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逝的花头巾

作者:陈建功

  秦江这个人很怪,虽然写了很多充满人情味儿的小说,在待人接物方面却缺少起码的人情味儿。最近,我采访过他两次,想写关于他的专访,都被拒绝了。上星期六晚上,在103路无轨电车上,临下车时我看见了他。喊他,他连理也没理,沉着脸,抓着扶手,冷冷地站在那里。是不是太狂了?不象。他那样子很憨厚,他的作品也很深沉、平易,绝非浅薄的人所为。究竟因为什么呢?

  说来也巧,这次采访文学丛刊《碧云》主办的“优秀小说授奖大会”,竟和他安排在一个房间住。他的短篇《纤夫》以深远的题旨,粗犷淳朴的人物形象,大江出峡的笔势而获奖。可是他迟迟不到,直到授奖仪式开过了,他也没来。是因为所在的s大学学习确实紧张,还是因为害怕刺眼的镁光和接踵的采访?

  晚上,他来了。瘦瘦的中等个儿,长方脸棱角分明,剑眉,眼窝微陷,鼻梁显得高且直,嘴chún绷成平直的一线,下颌微微上扬。和我前几天见他时一样:他满脸倦容,不时眨着干涩的眼睛。他朝我点点头一笑,这时仿佛也没有离开重重的心事。他坐到沙发上。

  “你怎么才来?给编辑部赶稿子去了?”

  “没有。”

  “我看你很累的样子。”

  “是吗?”他不否认,却也无心接过我的话题。

  我们沉默了。

  我很难忍受这种难堪的局面。我说:“授奖仪式你没露面,真让大家扫兴。连马征远同志都来了,作了指示,还说想认识你。”

  “哦。”他的眉头皱了一下,旋即说,“我来电话请假了。学校有事脱不开身,”

  我说:“征远同志临走嘱咐我,看见你时,领你去找他一趟。想和你谈谈。他说你很有希望。”

  他未置可否。

  熄灯以后,躺到床上,他忽然问我:“你能不能找个借口,帮我推托一下?我……我最近还不想去见他。”

  “为什么?”

  又是沉默。

  这真有点过分了。马征远同志是文艺界的领导,七十高龄了。而他,不过是个毛头小伙儿。他还是这么不近人情。

  我说:“我们初交。我对你的脾气还不太了解。可是,我觉得,从礼貌上来讲,总不能……”

  “嘶啦——”他划着了火柴,点上烟,默默抽了起来。过了很久,说:“是啊,本来,我是想见他的。我也猜到他会来。可是……”

  “怎么,你们……”话语中,我猜出他和征远同志之间似乎有什么微妙的关系。

  “看来,我只好告诉你了。因为还得求你帮我挡挡驾。不过,你能为我保守一段时间的秘密吗?”他的话音里带着苦笑,“你是绝对想不到的,我是他的儿子。”

  “什么……马征远同志不知道?他还不知道?!”

  “干嘛这么喊。你躺下好不好?他不知道。秦江是我的笔名。他只知道他的儿子马明在四川,在长江航道上当水手。他不知道我新近考上了大学,还写了小说。秦江就是我。”

  “这是怎么回事?”

  “其实很简单。我是个不争气的儿子。”他抽了一口烟,看了我一眼,缓缓把烟嘘出来,“你现在一定想象不出当年的我是个什么样子。七、八年前,我和我的朋友们整天泡在‘老莫’。你知道‘老莫’吗?”

  “老莫?”噢,想起来了。莫斯科餐厅,现在叫北京展览馆餐厅。“老莫”,是高干子女们通用的称呼。

  “那时‘老莫’刚刚重新开张,用的是银餐具。我们每吃一次都要偷回一把勺子或一把叉子——不是为了卖钱。这是吃了一次‘老莫’的标志,和军功章一样值得炫耀……我们还常去‘康乐’——过去在王府井,现在搬了——那里开菜单的一位姑娘特别漂亮。我们在那儿喝呀、闹呀、昏天黑地。我曾经拿一张拾元的票子叫她给我再上一瓶汽水。她找给我一桌的毛票和硬币。我醉醺醺地把它们全扫到地下,叮叮当当四处乱滚。这还在我的朋友间传为美谈,据说是‘拔了份了’……酒足饭饱了,躲到一个人的家去,聊大天——那会儿还不敢跳舞,也没录像看,只能聊大天,打牌,也骂‘红都女皇’……每天半夜三更才回自己的家。

