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乐

作者:陈建功

第一


  “找乐子”,是北京的俗话,也是北京人的“雅好”。北京人爱找乐子,善找乐子。这“乐子”也实在好找得很。养只靛颏儿是个“乐子”。放放风筝是个“乐子”。一碗酒加一头蒜也是个“乐子”。即便讲到死吧,他们不说“死”,喜欢说:“去听蛐蛐叫去啦”,好象还能找出点儿乐儿来呢。

  过去天桥有“八大怪”,其中之一叫“大兵黄”。据说当过张勋的“辫子兵”,也算是“英雄末路”吧,每天到天桥撂地开骂。三皇五帝他爹,当朝总统他妈,达官显贵他姐,芸芸众生他妹。合辙押韵,句句铿锵,口角流沫,指天划地。当是时也,里三层,外三层,喝彩之声迭起,道路为之阻绝。骂者俨然已成富贵骄人,阔步高视,自不待言。听者仿佛也穷儿暴富,登泰山而小天下了。戳在天桥开“骂”和听“骂”,是为一“乐儿”。

  自打乾隆王十五年“四大徽班”进京以后,北京人很少有不会两段“二黄”的了。蹬三轮儿的,卖煎灌肠儿的,把车子担子往马路边上一搁,扯开嗓子就来一段。这辈子想当诸葛亮是没指望了,时不时“站在城楼观山景”,看一看“司马发来的兵”,倒也威风呢。要不,就“击鼓骂曹”:“平生志气运未通,似蛟龙困在浅水中。有朝一日春雷动,得会风云上九重。”撒一撒胸中的闷气也好。就连那些押去二道坛门吃“黑枣儿”,吐“山里红汤儿”的犯人们,背上插着招子,被五花大绑地扔在驴车上,也要唱一嗓子,招来一片喊“好”声呢。唱这一“嗓子”和听这一“嗓子”,也是一个“乐子”。

  我们北京的百姓们,素有讲个脸面的传统。“耗财买脸儿”更是一个“乐子”啦。口袋里蹦子儿没有呢。别着急,只管往“大酒缸”里泡就是了。别看不过都是扛窝脖儿的,打执事的,引车卖浆者流,那大爷的派头也足着哪。围在酒缸沿儿上,二两烧刀子下肚,哥儿几个便对着拔起脯儿来啦。这位只管说自己如何过五关、斩六将,那位尽管说他的长坂坡。如果素昧平生,刚刚相识,更来劲儿了,反正都是两眼一摸黑,加上一个个喝得红头涨脸,迷迷瞪瞪,只顾沉醉在自己的文韬武略之中,你就是说自己上过月亮,别人也会哼哈哼哈地应和。酒足饭饱之后,气宇轩昂地站起来,即便锦囊羞涩,也要端出一副腰缠万贯的神气,吩咐一声“抄”,伙计们赶忙清账,写水牌儿,道一声“记上”。言犹未落,人已经高掌远足蹠,雍容雅步,踱将出去。这不又是一“乐儿”吗?

  ……

  这些,都是老事儿了。世道变了,北京人的日子过得顺心顺气儿了。可又不能说人人顺心,各个顺气儿不是?所以,“找乐子”的“雅好”还是继续下来了。就说街上那些往蛤蟆镜上贴外国商标,往劳动布裤子的屁股后面钉洋文铜牌儿的伙计们吧,那也是一种“找乐子”的法儿,“此时无声胜有声”罢了。我认识的一位小伙子呢,正相反,整天提个录音机在街上晃,哇喇哇喇招人。问他这干吗哪,他说:“没这个录音机,更没人拿正眼儿看咱们啦!”这又算一种“乐子”吧?

  不过,老事儿也好,新事儿也罢,在高雅之人眼里,都是可笑的。人家也自有人家的道理。本来嘛,你是缝穷的,你就是缝穷的命,唱段“王宝钏”,就成“相门之后”啦?扯淡!你是蹬三轮儿的,你就得认头。你说你拉过杨小楼,你还跟他怄了气,把他给摔阴沟里了,治了——人家还是杨小楼,出殡时六十四杠。你呢,还是蹬三轮车儿的,那会儿你要是也出殡,不闹个“穿心杠”就便宜!甭说把商标贴眼镜儿上,就是贴脑门儿上,你也是“城根儿”的儿子,你也到不了国外!混得不怎么样吧,还老想找点什么“乐子”找找齐,这不瞎掰吗?大概因为这个原因,“找乐儿”者流就难免不被人引为笑柄了。

  其实,你再往深里想想,这有什么可笑的呢?混得不怎么样,再连这么点儿乐呵劲儿也没有,还有活头儿吗?据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的说法,拿破仑因为个儿矮且有牛皮癣,不顺气儿,所以才有了振长策而驱宇内,君临天下之举。北京的平头百姓们还没想着往拿破仑那份儿上奔呢,只求哥儿几个凑到一块儿,或位卑言高,称快一时,或击节而歌,乐天知命,又算得了什么呢?

