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无尽岁月

作者:池莉



  有的时候,闭上眼睛把头晃一晃,就可以感觉到生命的速度是飞——我的二十岁,分明就在一刻之前。

  用现在人的眼光来看,那个时候的二十岁很傻:脸蛋又大又红,皮肤上生着一层细细密密的绒毛,绒毛下充盈着饱满的水分,天然得与秋天的水果有着本质上的一致,以至于经常惹起的是人们吃的慾望而不是别的。经常有这样一些中老年妇女,她们趁我不备就揪住我的脸颊,笑眯眯咬牙切齿地说:恨不得吃你一口哇!

  那个二十岁,真的就在不远处。就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相交的时刻。距今不到二十年。那一年我在武昌青山区红钢城的一片荒地上栽了十一株樟树苗。我清楚地记得是在泥泞的春雨中栽的,自己挖的树坑,穿着一双新买的黑色长统橡胶雨鞋。

  那些樟树现在也只不过碗口粗,还不能算作大树。

  而我的雨靴上至今还牢牢地黏附着黄色的泥土。前几天我们家下决心清除废旧物品,我一眼就看见了我那双沾满黄泥的雨靴。它被他们扔在一堆现在的报纸中,压在一个彩色的性感女郎身上。我不声不响地把雨靴拎了出来,又放回了储藏间。

  在储藏间,我关上门小坐了一会儿。我从雨靴注意到了储藏间这个地方。感谢上帝,生活中总有一扇扇门在向我开启:我又在突然间认识到储藏间原来是一个好地方。储藏间存放的都是故事和历史,而且是属于你个人的故事和历史,不是那些充满了噪声的史书。储藏间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是那么凌乱和随意。正是这种凌乱和随意的姿态,才告诉了我们什么才可以叫做出世和潇洒。而到处积淀的灰尘,那才是真正的沧桑。储藏间不说话,它把故事和历史,把来龙与去脉都含蓄在它本来的形状里。

  你心里想看什么,就可以看得见;你真心地想交谈,它自然与你窃窃私语。尤其让你舒服的是,你不必担心你的眼睛和心旌被照花和扰乱,它已经绝对没有了,或者说已经完全收敛了新东西的耀眼光芒,那种类似于暴发户,新贵,当红明星和刚出厂的家具的光芒。它酷似明朝的瓷器和那些最好的音乐,它们都是没有一点燥光和燥气的,是那么地温润,柔和,宁静,悠远。沐浴这种智慧之光,你便有可能走出迷途,回到你真正的老家。我在储藏间小坐了一会儿。

  我想,一个人只要生存空间许可,储藏间应该是必须的。我想,储藏间大约是我将来老了以后常坐的地方了。然后,我会被我的孙子辈在外面阳光下的大声叫唤所惊醒。他们叫道:奶奶在哪里呢?我饿坏了!

  我前不久的二十岁就在那里。在还没有买那双雨靴的前个把月。那是冬天最冷的日子。我把一双胳膊袖进袖笼里,靠在洪湖县县委招待所的大门口,看大街上纷纷跌跤的人们。结着厚厚冰凌的柏油路在这里有一个优美的坡度,骑自行车的人们有百分之九十在这里落马。更好笑的是洪湖的人民似乎都很蔑视冰凌,他们一个个满不在乎地骑过来。当他们淬不及防一屁股坐到地上的时候,满不在乎的表情还没有来得及从他们的脸上逃遁,紧接着,他们就不好意思地笑了。这就是使二十岁的我被紧紧吸引在县委招待所门口的唯一原因,也就是惹得我不时地开心大笑的唯一原因。二十岁的人不需要太多的原因。就是这样,我认识了大毛。大毛也是知青,也是在县委招待所住着,等候招生学校来接人,我们先’天就具备了相同的血缘。

  大毛也是来看人跌跤的。他比我高出一个头,站在我的身后不断大笑。他一笑,我的头顶上就刮过一阵风。在那滴水成冰的季节,我的头顶冷得就像要被刀子刮掉。于是,我就不得不回过了头,并且,朝着他,把自己的脸蛋慢慢地扬了起来。

  我说:喂喂,请你把你的嘴巴拿开好不好?

  大毛说:你说什么?

  我摘下朋友从医院里搞出来送给我的大口罩,重复了一遍我的话。

  大毛的眼睛像电压正常了的灯泡一样的慢慢地明亮起来。顽皮的笑容含在他的眼角,他故意地说:请问,我的嘴巴应该拿到哪里去?

