贯串在一起,就大胆地指着它说它是历史,这使我没有来由地联想到了医学。西医的迅速发展神奇得就像上帝,几乎所有的人为了保命都得去吃葯。事实上所有的葯物既治病又生病,毒副作用无法可解,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但是绝大多数人还是一旦生病就赶紧去吃葯,只有少数的智者去探讨和思考自己的身体到底缺乏了什么。

  正因为我深知我自己所知有限,所以不敢对我不知的一切妄加评说,所以不敢以我有限的个体生命去轻率地承诺重大的质问。所以在任何时候我都不愿意失去现实的分寸感。所以我从来都蔑视没有事实背景的激情与崇高。我的写作仅表达我个人以为的对于生活的准确感知。

  我首先希望我是一个大众意义上的正常人。我能够与大多数人一样吃东西很香,穿着得体,知热知冷,知好知歹。我希望我具备世俗的感受能力和世俗的眼光,还有世俗的语言,以便我与人们进行毫无障碍的交流,以便我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观察生命的视点。我尊重、喜欢和敬畏在人们身上正发生的一切和正存在的一切。这一切皆是生命的挣扎与奋斗,它们看起来是我们熟悉的日常生活,是生老病死,但是它们的本质惊心动魄,引人共鸣和令人感动。美国的四星上将科林·鲍威尔在退休之前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家安全顾问,因为在指挥“沙漠风暴”行动中的卓越表现而声名赫赫。他在退休的第一天早上醒来,发现九十名随从全部消失了,而他的妻子对他说:洗涤槽堵住了,地板上到处都是水。鲍威尔只得蹲在漏水的洗涤槽边度过了整整一个上午。后来他在他的回忆录里深有感受地说:我发现一个平民百姓的生活要困难得多!而我们中国人何止是洗涤槽漏水了,我们是根本就还没有洗涤槽,正在为拥有它而一天一天地拼命劳作。我们一家七八个人,三代同堂或者四代同堂,居住在五十平方米左右的房子里,这种拥挤岂止是困难?完全是苦难!我们没有个人的空间,大姑娘换一件衣服都得躲进狭窄的卫生间里去,她的精神世界也得压缩到卫生间去。我们的人物关系纠缠得久远而复杂,把人的情感与心灵撕扯得鲜血淋漓。去年的年底,我去看望一位灵仙,她八十岁了,是一个文盲,眼睛里长满了白翳,脸上已经失去表情,寡言到几乎只说是或者不是,与大家对话的是她腹腔里的鬼魂。一对夫妻寻找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儿子两个月以前遭到绑架至今还没有破案,灵仙找来了他们儿子的鬼魂,他们的儿子说我已经死了,被扔进长江里了,背上绑了石头。鬼魂还告诉他的父母,说绑架是他们的熟人干的,与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就结了仇,现在又嫉妒他们有钱。还有一位大学教师,他来寻找的是他的母亲。他的父母在反右运动的时候离的婚,那时候他刚满一岁,被送给乡下的奶奶抚养,他的父亲一直仇恨他的母亲,从来不肯告诉他母亲的下落。最近他父亲去世了,临终前唯一的一句话就是问:你妈妈现在是死是活呢?

  后来绑架案破案了,那对夫妻的儿子的确被绑上石头沉在长江里,绑架者也的确是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熟人。灵仙没有找到大学教师的母亲,大学教师高兴得流下泪来,这说明他的母亲还活在人间。楚人的巫风之久远始于原始社会,历经千年的沧海桑田至今不歇。也许需要解释一下的是,我现在所说的鬼神不是通俗意义上的迷信的实用主义的鬼神,而是某种与我们同在一个生活空间的与我们密切相关的另一种物质,好像它们需要原初的智慧去发现。大多数人的崇巫是实用与利己的,但是现在的巫至少充当了心理医生的角色。我在灵仙那儿亲睹的人们的内心生活和内心情感,是人们在平常的时刻无论如何也不会对陌生人暴露的。因此我有缘看到生命的挣扎与奋斗是何等的艰难、坎坷与悲烈。我看见了许多人的经历并将继续注视着他们的经历。我想成为每一个人。我想把自己的一辈子变成几辈子。

  同时我还希望我通过有意识的修炼,能够逐渐清理掉我后天产生的私心和杂念。我希望我的心是今天的心,此时此刻的心,静如明镜的心。这样,我便可以像天真的孩子和洞穿世事的老人那样返回生命的初始和看见生命的未来,穿过因而直达果,通过果而攀援到因,许多的各种的时间都在我的面前展现,一如所有季节的鲜花一起盛开。

  我希望我冲破一切人为的束缚达到自由的境界,我的思想,精神,写作以及作品的形态。

  我知道写作的出发点很多。有些作品是为某种使命而写,有些作品是为某种理想而写,有些作品是为未来而写,有些作品是为功利而写,有些作品是为教化而写,有些作品是为载入史册而写,有些作品是为建立学术流派而写,有些作品是为自己而写,等等。别人为什么写,不关我的事。为什么而写都有可能写出好的作品。我清楚的是我不为什么而写。只为一种内心的需要和感动。不为什么也是一种原因和存在。我说过我的所知是极其有限的,在我的视线里清晰的是别人,我总是看不见自己。我不强求我一定要弄懂自己。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确定了我这辈子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写作,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过写作是否可以顺利地成为我的职业的问题。我也不太了解作家是一个不太平常的职业和人物,可以沽名钓誉和大把赚钱。在后来渐渐长大的过程中,我发现了,懂得了。我有一些懊丧也受到了一些诱惑。懊丧使我远离文人,诱惑使我变得有一些装模作样。谢天谢地,眩晕了一阵子,这一切都过去了。我又听到了我自己内心的召唤,重获了儿时的感觉。现在,懊丧与诱惑都没有了。我明白了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人们可以采取各种方式生活。人们可以用自己的任何观点来观照这个世界。我就是我。我的写作是在做一件我非常喜欢做的事情,我在表达我对生活的感知。而如果我的作品有人阅读并喜欢,那就是为他而写的,那也就是我的荣幸。这种荣幸感使我温暖。使我感到自己的呼有了别人的应。呼应是人生的幸福之一,我为此而深感喜悦。如果有人不喜欢我的作品,甚至讨厌我的作品,我认为也在情理之中。永远都只有一部分人喜欢你。尤其像我这么一个人,凡胎俗骨,能够得到选择写作的可能,能够得以安静地写作,能够坚持自己的思考,能够拥有一部分读者,这就很是不错了。

  我不会对别人和自己的文学作品进行道德上的评判,也不会从社会时尚出发去纠正自己或者别人。既然生命形态各异,文学作品当然也就是各异的。我以为说到底,文学作品不是人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也不是社会集团里最重要的东西,它不是水,不是空气,不是食物,不是政治,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依靠想象而存在的艺术。是人们的精神调剂。所以我并不认为自己的写作和作品有多么重要,或者应该多么重要。我创新不了什么。一切的想象、体验和经历都超越不了生活本身。世界上的至真至美至善都天然存在,只是被积年的岁月风尘所掩盖。我的写作,为的是拂去那些灰尘,让真善美显露出光芒来。惶恐的是,我的微薄之力不知道是否能够达到我良好的愿望;写作这种劳动,不知是否能够打扫人类生活产生的大量渣滓。我还是在怀疑,当然,怀疑不会妨碍我努力地去做,这就行了。

  一九九七年五月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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