  由此看来,出辘轳把胡同南口向西不远,豌豆街办事处文化活动站那里,每天晚上聚集了一帮老头儿们(有几个老太太来看热闹,或有几个中年、青年人来凑热闹),一会儿来一折《逍遥津》,一会儿唱一段《打登州》。唱累了,又杂以神吹海聊,他说他是高庆奎的徒弟,他说他和马连良一块儿坐科……这不仅有民俗的渊源,而且还有心理学上的根据哪。  


第二


  豌豆街办事处管着周围的十几条胡同,辘轳把胡同也在其中。这儿的文化活动站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活动,就是唱。活动站的“排演场”是过去的仓库,自然是很简陋的,连顶棚也没有,抬头就能看见房顶的椽子象肋条骨似的一根一根码着。水泥地面已经坑洼不平了。顺着四周的墙根儿,一圈一圈地摆着条凳,不管唱的还是听的,杂坐其间。房子中间留着一块巴掌大的空场,这里又让个火炉占去了一块儿。剩下的地方,只能站下仨俩人儿了。所以,清唱还可以。“起霸”,一个人也凑合,如果是“双起霸”,两个人就得撞一块儿去。要是“趟马”,你得留神炉子。好在来“找乐子”的人大多是老头儿,身段就不能讲究啦,满脸的褶子,扮相也罢了。因此,这里从来就没有彩唱过。顶多了,来个“清音桌”,角色多了,有的人还得在座位上唱。别看条件差,你要是往这儿一坐,闭上眼睛听一听,有板有眼的,唱得真有那么点味儿哪。

  老头儿们有点儿爱神吹,这不假。可他们的神吹毕竟还是沾点儿谱的。比如他说他跟马连良一块儿坐过科,那是得一块儿混过几天,至于后来嗓子倒了仓,他唱不了了,卖大碗茶去了,那就得再说了。他说他是高庆奎的弟子,说不定也确实。至于以后抽上了大烟,玩物丧志,另当别论。正因为如此,大多数都是对“梨园行”门儿清的主儿。听一耳朵,便知道这是“梅老板”,那是“麒麟童”。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因此还不能小看他们。你看这位裹了件大棉袄,双手揣在袖筒儿里,贼头贼脑不是?一张嘴,正工青衣,音宽嗓亮,落落大方,地道,梅老板!你看这位鹤骨鸡肤,腰弯背驼,其貌不扬吧,那唱的可是正经的“杨派”,行腔柔稳,清雅脱俗。还真有些老戏迷们听不惯时下剧团里青年演员那两嗓子,总觉不够味儿,专程跑到这儿来过瘾的。褒贬是买主儿,不服气不行。

  按理,能把这伙儿“戏篓子”、“戏包袱”们玩转了的人可不是凡人,你得下过几天“海”,至少,也得“票”过几场。要不人家不服你,镇唬得住吗?不过,在豌豆街的文化站里却是一个例外——在这儿“统领群芳”的,竟是七十出头的老杠夫李忠祥!

  李忠祥住在辘轳把胡同十号院儿,方头阔脸,声洪如钟,走起路来步子不大,挺胸腆肚收臀,有点儿“外八字”,一看便知是当过杠夫的主儿。他毕竟老了,眼角耷拉了,可脸色还是通红的。没错儿,喝大酒喝的,已是杖国之年,可还是象年轻时一样,性喜自鸣得意。其实,在这帮唱戏的人中,比李忠祥能唱能演的人有的是。这里有在正经的科班里学过的,在名师门下调理过的,甚至还有正在剧团里当演员的呢。李忠祥呢,当过杠夫,拉过洋车,跑过堂儿,事儿倒干过不少,可没有一件是和唱戏沾边儿的,退休前倒在剧团当门房来着,可那是话剧团。他倒张口“长华”,闭口“长华”的,听那口气,好象他跟那位名丑萧长华不是连襟也是师兄弟。唉,他跟人家萧长华也就是“馄饨交情”罢了。那会儿他在馄饨铺当伙计,想看戏,又没钱,心里痒痒得猫挠似的,便拎着个食盒儿,里面搁碗馄饨,到戏园子门口,生往里闯。“干什么去?”“给角儿送馄饨!”看门儿的竟然信以为真了。常来常往的,人家居然认定萧老板演戏时,每每要吃这家铺子的馄饨,只要见他拎着食盒过来,问也不问啦。其实,这馄饨哪回也没进了萧长华的肚子。进了戏园子就不见这位伙计了——他找一个旮旯,一边吃了这碗馄饨,一边听戏。用这一招儿,他可听了萧老板不少好戏,连梅老板的戏也听过。这么听,傻子也能喊两口了。他甚至能把萧先生演蒋干时说的那几句苏北话学得惟妙惟肖,让人喊好。所以,现在他也有资格说:“嗨,当年咱们不是穷吗?不是买不起行头吗?要不,咱们早下‘海’啦,今儿个,也‘新艳秋’啦!”他说归他说,内行人一看便知,如果说,那位新艳秋天天在戏园子里偷艺,学程先生学得不赖,可比起程砚秋来总还差那么一尺半寸的话,李忠祥比起萧长华来,可差着十万八千里还得出去了。

