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院的悲戚与文学的可能性

作者:陈建功

  这里所说的“四合院”,当然是一个比喻。它指的,是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无可奈何地走向瓦解和衰亡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在北京,最能表现这一悲剧进程的画面,是在林立的高层建筑的缝隙中苟延残喘的四合院。今天为我主持讲演会的铃木贞美先生于一九八四年秋访问中国的时候,就曾经和北京的作家郑万隆先生一道,站在一座高楼的楼顶,俯瞰过这一画面,进行了一番十分有趣的对谈。那次谈话我没有在场,我是从铃木先生的文章里了解他们谈话内容的。铃木先生表示了对被挤压、被蚕食而日渐萎缩的四合院格外的关注。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关注绝不是仅指“四合院”这种建筑形式自身,而是文化意味上的“四合院”,或者说,是“四合院”所代表的文化,所代表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关注这种文化在现代文明中的处境,它如何被挑战,被碰撞,被诱惑,被瓦解,它如何惶恐、悲戚、愤怒,或许还有抵抗。

  诸位都知道,四合院,特别是北京的四合院,是中国北方民居的代表。其实,在中国的南方,民居也多是一个个封闭的院落,只不过四周的房间连成一片,不像北方的四合院那么大就是了。这在南方,被叫做“一颗印”住宅。而北方,则以四合院为典型。

  据建筑史家考证,从敦煌壁画和其他中国古代绘画资料可知,隋、唐、五代的贵族宅第和乡村住宅,都已经采用了四合院的形式。到了明、清两代,北京已经成了一片四合院的世界。

  其实,四合院也不尽然只是一种民居形式。早有研究者指出,整个北京城,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四合院。垂花门以外,是北京的前门地区,正房,是紫禁城。而紫禁城里,也是一个由许多小四合院组成的大四合院。难怪有研究者指出,在北京,几乎每一座建筑都是一座墙。

  这样,四合院生活方式的特点就显而易见了。

  第一是它的封闭性。四合院的四周,由各座房屋的后墙环绕封闭,一般对外不开窗。院门里,还每每以一座迎门的影壁遮挡、稍大的院子,过了影壁,还有一道垂花门挡驾。足见其封闭之深。第二是它的亲和性,这是对内而言。四合院把一小块大自然围在了自家的院落里。里面有树,有草,有金鱼,有朗朗的天空,一家人生活在其中,隐忍谦恭,尊卑有序,其乐融融。可以说,这是一个封闭的社会的缩影。

  与这种民居形式相对应的,是四合院里繁衍生息、代代相承的居民们那传统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家庭关系,他们的价值取向,他们的思维方式……应该说,理解这生活方式最好的教科书,是中国作家老舍先生的作品。《四世同堂》这部长篇小说的篇名,就概括了四合院的居民们的理想。而书中的那位祁老人,他和他的儿孙们之间那种尊卑有序却又充满了人情味儿的关系,就是一直存在于干百户北京人家的家庭关系。祁老人听说日本军队占领了北京,吩咐儿子们多买点粮食,多备下咸菜,早关院门,静候时局,这就是封闭的四合院里典型的思考样式。老舍的众多作品中,还有唯唯诺诺,不招灾,不惹祸,甘当奴才的旧警察;随和客情儿,审时度势的顺民王利发;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程疯子……都堪称是四合院性格的代表。

  其实,熟悉老舍作品的人不难看出,在祁老人、王利发时代,四合院及其生活方式就已经开始崩解了。老舍笔下的主人公们,他们的性格历史就是这崩解进程的形象注脚。人类文明的进程发展到当代,摩天大楼、立体交叉桥、嘶嚎的汽车、黑烟喷吐的摩托……更以洪水猛兽之势包围在最后一片四合院的四周。这样一幅画面已经出现在北京的街头:每天,晨曦的微光中,一辆辆驮着鸟笼的自行车或三轮车不时从马路上驰过。这是养鸟迷们到离家很远的公园、河畔,寻找可以挂鸟笼的地方。他们所居住的四合院,或被高层建筑所代替,或被车马喧嚣所包围。据北京的养鸟迷们说,百灵鸟在学唱的时候,是最怕嘈杂的声音的,这有点像小孩子,学话时很怕学到粗话,那就“脏了口”。为了他们那心爱的百灵鸟不至于“脏口”,他们在寻找一处清幽的所在。可是,这是否容易找到?