  大毛露出了他整齐的白牙齿。

  我的二十岁非常简单幼稚,坚信具有整齐雪白牙齿的男青年就是清洁的,聪明的,有理想的好青年。后来,我在知青住宿登记簿上看到了大毛的学名,他叫共党生。他的学名更加支持了我的信念:共产党生的哪有坏人?

  奇怪的是,从认识大毛的那一天起直到后来的许多年,我就从来没有叫过他的学名。




  那天下的油凌是江汉平原上罕见的油凌。据县委招待所门房的老伯说,这种油凌大约十几二十年下一次,他还记得上一次是在1956年下的。1956年,那是一个我无法感觉的时间,因为我还没有出生。老伯却说得很兴奋,一副对罕见的事物记忆犹新的样子。可见无论什么都可以成为一个人骄傲的资本,只要你善于骄傲。老伯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口鼻处和火车头一样突突喷着蒸汽。他很有经验地把草绳绑在鞋子上,给我们示范怎样走路才不会滑跤。

  他的腰间也紧紧地系了多重的草绳,他介绍说这样扎住棉袄,人就暖和多了。大毛也拿过一根草绳,紧紧地扎住了他自己的腰,然后挺起胸脯拍了拍腰眼.说:哦,真的是暖和多了。我嗤嗤笑着扭身走开。我是二十岁的姑娘。二十岁的姑娘就是冻死也绝对不会往腰间扎草绳。

  油凌就是指这种冷得要命,滑得要命的冰凌。

  我对下油凌的说法并不陌生。在老人们的讲古当中,我无数次地听说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竟然遇上了一次,并且在这罕见的天气里,我认识了大毛。

  本来,在我的生命中,油凌对于我也许只是一种天气。认识了大毛,油凌的性质就起了变化。

  那天的油凌是突如其来的。在这之前的几天里,天阴着,偶尔飘一点小雪,小雪落到地上,很快就融化了。我是穿着一件毛线衣和一件棉袄,坐手扶拖拉机来到县里的。当然头上严实地包裹了围巾,脸上戴了大口罩。在大半天的路途中,我并没有感觉到承受不了的寒冷。昨天下午开始,寒冷的感觉明显加剧。雪完全停了。西北风一阵比一阵紧,还从树梢上和墙缝中发出鬼一般的厉叫。我棉袄里的棉花好像在渐渐地被抽掉。我袖着手在院子里闲逛,发现了腊梅非同寻常的姿态,它们在枝头勃然怒放,纤细的花蕊每一根都如钢针般挺立,而平日里那淡淡的清香此刻是那么浓郁地直接扑上了人的脸。

  待我回过神来,天空已经灰里透黄,缓缓下压,梧桐树顶端的乌鸦“刮氨一声逃向远方。我把手从袖笼里抽了出来,手就顿时像被谁咬了一口。今天的清晨,我是被冻醒的。我的被子里已经没有一丝热气,脚趾头冻得生生地疼。使我诧异万分一骨碌就坐了起来的还不是这冷;是我的头发,我披散在枕头上面的发丝,有几缕在我的呼吸的气息边缘,它们结了冰!头发在我睡觉的枕头上结了冰,这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奇事。我连忙打开箱子,拿出了棉裤,棉背心,把自己穿得鼓鼓囊囊,连胳膊肘弯过来都要费很大的劲。穿好衣服,我出门一看:我的天!整个世界完全被晶莹的冰凌所包裹,无比地洁净,无比地光滑,每一根线条都是那么圆润!天哪,美极了!我的眼睛眩晕了。我眯缝着眼睛顽强地欣赏着眼前的美景。没有了,由于连日的小雪造成的泥泞肮脏的地面;没有了,台阶上残破的缺口;没有了,路边那把被遗弃的破旧椅子的断肢。不,一切都还在,熟悉的环境并没有离我远去,可一切都变得是那么完整与美丽。这不就是玉宇琼楼吗!这不食人间烟火的气息让我喘不过气来,心中油然而生的是无限的崇拜和折服。这美丽之巨大之磅碍之精致之神奇远远超出了我的心理准备。我惊呆了,心里有小鸟的翅膀在欢快地扑腾。接着我又把自己滑了出去,四脚朝天地躺在地上,用我们在田野里干活时候呼唤伙伴的声音撒野地叫道:你们快出来呀——他们,许多知青,纷纷地跑了出来,一个个都疯了似的欢叫起来!

