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得离婚》断想

作者:谌容

  《懒得离婚》,这个题目取得还真有点味道。在中国,“离婚”这个词儿虽然载入婚姻法,但真要听到周围的熟人(还有未曾谋面却熟知其名的名人,特别是演员之流)中有谁要打离婚的,往往比重要政治新闻更能震撼人心,传播速度之快也更为惊人,于是,评头品足、说是道非,种种议论纷纷扬杨,比谈论其他事情更有兴趣、更有高见。这种姑且称为“离婚敏感综合症”的非病变心理疾患,在当代中国人中普遍存在。是好?是不好?也是众说纷纭。离婚所引起的轰动效应,看来好像是对别人的关心,实际上是一种过敏症,是一种国民心态弱点的反映。结婚、离婚,本是一种普通而正常的社会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若有瓜葛,按婚姻法办理就是了。但是,有些人就是对此极有兴趣,谈起来津津有味,甚至加油添醋四处传播。因此,有人指出,在中国,离婚也得有勇气才行,要有极强的抗干扰本领,否则,因离婚而招来的流言蜚语,足以把人压趴下了。离婚之难之复杂,往往使本该离婚的人也望而却步。现在,我们从这篇小说中得到“信息”,倒有人连离婚也“懒得”去办,可见这主人公也够绝的了。题目是作品的眼睛,题目取得好,对读者会产生更大吸引力。《懒得离婚》与《减去十岁》一样,题目取得好,有味道,挺新鲜。小说也要讲点标题的艺术,太白、太直并不好,故弄玄虚、耸人听闻也不好。当今之书摊上,小说题目之新、之奇、之怪堪称空前,什么“军妓”“荡妇”“躶女”“一个女人与一百个男人”……光怪陆离、不一而足。这种哗众取宠、低俗不堪的标题,讲的不是艺术性,而是商业性、刺激性,实在不敢恭维。小说是艺术,讲艺术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讲艺术而追求刺激,有失文艺家的身分,还是不做为好。精心设计小说标题,提高其艺术含金量,则应为一切文学家所重视。如果题目平淡无味,引不起读者兴趣,难免会失去很多知音。

  “其实,哪家不是凑合着过?千万个家庭都像瞎子过河——自个儿摸着慢慢过呗!”刘述怀这句话,看似平淡,却是奇峰突起,难怪在方芳眼里,刘述怀这个普通平常的人,也因这句话而变成“一个极有光彩的人”了。

  刘述怀这句话讲得果然精彩,因为它道出了当今中国千万个家庭的实情。男婚女嫁,结成家庭,这是人生一件大事。有人说,结婚是真正爱情有开始;也有人说,结婚是爱情的坟墓。幸福的家庭是以爱情为基础的,不幸福的家庭却以凑合来对付。幸福的家庭可能永远幸福,也可能由幸福转化为不幸福,千万个家庭千万个样儿,无法等同划一。但是,由于十分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中国家庭中靠凑合维持的,确实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在成年人的生活天地里,家庭居于重要位置,一回家就到了“凑合”的环境,真是大的莫悲哀!刘述怀从自己结婚后的切身体会中说出了“哪家不是凑合着过”这句真实的话,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社会问题。怎样使家庭真正幸福?怎样使凑合的家庭摆脱凑合的“怪圈”?怎样预防凑合家庭的再生产?凑合能否演化为新的真正的幸福?……这一连串看似琐屑却关系到亿万个家庭健康发育的重大伦理、道德、法律问题,决非无足轻重的小事,而是关系到社会安定、人类幸福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可惜,我们的父母官们,我们的理论家们,终日忙忙碌碌,又有多少人真正关心这些“软”问题呢?可能是当前“硬”问题太多了:物价持续上涨、贫富悬殊、体脑倒挂、人情淡薄、营私舞弊、秩序混乱、世风日下……但是,当人们在令人烦恼的社会上劳顿了一天,回到家庭这块原以为是“安定温暖的绿洲”时,迎接他(她)的又是“凑合”的生活,这人生的乐趣到底该到哪儿去寻找呢?可以看出,《懒得离婚》的作者比那些父母官和理论家们更了解民情,更理解民心,她通过艺术手法勾勒出当代家庭中普遍存在的“凑合”真相,意在引起“疗救者”们的注意,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当然,作者并没有开出治疗这种社会病症的葯方,她只是揭示出这种现象,这不应苛求。如果在揭示家庭凑合现象的同时,稍加几笔,点出社会生活中更多令人烦恼的真实情景,那么,读者对家庭凑合症的病因及其严重性,将会有更深刻的认识。在这方面,这篇小说存在不足。“软”问题在实质上并不软,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硬”问题可能也难以完满解决。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幸福美好的家庭,可以促进社会的安定,可以增强家庭成员抵御社会动荡的能力。我不知道我们的领导者们是否知道千万个家庭正在过着凑合的生活?但愿他们能体察民情。当然,期望迅速解决这一长期存在的复杂社会问题,是不现实的。但我们总应该了解它、重视它、研究它,为它的逐步解决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气氛。再不闻不问,就有点失职了。我不知会有多少今天的当权者阅读这篇小说,但愿它的读者在当权者中越多越好。