  然而,和这画面一道在人们的浑然不觉中降临四合院的,是比这画面更深刻,更内在的危机。那就是人们的心理空间所受到的驱赶和挤压。传统价值观的鸟笼,似乎也很难寻找到一处可依的枝头:宁静闲适的家庭气氛,被电视广告和卡拉ok所騒扰;长辈们的尊严和权威,被晚辈们开阔的视野,活跃的思路所漠视;忠厚忍让的中庸之道在贪婪姦诈的弱肉强食面前显得如此迂腐和自卑;传统的道德观念在享乐主义的诱惑下几近崩溃……生活中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他们内心的冲突、感情的波澜,或许要比我的概括更为生动。我认识一个青年人,一个典型的四合院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工人。不久前,他还在国营工厂里安分守己地干着他那一份工作,挣那每月二百元的工资。他知足知命,别无所求。可是,当同一个胡同里一起长大的伙伴们带他坐了一晚上酒吧,喝了几杯洋酒以后,他不能不对自己的活法儿产生怀疑。伙伴们有的是个体摊商,挣了大钱,有的办皮包公司,发了横财。“我过的是人过的日子吗?”他对我说。有一天晚上,他为一个个体摊商当了三个小时的“托儿”。所谓“托儿”,就是冒充顾客,吸引欺骗其他顾客上钩的角色。那三个小时,他挣到了在国营工厂干半个月才得到的钱。以后他继续充当这样的角色,而且还开发了新的生财之道:为偷偷嫖娼的男人提供姦宿,他则坐在门外按钟点收取“服务费”。这位在金钱物慾的潮水中沉沦的青年,最终因犯有容留妇女卖婬罪而被判刑。这样极端的例子在当代中国青年中当然实属罕见,不过,这种内心的喧嚣与騒动,最后走向和传统价值观、道德观的告别,可以说是许许多多中国当代青年共同的心理特征。老年人在这场新与旧的碰撞中,当然更多的是失落和孤独。他们所据守的人生信条,这世代传承的东西在受到挑战。我在那些蹲在马路边晒太阳、聚集在街心公园唱戏的老人们中间结识了不少朋友。过去,他们是四合院里融融的亲族气氛中的中心人物,而现在,晚饭后儿女们所关注的,已经是电视节目的主持人了。过去儿女们的工资一分不剩地全交给他们执掌,现在则开始留“私房钱”,有的甚至闹“独立”。他们只好到街心公园里,到老年的伙伴中间去寻找“自我”了。老人们的悲哀还不仅仅因为家庭关系的涣散,而且也因为和自然的告别。过去的四合院里有花草虫鱼,有枣树、槐树、石榴树,是一块小小的自然天地。忙碌于工作的年轻人对高楼里这天地的失去全然不觉,对老人来说,这又是一次痛苦的失落。一位朋友告诉我,他的八十岁的老父亲从四合院搬到了高层公寓后,智力急剧下降,似乎在走向呆傻。我告诉他,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高楼病”。他应该让总在阳台上晒太阳的老人走向社会,接触自然。他接受了建议,随后告诉我他的父亲果然不再那样神情恍惚。可是,在现代生活节奏中,忙碌的儿女们谁能不断地抽出时间尽尽这样的“孝道”?

  女士们先生们,我用了这么大的篇幅描述了我所生活的那座城市,传统的生活方式在现代文明的侵袭下崩解的图景。请不要误以为北京的上空到处飘荡着像我一样的不祥的乌鸦的叫声。我想,或许因为中国的物质文明水准较之发达国家尚有较大的距离,传统生活方式的崩解,大概也比日本缓慢的多。人们关注的热点,仍然是经济的发展、生活的改善,所以,四合院的居民们,其中也包括不少的中国作家,对自己已经面临和即将面临的一切,仍然缺乏足够的注意。他们正沉醉于把松下彩电和夏普冰箱早日请进四合院,更大的梦想则是房屋改造的大军早早开进胡同里来,他们好早早搬到高层公寓里去,那里有暖气,用不着天天早晨蹲在院子里捅煤球炉;那里有自来水,用不着一桶一桶地去院子里提水;那里有煤气灶,再也无须下班后面对熄灭的煤火一筹莫展……期待着告别四合院,告别四合院生活方式的人们,以为他们告别的全是落后和封闭,等待他们的全是崭新和欣喜,这心态使人想起一句美国谚语:篱笆那边的草总是绿的。然而,篱笆那边的草真的全是那么绿吗?