  如果不是大毛的出现,我将继续沉浸在单纯的诗意的快乐之中。

  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大毛表情极其严肃,他不胜遗憾和不胜感慨地发表评论说:湖北,湖北这个地方,过去我知道的就是:它是一个美丽的鱼米之乡。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它的气候是如此的恶劣,冬天是这么这么的冷!

  我说:你们北方的冬天不是更冷吗?

  大毛说:那是外面。房子里面是不冷的。房子里面有暖气,穿一件毛衣就够了。哪有冷得睡不着觉的道理!

  我发誓,在我二十岁的人生经历里,我是第一次确凿地听人说北方的冬天不冷,在房间里可以穿毛衣。我不相信天下有这么好的事情。

  我说:你吹牛。

  大毛说:这还值得我吹牛吗?我们北方就是这样的。我在来到你们湖北插队之前,就没有冻坏过手和脚。不信我可以带你到我们长春去看看。我们的大雪可以厚厚地覆盖整个城市,我们在玻璃窗里看雪景,漂亮极了。并且我们的夏天也没有湖北这么热。

  大毛的话在我面前全都变幻成了童话般的形象。它们激起了我强烈的羡慕和嫉妒,还有更阴沉的一种内心隐痛。我生在湖北长在湖北,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湖北的气候如此恶劣。我在没有意识到它恶劣的感觉中度过了二十个春秋,度过得坦然而自在。夏天有蒲扇与竹床,蚊虫与疟疾。冬天的早晨,洗脸的当然是结着冰的毛巾。寒夜里,奶奶会把那只把手上雕了花饰的紫铜烘炉塞进被窝。后来,妈妈从上海买回来了热水袋。下了农村之后,乡下的猫狗可以暖脚。每年的仲春时节,用生姜水泡洗冻疮的项目是我生活的必然内容之一,在暖融融金灿灿的阳光下伸出冻伤的手、脚和脸,鼻子充满了太阳的香气。这也就是在我的内心深处理解和崇拜太阳的理由之一。对太阳的理解和崇拜又是我把握其他很多事物的参照标准。举例说吧: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这些歌在我二十岁之前,我一唱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激动落泪。

  却原来世界上还有人根本就不会生冻疮!

  这是一种残酷的觉醒。我听见我的骨头在绽裂。在我二十岁的那年冬天,在洪湖县委招待所的食堂里,我忘了往口里扒饭。我用十分复杂的眼神望着大毛,悲愤而又忧伤地想,这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呢?

  大毛好像有点明白他对我的打击是致命的。他就转换了话题。他转换话题之后说了一些什么,现在的我已经不记得了。我记得的是大毛为了让我彻底地忘却根本就不应该记忆的记忆,他提议我们也去坡上骑自行车。他打赌说他肯定不会跌跤,因为他车技非凡。我说我才不会跌跋呢。我谈不上什么车技,但是我熟悉湖北的油凌和地形。打了赌之后,很快,大毛不知道从哪儿借来了一辆自行车。最后的结果是我们都跌跤了。大毛仅仅是跌跤了而已。

  我却扭伤了脚踝。大毛把我扶到县委招待所医务室,鼻尖上挂着清鼻涕的医生心不在焉地给我擦了一些松节油。我的脚踝在当天晚上肿得像发面馒头。大毛只好不停地为我用松节油按摩。我们开始担心明天招生学校会来接人。

  大毛用知识面很宽的神态安慰我说:这种油凌的天气,路面根本不能行车。只有等油凌化了汽车才会来。到时候你的脚早就好了。

  可是,第二天上午,来接我们的大卡车咯吱咯吱开进了县委招待所的院子。卡车的轮胎上挂着防滑铁链。




  武汉这个城市我太熟悉了。我在汉口同济医院出生的那天,这个城市正在下着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雪。当时我的父亲正在省里开会。下午散了会之后,大雪已经封锁了交通。他向省委所在地水果湖附近的农民借了一头毛驴。他骑着毛驴从水果湖出发。由于崭新的长江大桥被各种停滞的车辆堵得水泄不通,我父亲就牵着毛驴坐轮渡过了江。然后又骑上毛驴穿过从前英国租界哥特风格的建筑,来到同济医院看我。仅仅也就是因为发生了这么一个简单的生活片断,我就对这个城市没有了生疏感。我走在长江大桥上十分自然和贴切。我在武汉市芜杂如迷宫般的大街小巷里也不会迷路。关键时刻屏息静气地嗅嗅长江水的气息,听听轮船的汽笛声,我就可以知道自己..(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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