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张一种冷的文学

作者:高行健

  那种像革命一样闹得轰轰烈烈的文学的时代我以为已经过去了,因为这革命也已经把自己革完了,只留下一番苦涩、一种乏味,无聊乃至于反胃。 文学原本同政治无关,只是纯然个人的事情,一番观察,一种对经验的回顾,一些臆想和种种感受,某种心态的表达,兼以对思考的满足。 其所以轰动,不幸全在于政治的需要,或受攻击,或被捧场,不由自主弄成了一种工具、一件武器、一个靶子,以至于克丧失了文学的本性。

  所谓作家,无非是一个人自己在说话、在写作,他人可听可不听,可读可不读,既不是为民请命的英雄,也不值得作为偶像来崇拜,更不是罪人或民众或政治势力的敌人。之所以有时竟跟着作品受难,只因为是他人的需要。当权势者需要制造几个敌人来转移民众的注意力的时候,作家便成为一种牺牲品。而更真不幸的是,弄晕了的作家竟也以为当祭品是一种光荣。 其实,作家同读者的关系无非是一个人同另一个人或若干人彼此不必见面,不必交往,只通过作品,精神上的一种交流。作者本不对读者负有多少责任,读者也不必对作者有所苛求,读与不读全在于自己的选择。

  文学作为人类活动尚免除不了的一种行为,读与写双方都自觉自原。因此,文学对于大众或者说对于社会,不负有什么义务,伦理或道义上的是非的裁决其实都是好事的批评家们另外加上去的,同作者并无关系。

  这种恢复了本性的文学不妨可以称之为冷的文学,以区别于那种文以载道,抨击时政,干预社会乃至于抒怀言志的文学。这种冷的文学自然不会有什么新闻价值,引不起公众的注意。它所以存在仅仅是人类在追求物慾满足之外的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 这种文学自然并非始于今日,只不过以往主要得抵制政治势力和社会习俗的压迫,现今还要对统消费社会商品价值观念的浸婬,求其生存,首先得自甘寂寞。

  诚然,这样的作家较之他的作品还更多一层困难,因为作家倘从事这种写作显然难以谋生,不得不在写作之外另谋生计。因此,这种文学的写作就其本身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奢侈,一种纯然精神上的自我满足。不过,一个社会再怎样繁荣,同得有声有色,倘竟容不下这种个人的精神活动,又不能不令人悲哀。

  然而,历史并不在乎这种悲哀,只记录人类的活动,或者也并不留下记录。这种冷的文学能有幸出版而流传在世,只靠作者和他们为数不多的朋友的努力。曹雪芹和卡夫卡都是这样的例子。他们的作品生前甚至都未曾出版,更别说造成什么文学运动,或成为社会的明星。这类作家大都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和夹缝里,埋头从事于这种当时并不指望报价的精神活动,不求社会认可,只自得其乐。

  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则被政治和伦理的是非弄得疲惫不堪,又落进种种的主义,即所谓意识形态与创作方法论争的泥坑中难以自拔,其实同文学都没多大关系。作家只有远远逃离这些没完没了且言不及义的论战才能自救。文学创作本是一种孤独的事业,是任何运动和集团都帮不上忙的,只倒过来遭到扼杀。作家只有作为独立不移的个人,不隶属于某种政见集团和运动,才能赢得彻底的自由。

  这并不是说作家就没有自己的政治态度和社会伦理的观念,总受到政治和社会挤压的作家自然也有话说,尽可以作演说,发宣言,大可不必都搅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去。就文学创作而言,即使言及政治与社会,我以为与其说是“干预”不如说是“逃亡”更为恰当,以此来抵制社会对自身的压迫和作为精神上的某种排遣。因此,我又以为,作家的位置最好置身于社会的边缘,以便静观和内省,才能潜心于这种冷的文学。

  问题恰恰是,中国社会一百多年来连绵不断的战争、革命、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把全民族的知识界上上下下不容分说都卷了进去,迫使作家们不是充当斗士,便是无以维生,民也好国也好未曾救得了,却往往先把身家性命葬送掉了。而这种冷的文学则只有先逃难政治和社会的压迫,生计得以保障,才有可能。这便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难以冷下来的缘故。所以说,冷的文学是一种逃亡而求其生存的文学,是一种不被社会扼杀而求得积神上自救的文学。我又以为一个民族倘竟容不下这样一种非功利的文学,不仅是作家的不幸,也表明这个民族精神上足够贫乏的了。

  为此,我主张这样一种冷的文学。

  一九九○年七月三十日于于巴黎
温馨小提示:
您正在阅读的《我主张一种冷的文学》内容已完结,您可以:
返回高行健的作品集,继续阅读高行健的其他作品..
返回网站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