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我与宗教的因缘

作者:高行健

  我对宗教有特别的情怀。慧能启发我:什么都可放下。

  坐著说可能比较自在一点。都是机缘。本以为自己是无神论者,现在越来越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无神论者。对宗教,我有特别的情怀,真不明白(共产党的)革命为什么一直要将它扫荡。

  佛堂净地能让人清静,是个好去处。但上个世纪以来,革命闹得人心惶惶,我对革命和暴力有强烈骶触,而宗教恰恰也反对暴力。不管持何种宗教信仰,和平与平和是人生存的最基本的必要条件,而宗教恰恰也在维护和创造这样的条件,不管是在教堂里或寺庙里,都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当年,我沿长江走了八省,名山都跑遍了,前后跑了三次,为的就是要寻找这样一个纷繁人世之外的世界去谈佛;我也到过道家的地方,谈身外之事。

  那是文革结束之后不久,我第一次到四川,在山中一个很古老的寺庙里,碰到一位老禅师。在庙里,我看到白鹤的雕塑,马上有一种和平的感觉。我与老禅师谈到近黄昏,当时很想住下来,但他们总提防我,政府也反对从事宗教活动。当时,我就呼吁过恢复寺庙活动。

  在雁荡山一个叫「洞天」的道观,我遇到一个老道士,与他住了一宿,得了启悟。回北京后,我找了宗教局。他们告诉我,当时大陆道教徒不到一千人;我说,熊猫也有两千只,还动用不少资源重点保护,可是道教仅剩下一千人了,当时最年轻的也该六十多岁了,懂得经文的,最少得有八十岁。

  我要他们赶紧呼吁,保护这么一个清净之地。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对宗教应该是有一种倾心吧!那时起,我阅读佛经,如金刚经等。我有个特殊版本借书证,因我当时是中国作协会员,可以去看存在北宁寺图书馆的稀有藏书。有些绝版书,不能借走,我就在那里看,通常都从下午一直呆到图书馆关门。

  人们老说道教对我的影响,实际上佛家对我影响很深,我对禅宗尤其倾心。佛教对我创作的影响可在《灵山》里看到,我在书里写到天台山国光寺,那是隋代寺庙。黄昏之际,我闯进佛门,坚持要留下,但住持怀疑我留下要干什么,看了我的作家证后,勉强允许,却把我关在后院里。清晨三点,钟声乍起,我醒过来,起床后很久才找到门;循著钟声,找到大殿,看到庙里有好多房间。大殿里,有将近一百个僧人,有的打钟,有的敲木鱼,一片和谐,天空奇蓝,给人一种美感,当时就想写戏,但没写。

  后来我细读禅宗,包括各种版本的研究,最后发现收藏在巴黎图书馆的敦煌版,写了个叫《八月雪》的戏,准备在台北上演,写的是六祖慧能开悟到创立禅宗的过程及禅宗后来的转变。

  其实,我不想也不敢在这个佛堂里宣讲佛法,因资历太浅。写六祖慧能,也只是想写一下,不可有其他妄念。六祖慧能启发我:什么都可放下,你放下,也就放下了。

  (十二月九日上午在斯德哥尔摩市郊佛光山即兴演讲,亚洲周刊王健民记录,未经高行健审阅)摘于亚洲周刊第51期,2000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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