  “……你不信?其实,对我来说,势在必然。我从小在干部子女集中的寄宿学校里长大。我知道肩章领章上金杠金豆所代表的官阶,也熟知红旗、吉姆、奔驰、吉斯一直到伏尔加、巴别达。可我对人生道路上所应有的准备却一点儿也没有。生活的浪潮来了。一会儿我是‘子承父业,理所当然’的‘好汉’、‘小将’,一会儿我是‘黑帮崽子’。我随着爸爸的浮沉,得意,沮丧,酩酊大醉,咒天骂地,却从来也没有找到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我不知道自己该去干点什么。爸爸也越来越罗苏了。可能是没官当了,找不着人训了?他骂我是‘寄生蟹’。早晨拧开我的房门:‘喂,老奥,起来吧!’——后来我才明白,他这是骂我,说我是奥勃洛摩夫!我反过来也讽刺他:‘老布!’——这是‘老布尔什维克’的简称。我说:‘老布,你起得早!读你那砖头厚的“马经”去吧,管蛋用!’把他气得直哆嗦……”

  秦江哈哈笑起来。我也忍不住笑了。

  “就这样,气得把你这个不肖之子轰走了了”

  “不,我自己走的。”秦江止住了笑。稍顷,他一边沉思着,一边缓缓地说:“你以为我对这样的生活很满意吗?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觉得脑子里是一片空白。碌碌无为,耗尽青春的恐怖象毒蛇一样缠着我。可是,我很快又睡着了。当太阳又晒屁股的时候,我又骑上‘凤头’车,到那些红男绿女们中间,又是狂饮、寻欢,用五颜六色的液体充塞空虚的肺腑。天知道我怎么一跺脚就离开了北京。也许是因为我家的‘老布’没完没了的唠叨。也许是因为这么一件事:那次我忽然心血来潮,带几位朋友到胜利餐厅要了七十块钱的一桌——我在一九六七年去插队时,妈妈已经让人整死了,爸爸还在秦城蹲大狱,我只好到胜利餐厅的厨房,筹备第二天上火车的干粮,我在这里被人抓住,受了胯下之辱——这次是旧地重游,抖抖威风。当我们喝得酒酣耳热、杯盘狼藉的时候,我看见了那位老服务员,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当年,在听了我这个‘小偷’的申诉之后,是她站出来主张放我走,使我免受了棍棒之苦。我举起酒杯迎过去,半醒半醉地喊她‘恩人’,招呼我的‘弟兄们’过来‘敬我的恩人一杯’。她推开了我,说根本不认识我们,又狠狠瞪了我一眼,头也没回就走了。她那厌恶的目光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我想起了当年插队的时候,我也曾站在老农民们中间,用这种眼光瞪着那些醉醺醺地从大队部里出来的新贵们。我害怕这目光……也许,是因为那是一九七六年底了,每个人都显示了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舍身求法的,弃而不舍的,浑浑噩噩的,卑躬屈膝的……我呢,一个聪明的废物——过去没用,将来也没用!我忽然感到了一种被生活淘汰的恐慌……唉,反正一切都使我越来越陷入难以自拔的苦闷。终于,我决定离开北京了。离开那些‘小三洋’、‘大索尼’,离开那些数不清的家庭舞会——我离开北京时,这已经在我的朋友们中间流行了。探戈、伦巴、迪斯科、贴面舞,去他妈的吧!我们家的‘老布’不相信我能去四川当工人,他以为我是在北京玩腻了,要不,就是闯了祸,颤颤巍巍地间我‘为什么’。我说:‘唉呀,你们什么事情都要问个为什么、为什么!我不为什么!我什么也不为!活着没劲了,想换个活法儿!’——就这样,我走了……”

  夜风吹得楼外林木沙沙地响,把丝绣的窗帘也高高地膨起,给屋里送来丁香花的淡淡香气。

  秦江忽然变得这么健谈,绘声绘色。前几次见他时那刻板、心事重重的神态仿佛不翼而飞了。说实在的,就他给我讲的这些,也已经可以写一篇绝妙的专访了----生活改造了人。几年以后,这位因为“活着没劲,换个活法儿”而离家的秦江,变成了一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一个才华初露的青年作者回来了。他的爸爸却不知道自己称赞不已的有为青年,就是那个不肖的儿子……可是——

  “我真替你庆幸,秦江。你走了那一步,才有了今天。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见你的爸爸呢?他会很高兴看到你的。”

  也许,我的问话太唐突了,又刺痛了他的哪一根神经?他又沉默了。很久,他说:“我是想看到他的。我还得意地想过,当我戴着s大学的校徽,突然出现在爸爸面前的时候,他会是副什么样子!我知道了《纤夫》得奖的消息,又想把和爸爸的见面放到授奖仪式上,更吓他一跳。可是,我想,我想还是以后再说吧,现在,我没这个心境了……”

  “为什么?”