  不过,李忠祥这性子挺投戏迷“票友”们的脾气,大伙儿也就跟他逗乐子,称他为“新长华”了,还随带着封给他萧长华在“喜连成”班的职称,称为“总教习”。他本来就喜欢大包大揽,“总教习”尊号既得,更端起一副当仁不让的架子,真的正儿八经地主起事儿来啦。

  豌豆街,特别是辘轳把胡同的老住户们对李忠祥是太熟悉了。他当杠夫的时候还年轻,天麻麻亮,就穿上那件绿色的褂子,戴上那顶插着鸡毛的毡帽儿,坐在永安杠房门口的条凳上等差事,路过杠房的人常在那儿和他聊天儿。后来,他又在裕昌馄饨馆当伙计。可没一年,就因为老端着馄饨去“蹭戏”,丢了差事,只好每天早起泡野茶馆,等零活儿干,奔饭辙。后来他搬到了辘轳把胡同十号院,更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了。

  不过,老人们记得最清楚的是:民国二十四年的春天里,一直破衣烂褂的李忠祥忽然“发”了。其实,说是“发了”,是过分之辞,捡破烂,缝穷的人们眼浅而已。可那些日子,李忠祥确实不象以往那样饥一顿,饱一顿的了,也穿起补丁少点儿的裤褂来了。据李忠祥说,他在野茶馆认识了一位江先生,江先生三天两头要扯着他聊天,聊完了,给他一天干活儿的工钱。这对辘轳把胡同的百姓们来说,不是让人眼馋的事吗?好烟抽着,好茶喝着,神吹海哨谁不会呀,一天的饭辙就有着落了!人们都说他一定遇上“贵人”了,今后必“发”不可。李忠祥倒不认为江先生是什么“贵人”,因为他很偶然地发现江先生穿的那棉袍的里子也是碎布拼的。可他还是逢人便说自己的纳闷儿:“这位江先生可真怪,又不是钱多了‘烧’的,干吗要花钱找人聊天儿!”……

  江先生的确不是什么“贵人”,李忠祥也没“发”起来。卢沟桥的炮一响,江先生没影儿了。李忠祥还得去蹲野茶馆等差事;今儿去给人修修门脸儿呀,明儿给人往城外坟岗子抱抱死孩子呀。李忠祥的“奇遇”,也渐渐让人淡忘了。

  可解放以后,江先生是“贵人”的预言倒真地应验啦。那时候李忠祥已经蹬三轮儿去了。那一天在剧场门口等客,天上下了雨,没人坐车,他把车停在剧院的广告牌檐子底下,闲得挺无聊,听见人来人往进场的人说,今儿演的戏说的是杠房的事,他心里一动,反正待着也待着,进去开开洋荤吧!买了张票,进去看看这场话剧,看了半截儿他就愣啦:这儿演的不全是他跟江先生说的事儿吗?赶快一打听,编戏的可不就是江铁涯江先生,敢情人家现在是剧院的院长啦。散了戏,他推着三轮儿直奔后台,找江先生去了。江先生还记得他,自然又是好烟好茶招待。李忠祥说:“江先生,我不想蹬三轮儿啦。您不是在这儿当官吗?我跟您这儿干得啦!”江先生说:“您干点儿什么?”“我跟长华那儿偷过两手儿,上台也不怵。”江先生笑了:“那是京戏。我这是话剧。”他说:“甭管什么戏,反正我是喜欢上您这戏班子啦,替咱老百姓讲话。让我来看门房也行。”就这么着,李忠祥真地当上了这家赫赫有名的剧院的门房。这在辘轳把胡同可成了了不得的新闻,据在剧院门口看过他的人说,他这回是真地“发”了:开演之前,穿一身笔管溜直的中山装,在剧院门口张罗,让人,和那些从小卧车里钻出来的人物握手,混得可..(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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