  我相信,对篱笆那边的草的颜色再一次提出怀疑以后,诸位一定确信我是一只彻头彻尾的乌鸦了。其实不然,我可以非常坦率地告诉大家,面对着我刚才为你们描述的四合院的悲戚,我的心中是一团矛盾。一方面,我已经讲了不少了,篱笆那边的草不尽然全是绿意可人,然而,另一方面,传统的四合院的生活方式是否就那么值得留恋?你可以在那尊卑有序却又人情融融的家庭气氛中流连忘返,然而,你也得冒着被那松弛的生活节奏沤酥了筋骨,被那尊卑关系消磨了个性的危险。你可以发现,中庸、平和、与世无争的价值取向,是人生一个最美妙的避风港,然而终有一天你又会后悔,是它使你被社会生活的航船远远地抛在了一边。我不知道这种传统与现代的抉择中的矛盾、权衡中的两难,是否也是,或者曾经是日本知识分子心中纠缠难解的命题。为了说明我自己在这权衡与抉择中的矛盾心态,我想告诉诸位一个或许还算有趣的事实:我和妻子、女儿住在北京市中心的一座高层公寓里,我的家庭是一个基本随着现代生活节奏运转的家庭,一家人从早到晚,都在忙碌。我的岳父一家却是在一座四合院里。传统的家庭关系、生活习惯,我称之为“最后一个四合院”。我就在这“最后的四合院”和“崭新的高层建筑”之间来来往往。在那“四合院”里,我确实能感到一种传统的温情和宁静,可是也感到落伍于时代的郁闷。在那“高层建筑”里,我也确实能感到一种开创的活力和充实,可是也感到被冷冰冰的水泥墙挤在写字台前的孤独。幸好在我看来,两难、矛盾。纠缠不清,也可以成为文学的魅力所在。就像有的人会沉浸在对文明进程的沤歌里,也有的人会沉湎于对消失的传统的挽歌中一样,不同的作家会对历史社会人生作不同的解释,或者更准确地说,不同的作家以不同的情感方式把握这个世界,从而为读者重新铸出一个个不同的世界。作家们千奇百怪、千姿百态的情感呈示,足以称为人类情感的百科全书。不管某些感受是否能引起我的共鸣,它们都是人类情感的生态平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或许,这就是文学对人类文明的进程所作的,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贡献。

  那么,我们的话题已经由四合院的悲戚转到文学的可能性上来了、是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在现代文明撞击下的失落和悲戚,其中似乎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文学的失落和悲戚。在中国也是这样:电视争夺走了文学大量的读者,文学的鼎盛局面一落千丈。有的作家被商业目的所吸引,日益放弃文学本来的价值。人们在文字面前开始不耐烦,他们体会不到在文字天地邀游的乐趣。他们的想象力也愈发贫乏……这些不能不使作家们忧虑,为了我们的版税,更为了整个人类。

  文学是否还有价值?还有机会?还有可能?

  在一个下雨天,我无意中闯进一个小小的衰败的理发店避雨,得以领教这家小店的主人——一位被冷落的老剃头匠的手艺。当然,也在他那喋喋不休里感受到了他的苦闷——那不仅仅是门可罗雀,收入无几的抱怨,还有被人群遗忘的愤怒,对传统手艺的珍爱,当然还有对“过去的好时光”的缅怀。这缅怀甚至追溯到清兵入主中原的几百年前,那时候,剃头匠们领了顺治皇帝之命,巡查于都市的大街小巷,凡反抗者,一律砍头,挂在剃头担的一根木杆上……当时,我一边看着那张满布皱纹的脸,一边想,或许过不了几年,这张脸就会在地球上消失了,这是无法抗拒的必然。然而文学,却有可能把这一块心灵的天地剪裁下来,留诸后人。我已经说过了,不同的作家,因其阅历、角度的不同,对世界会有不同的感触和解释,不过我想,至少有一点对每一个作家是共同的:文学对记录人类文明某一发展时期林林总总的心路历程,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你也许偏重于对传统的生活方式、思考样式的描摹,就像人们或划定古建筑保护区,或复制建筑模型,用以留存前人建筑学的智慧一样,你用文字留存下来了心灵的模型。当现代人在他们自信的进军中意识到失落了什么的时候,或许可以从你留存的失乐园中获取启示。你也许偏重于记录动荡时代心灵的喧嚣和騒动,这种告别过去,走向未来中几难回避的心态,对不断在这一进程中前进的人类,又何尝没有永恒的吸引力?更偏重于反映主观直觉的文学,为我们提供这风云变幻的时代里心灵的画面,对人类认识自己同样弥足珍贵。

  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它对人类文明进程的这种责任。意识到这种责任,文学自然会意识到、捕捉到自己的机会——用中国一句老话:此其时也此其时也。至少在中国。这新与旧更迭的时代,这心灵騒动、寻觅的时代,或许恰恰是文学的机会,我以为。

  文学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把握住时代赋予的机会,非但不会使文学失去什么,反而会使它获益多多,使文学的发展成为可能。