  “为了一件别的事。”他的语调里好象添加了几分凄然。虽然这时看不清他的脸,但这声音使我想起那烦恼、疲惫的面容。

  “到底怎么啦?”

  “咳,”他叹了一口气,“就是这几天发生的事,可说来又话长。算了,睡吧睡吧!”

  “我不困。你说说看。”

  他不再理我。夜色中,只看得见他的床头处,烟蒂的红光一闪,一闪。

  第二天,第三天。白天,是小组讨论。晚上,是采访的记者、约稿的编辑频频来访。他分不开身,熄灯以后好象也没了谈天的兴致。第四天,晚饭以后,我拉他到宾馆外面一座小小的街心花园散步。

  “干嘛这么老实,回去等着他们纠缠?!”

  闲扯了许多别的事。暮霭悄然降临的时候,我们坐到花坛的水磨石台子上。

  “我看你这些日子是有心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笑了:“还说别人纠缠。你也够难缠的。”

  我说:“算了算了,那就不聊这些,免得你痛苦。”

  他没答话,过了一会儿,自语地说:“憋在心里也难受。”

  月亮在云片中穿行着。凉风习习。蟋蟀低唱。偶有往来汽车的前灯把一丛丛一簇簇的树影投到我们的身上。他从脚下抽起一根蟋蟀草,放到嘴里嚼着。

  “说实在的,我真感谢文学,它使我把生活变成了一本教科书。要是以前,这种事也许会使我痛苦不已,甚至动摇、幻灭。可是现在,我只把它看成是某种人生旅途的悲剧。它使我警醒、坚定。”

  “你是说最近发生的那件事吗?”

  “是的。”

  “究竟是什么事?”

  “又要扯远了。”他把咬在嘴里的草棍儿唾出来。

  “我不是给你讲过了,一九七六年底的时候,我通过我的那些哥们儿的路子,到重庆当了船员。我不过是小时候玩过航模,又向往长江风光,就心血来潮,雄心勃勃地打算从这里正正经经地开始我人生的航行了。说出来不怕你笑话,唉,我的身上哪儿还剩下一点点人生航行所必需的坚韧?身上的筋骨早让威士忌、白兰地泡酥了!运算、画图,对着一盏孤灯熬夜?我哪儿受得了这个!我是习惯于在白晃晃的吊灯下狂跳通宵的。抱着味同嚼蜡的书本,冥思苦索?太不可思议了!我习惯于翘腿陷在沙发里,悠哉游哉,听室内乐。且不说这些,连我那起码的工作都叫人烦透了:机器的运转声碾人神经,在这里熬十几天,熬到客轮从重庆到上海,再从上海返重庆。我干不了这苦差。唉,我知道自己已经被毁了。我不会干成任何一件事:我的日记开过好几次头,每次都下决心‘写到一生的终结’,‘记载我振奋起来奋斗的历程’。却从来也没有写下去。我下过决心学英语,买了书,也买了小半导体收音机,但只学了abcd,我觉得这太渺茫,似乎不如日语‘实惠’,因为日语里毕竟有许多‘一看就懂’的汉字。可是,最后我还是半途而废……我开始回味我在北京时呆的那个‘小圈子’,回味‘老莫’、‘康乐’,回味‘迪斯科’和‘大三洋’,心想着不知他们现在时兴的看录像有些什么开眼的东西……我敢说,如果没有她突然闯进了我的生活,我会很快回到原来一起生活过的人们中间,继续那种餍足而又空虚,富足却又无聊的生活。可是,这时候,我见到了她……”

  “她是谁?”

  “她叫沈萍。我们是在船上认识的。”顿了顿,他忽然苦笑起来,“..(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 阅读飘逝的花头巾第[2]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