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创作观

作者:高行健

  我应该说,无论政治还是文学,我甚么派都不是,不隶属于任何主义,也包括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我固然有我的政治见解和文学艺术观,可没有必要钉死在某一种政治或美学的框子里。现今这个意识形态分崩离析的时代,个人想要保持精神的独立,可取的态度,我以为□有质疑。

  我作为一个流亡作家,唯有在文学和艺术的创作中才得以自救。这并不是说,我就主张所谓纯文学,那种全然脱离社会的象牙塔。恰恰相反,我把文学创作作为个人的生存对社会的一种挑战,哪怕这种挑战其实微不足道,毕竟是一个姿态。

  我为自己赢得表述自由的时候,才倾心于语言。我有时甚至游戏语言,可这并不是我写作的终极目的。而语言的游戏对作家往往是一个陷阱,如果这游戏背后不能传达通常难以表达的意味,即使玩得再聪明、再漂亮,也徒然□是某种空洞的语言形式。我所以找寻新的表述方式,□因为常规的语言限制了我,无法把我的感受表达得十分真切。

  文学创作所以有趣正在于个人的独创和不重复。作为原则说来容易,人事实上往往生活在他人的阴影里,特别当你由衷欣赏某些作家或某些作品的时候。我的经验是尽量拉开距离。

  流亡西方对我并非坏事,相反为我提供更多的参照。我在国外完成的《灵山》与《山海经传》,已经了结了所谓乡愁。前者是中国的社会现实引发的感受,后者则是对中国文化的源起的思考,都费了多年的心血。人一旦脱离所谓祖国,有种距离,写起来倒更为冷静。中国文化已消溶在我的血液里,毋需给自己再贴商标。传统的中国文化正面与负面,我已自行清理。一个作家重要的是超脱出来,有所创造,不必靠变卖祖宗的遗产过日子。 倘要找出同西方作家的区别,恐怕是一种静观的态度,我对社会和自我都一概采取这种态度,当然也可以说发自根深柢固的中国文化传统,有别于西方作家通常采用的心理分析和体验。可老庄哲学的无为和佛家的出世过于消极,我毕竟想做点甚么,我非道非佛,取的□是一种观省的态度。

  我把文学创作作为自救的方式,或者说也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我写作为的是自己,不企图愉悦他人,也不企图改造世界或他人,因为我连我自己都改变不了。要紧的,对我来说,□是我说了,写了,仅此而已。高行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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