  中国人的婚恋家庭观,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极深,这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遗憾。西方的“性解放”理论不足取,因为它把男女的性关系看得过于随便,有“动物化”的趋向,要反对。但是,在婚恋自由和家庭组合问题上,西方的有些观念是开放的、合理的,应该吸取的。比如,对离婚的看法,我们往往强调离婚会给子女带来什么不好的后果,却不多考虑不离婚会给夫妻双方带来多少痛苦。记者方芳的统计有:在我国,一百对提出离婚的夫妻中,一年内办成离婚手续的仅占2%;二年至三年办成的占8%;三年至五年办成的占12%,十年尚未办成的占60%。其中有一位工程师,25岁时提出离婚,现在年过半百还未办成。可见,离婚难是当前社会一大弊病。但是,方芳的顶头上司却认为“与其写离婚难,不如写不离婚的可贵”。这种观念,不仅这位记者部主任有,在社会上许许多多人的头脑里都有,在许多领导人头脑中也有。其实,这种观念的实质是鼓励维持凑合的家庭,而不是帮助组合幸福的家庭。离婚真会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吗?我看,只要不是“性解放”信奉者的胡乱行为,正常的离婚不仅不会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反而会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正常人都希望有一个和睦美满的幸福家庭,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和和美美,社会就容易安定。反之,千千万万个家庭都不太和谐,无非是在凑合,试问,由这样的家庭组成的社会和睦安定得了吗?我们现在总算意识到了:一个社会单位内部如果搞凑合,大家一块儿混日子,这个单位的生产或工作效率肯定高不了,因此,现在要把优化劳动组合的问题提出来了,当然实行起来并不那么容易,但优化组合的方向是确定无疑的。作为社会细胞之一的家庭,是否也应该讲一点优化组合呢?答案是肯定的。明明家庭不幸福,予以解体重新寻找优化组合,这是合情合理的,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无数个优化组合的家庭,定会促进社会其他单位的优化组合,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组合优化的家庭,比之于组合优化的劳动集体与工作单位要复杂困难得多。家庭组合是否合理,是否优良,夫妻双方应该是最清楚不过的。刘述怀与其妻子张凤兰,是为了完成人生一大任务——结婚,而经人拉线搭桥认识的。这样认识、结婚而组成的家庭,在中国真是千千万万。经人介绍恋爱结婚组成的家庭,不能说没有幸福美满的,但毕竟较少,原因在于彼此了解不深不透,一旦结婚,“两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朝夕相处,形影难离,以前看不见的缺点全看见了”。“开始能容忍,日子长了,越来越难以容忍”,这样下去,家庭的幸福哪里谈得上呢?小说中描写的刘述怀与张凤兰的家庭生活与各自心态,相当逼真地展示了这类家庭的毛病与缺陷;而这类家庭,目前仍大量存在。要改组这样的家庭,就得离婚,就得引起周围沸沸扬扬的议论,就要经受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没有勇气确实不行。于是,大多数人屈服了、低头了,凑合着过下去吧,真如刘述怀自己说的:“我佩服那些离婚的人,他们有勇气,他们活得认真,他们对婚姻也认真。我嘛,虽然家庭不理想……嗐,看透了,离不离都一样,懒得离!”这话真说透底了,这话也说得让人心酸:我们有多少个刘述怀,就这样“看透了”“认命了”,屈服于旧观念旧传统旧习惯的压力之下,明明不幸福、不痛快,却还要凑合,还要这样混下去。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大悲剧,可这样的悲剧还得演下去,不知何时是个尽头?!

  要结束这样的悲剧,首先要更新陈旧的婚恋家庭观念,不仅刘述怀们要更新,而且我们的当权者、理论家、记者、教师、工人、农民,还有那些街道居委会的大娘大嫂,以及左右的同事、邻居们,包括那些已经获得了幸福家庭的人们,都要更新,这样结束悲剧才有希望。

  共产党建立的宗旨,就是为人民谋幸福,其中包括帮助人们组成幸福的家庭。社会的进步,不仅表现为物质的不断丰富,而且表现在思想观念的不断进步,包括婚恋家庭观念的进步。应该承认,我们党的各级组织领导部门,对人民的婚恋家庭问题关心得还是不够的,有一段时期,过分强调家庭组合的阶级成份、政治观点,而较少注意感情因素在婚恋中所起的极为重要的作用。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里,拆散了一些可以组成幸福家庭的恋人,勉强撮合了一些以政治条件为基础的无爱情家庭。现在,这种情况没有了,但以权势、金钱为条件的婚恋,为“完成终身大事”而为之的婚恋,却依然在继续。鉴于历史的和现实的教训,我们应该越来越关心人民的婚恋家庭问题,以科学的新进的观念来引导人民处理好这一敏感、复杂而又重要的社会问题,促进更多的家庭真正实现优化组合,使人们从社会、从家庭都能获得真正的幸福。这是一项艰巨而伟大的工作,却是造福人类、功德无量的工作,是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但愿刘述怀们从“懒得离婚”的精神压抑中尽快解脱出来,但愿千千万万“凑合”的家庭尽快进行优化组合。家庭应是人类幸福的一个重要天地,而不是令人窒息的冷漠处所。我们的任务,就是为无数个刘述怀们挣脱无形的精神羁绊扫清障碍、开辟通道,让美艳芬芳的爱情之花开遍每一个家庭,让整个社会都充满真诚热烈的爱。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共同理想与愿望吧!

          1988年10月于北京

         (原载《作品与争鸣》198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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