  我们还是来看一看北京人。每一位留意当代北京生活的人都不难感受到,在现代与传统中挣扎的北京人,其情感呈现出较之从前更加丰富复杂的内涵,其表现形式也愈发生动。北京人对生活的幽默态度是人所共知的。这幽默的产生,大概和这里集中了落魄的皇族,他们在身世的浮沉中喟叹人生却又不失优越感,所以便有了幽默和自嘲。在理想主义时代,这种生活态度几乎销声匿迹,然而当代,又与四合院的悲戚一道回到了北京的引车卖浆者流中间。重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幽默形态,较之以前更为发展了,发展为一种对悲剧的现实采用喜剧处理的方式,我们称之为“悲喜剧”方式。这方式从前并不是丝毫没有。比如北京人说到“死”,他们说:“去听蟋蟀叫去啦!”意即进坟地;他们说:“到烟囱胡同去啦!”意即进火化炉。过去还有一个相声叫《宝炕》:一个人声明他家虽然缺衣少粮,却无饥肠辘辘之虞,因为他家有一“宝炕”。“宝炕”的秘密就在于它一头高,一头低,当饿了的时候,可将脑袋置之低处,下身置之高处,可以免去腹饥之扰。这些,都是北京人情感方式中具有悲喜剧因素的证明。不过,北京人的悲喜剧感,一直被中国文化中的责任意识所制约,所以没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个最传统的北京民谣,这民谣的产生本身,就是一出充满了悲剧色彩的喜剧。大家或许知道,旧北京常有一些行乞者,手里拿着两块牛胯骨,一边敲,一边唱,唱完了,伸出牛胯骨,让施舍者把钱放在上面。应该说,这是人生最悲惨的一幕了吧?而唱民谣的乞丐,唱的却是歌颂四合院的顺民哲学的“太平歌词”。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要饱还得吃家常饭,要暖还得穿粗布衣,知冷知热还得是结发妻。劝君一句,宁屈死也别作告状的……”过去的北京人只能从这安贫乐道的哲学中寻找到崇高感,是不可能发掘其中的悲喜剧意味的。而现在,当四合院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剧烈震荡的时候,北京人的情感方式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用喜剧形态处理悲剧,已经成为了北京市民表达情感的重要方式。最近我听到一位老人骂他那只知赚钱的儿子:“你别卖菜了,快开包子铺吧,开肉铺也成!你爹快死了,你好把你爹当猪头肉一块一斤卖了呀!没事儿,那会儿我也不怕疼了!疼怕什么呀,您先富起来要紧!”“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报纸上时髦一时的口号。这语言里运用了反讽。声明自己甘当“猪头肉”,这幽默得近乎残酷。悲戚的四合院,在不知不觉中,已将自己的幽默变成了黑色。关注着人类文明进程的文学,当然不可避免地关注着这种情感,同时也包括了表达这种情感的方式,从而获得文体上的启迪,用以颠覆陈旧的、令人乏味的审美定势,为读者开辟新的审美天地。

  谈到文体问题,我还想谈一点看法。应该坦率地承认,近年来,中国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已经失去了八十年代初的“轰动效应”,失去了不少读者。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也包括了商业文化的冲击,电视对读者的争夺等等。然而,作为一个小说家,我以为也不妨对文学本身作一番反省。我们的小说家们过于关心自己身上的羽毛是否眩目,他们不太关注自己对人类文明进程的责任,因此,势必走向情感的苍白和文体的玄妙。矫揉造作的文体尝试无法给读者带来审美的愉悦,也就无法真正颠覆读者的审美习惯,那么,它只能为读者所颠覆——读者把书本扔到了一边,他宁可去看卡通连环画,看通俗小报。我自认为我的看法和那些反对文学创新、反对文体变革的见解毫无共同之处。在中国文坛上,持那种见解的也大有人在,而且也拿着“看不懂”、“看不下去”的棍子扫来扫去。但我不能为了怕人把我和他们混为一谈而回避反省。一个好的小说家,也应该是一个文体家,这是一位中国批评家的话。我想,应该在“文体家”的前面加上“成功的”这样一个限制语,免得那些糟糕的小说家们个个来抢“文体家”的帽子,用更糟糕的文体进一步吓跑读者,让文学的日子雪上加霜,愈发尴尬。

  在讨论“现代人与文学”这样一个题目的时候,我以为加上这样一段反省是必要的。文学需要观照它所面对的时代,也需要观照它自己。观照它自己的时候,需要观照它对人类文明的责任,也需要观照它自身形式上的魅力。

  文学还有许多事情可做。这样的结论是不难得出的。

  谢谢。

  (本文系作者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日本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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