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系列专访(台湾联合报十二月十日)

作者:高行健

  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高行健,十二月十日下午在斯德哥尔摩获颁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接受台湾联合报系专访。在访谈中,高行健特别感谢他的父母及所有支持他的朋友,因为父母为他取了一个好名字,因为大家不辞辛劳地翻译、出版、评介他的作品,将他和读者连系在一起,让他的努力有所回报。以下是专访摘要。

  记者问: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感想如何?

  高行健答:我首先感谢父母给我取了一个好名字,「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可以说成为我终生做事的导引。我是个作家和画家,而这两件事我都是非做不可,怀着很大的激情,一件事你只要喜欢,全心全意去做,成为生活中必要的东西,迟早会得到报偿的。

  当然,也很感谢所有支持我的朋友。诺贝尔文学奖有如一个节庆,这是大家的节庆;现在应该把说话的机会让给和我分享十月中以来的快乐和焦虑紧张的朋友。他们多年来不辞辛苦地翻译、出版、评介我的作品,把我和读者连系起来。

  问:除了一个好名字,你还有一位好母亲,她对你的写作有很大的启示吧?

  答:是的,母亲曾经是演员,也很喜欢文学,我五岁时便和她同台演出,这是我的第一个舞台经验,可以说在我出生之前便承受了她的胎教,后来她在家里教我读书写字,使我从西方的童话故事开始,很早便在文学创作上有比较开放的视野。

  问:在法国电视节目上,你曾说:「我爱法国」,在诺贝尔奖的演说中,您也提到「感谢法国接纳了我」,到法国来定居,是你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吗?

  答:我在法国过去十二年所完成的工作,如果我留在中国,两辈子也做不了。像我这样的流亡作家,就是寻找能够让我自由写作的地方,此处不行去彼处。法国注重的是文学艺术价值,它有接纳外来作家的传统。像圣琼贝斯(一九六?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出生在殖民地,贝克特原籍爱尔兰,毕卡索是西班牙人,但在世人印象中,他们都是法国人,因为他们长期生活在法国。

  问:你赞同作家、艺术家「不行便出走」的逃亡?

  答:廿世纪的现代文学中,流亡作家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从俄国革命到两次大战,造成许多作家、艺术家不得不逃避的困境。逃亡的经验也许给他们带来另一种丰富性,但主要是继续写自己的东西。反观中国的文人,尤其在近半个世纪的大陆,文人总是在情况好的时候做英雄,环境变了便成为受害人,为什么不找出第三条路呢?因为政局的变化永远是最不稳而暂时的,而文学是千秋的事业。

  问:很多人认为,你的成功和外语很有关系,为你提供了比较优越的机会。

  答:由于家庭环境的关系,我和西方文学的接触非常早,小时候就读安徒生童话的中文译本,以及跳译的英文冒险故事,上中学时发现法国文学,当时的一些最新翻译,莫泊桑、巴尔札克、左拉、亚纳多弗朗斯和罗曼罗兰,都是我喜欢的作家,当代文学是被禁的,因此没有译本。为此我感觉绝对有必要学一种外文。我要知道今天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人们在做些什么,想些什么,有那些作品。

  问:你的作品很有宗教的意味(忏悔或告解),谈一下在罗马的那次轰动的教堂演出。

  答:在教堂演出是我很久的一个心愿,终于在一九九五年成为事实。当时教区神父和政府官员都来观赏首场演出。演出的剧目是九三年在巴黎香榭丽舍圆环剧院首演的「生死界」。

  意大利不像法国那样开演后即不准入场,因此观众不断进来,不仅全场爆满,门外还有二、三百人不得入场,连演五天,每天都出动警察维持秩序,报章和电视台记者采访报导非常多。

  问:对躶体剖腹等剧情有没有激烈反应,离座抗议等?

  答:这一段演出时有一点轰动,椅子动了起来,但是大家看见神父和官员都稳坐着继续欣赏,也就没有动。也由于这一次的成功演出,我今年获得罗马城市文化奖,上一届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葛拉斯亦曾获此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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