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 伞

作者:从维熙

         黑纱意味着死亡
         黑土象征着收获希望。
         黑伞呢?

            ——笔者自问




  已是午夜时分,值班诊室的电话响了。我扔下手里翻看着的古典神怪小说,拿起了电话听筒:“您好!我是医务室,有话请讲。”

  对方没有回声。最初,我以为是电话出了故障,但我很快又否定了这一想法。我们这里是国际标定的四星级饭店,电信联络四通八达,通往世界的天涯海角,从没出过电话事故。仔细听听,分明听到了对方轻微的鼻息声,这证明畅通无阻,对方显然有意不作回答。

  “喂,喂,我是医务室……”

  “咔嗒”一声,对方把电话挂断了。

  我很恼火。但不敢发作。直接管理我们后勤部门的总务经理曾不断告诫我们:旅客是至高无上的上帝,任何后勤部门,都要像餐厅和客房的服务人员一样,注意一颦一笑的仪表和举手投足的风度。特别是医生,除了必须具备上述条件之外,还要有崇高的人道精神,视旅客中的患者如父母兄妹。我是先经过仪表谈吐考试,又经过医疗专家们严格的会考答辩,才迈进这座水晶宫般的宾馆的。在医生职业和饭店职业的双重高标准要求下,我只好乖乖地把电话听筒放下,重新翻开了那本小说。

  就在我翻开书本的同时,电话第二次“嘟嘟”作响。我仍以第一次谦恭而轻柔的声音,首先问“您好”,对方依然无声。凭借我的耳力听出,对方似在粗声喘息,只有粗壮的男人,呼吸才会有这样的频率。噢!又是那只爱发情的“公狗”,我顿时按捺不住性子,朝那条“公狗”,喝道:“请你自重一点,不然我可要给你们‘代办’打电话了!”言罢,“叭”地一声挂上了电话。

  我之所以亮出炸葯包,完全出于洁身自爱。一个多月以前,一个常驻饭店m国商务机构的雇贝,借夜诊之机对我提出非分要求,我把他放在诊桌上的一叠美元,天女散花般地抛向门口,并立刻告知饭店保卫处,召来其商务代办。那条胸脯上长满黄毛的“公狗”,不但连连向我道歉,还差点为此砸了饭碗。那天,他就像要踩蛋的鸽子般地咕噜噜地喘着粗气,没想到事隔几十天,这条“公狗”又发情了。滚他娘的蛋吧!要找就去找那浓装艳抹的暗娼好了!

  我忿感地放下电话,立刻钻进那本小说。不知为什么,我再也静不下心来,小说中那些人变鬼、狐变人的章节,使我感到冷寂和孤单。入冬以后,旅游业进入淡季,值夜班的医生,从两个减成一个。上海人经营的饭店,实在能精打细算,总务经理抽掉一个医生白天去分店巡诊,夜班就只剩下我一个人。难怪全国只有上海发明了半两一张的粮票呢,真是抠门儿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是闹妖吧?我对着书本默默发呆的时候,那电话又鸟儿般地叽咕叽咕叫唤起来。我仍然用云片一般的柔顺语声,先问“您好”,因为我不敢断定打电话的人,是不是那条黄毛公狗。精明的饭店经理,常常对服务人员进行火力侦察,葯房的一个司葯,就因为错把茶壶当夜壶,经理午夜时分打来侦察电话时,司葯正在打盹,迷迷糊糊地忘记了礼貌用语,第二天就被炒了鱿鱼,另找饭辙去了。我是军医复员到地方来的,比地方医院来的同行更懂得纪律,因而“您好”成了我的口头禅。有一次挤公共汽车,一个男士踩了我的脚,由于中枢神经的条件反射,我随口说出“您好”二字。这本来是无意识的机械反应,却引得那奶油小生下车后一直尾随着我,并递过一张名片,非要请我去喝咖啡。我礼貌地接过名片,婉谢了他的邀请。这是“您好”这个习惯用语给我引来的麻烦。麻烦归麻烦,这“您好”二字还要照用不误。

  此时,我对着电话听筒照例说完“您好”之后,毫不厌烦地报着字号:“这儿是饭店医务室,请您讲话。”

  使我惊愕的是,听筒里依然是剧烈的喘息声。职业的本能,突然让我产生另一种警觉:也许对方是位急性肺炎患者?如果他是个七老八十的旅客。或是肺气肿病急性发作的哑巴,只能喘息而不能讲话,我急匆匆挂上电话,那将是一个医生的失职。

  “喂!喂——”我呼叫着。

  “请您对准话筒讲话!”我加大了音量。

  “假如您无力说话,请您按一下床头的电铃。”我焦急地向对方喊着,“按铃之后,您楼层的服务员。就会到您的房间去的,您可以向他表明意思,让服务员代您向我讲话。”我先用中文说了一个医生该说的话,唯恐患者是位“老外”,我又用英语表达了上述意思。然后,紧握电话听筒,等待着对方的回答。

  我的全部诚挚没有得到如期的回报,对方依然沉默。我想,也许这位患者正在按照我的吩咐,用电铃招呼服务员,便全神贯注地耳夹听筒,用爱心和耐心等待回音。

  对方咳嗽了一声,表示他并没有放下电话,但还是没有作答。我等待着,短短的七八分钟,恍若半个世纪般的漫长,直到我夹着电话听筒的耳朵和脖子都微微酸痛,要放下电话时,对方才有了回声:

  “真对不起,请问你是柳琪小姐吗?”

  轮到我沉默了。沉默之后就是火葯爆炸:“这是搞的什么恶作剧?你看看手表,现在是凌晨一点二十分。请你自重一点,别打搅夜班医生的工作。”饭店经理的助手,是个奶油小生。从我到饭店第一天起,他就像影子般地追逐我,我认定这个电话是他打来的,因而反弹回去的无异于一颗导弹。

  真是个倒霉的漫漫冬夜,患者来就诊的没有几个,魔鬼般的电话却接连不断。它撕碎了我的平静,搅乱了我的安宁。挑开窗帘,我漫无目的地向街道眺望,夜安静而深沉,只有立交桥的周围,闪烁着一辆辆汽车南来北往、东去西行的红色尾灯的弧光。

  我的目光久久地追随着那些移动着的闪亮的弧光,第一次感到我所在的饭店像座水不流动的囚笼。我喜欢喧闹奔腾的江河。昔日我们军区疗养院就耸立在森林之畔的浑江江岸。我愿意穿被人称为“绿皮”的军装,愿意戴女兵的大壳帽,一句话,我喜欢绿色。森林是深绿的,江水是淡绿的,女军医穿的是介乎于深绿和淡绿之间的橄榄绿。我曾和女友们发誓,在这儿生活一辈子,只为生命中充满诗意的绿荫。

  命运却像那座立体交叉桥般地曲里拐弯,我做梦也没梦见过我有朝一日会告别浑江,告别森林,到这粉尘弥漫的大城市里来。两年前的某一天,我接到罗圈胡同街道委员会拍来的一封加急电报,说父母双双病危,叫我见电速归。初读电文时,我并不十分惊愕,认为这是父母要我回家探亲的一个借口;因为双亲刚刚迈进五十岁的门坎,我春节回京省亲时,他们所在的工厂,刚刚为他们作过全面体检,二老身上没发现一点毛病。记得爸爸还兴奋地对我说过:“小琪,看样儿,我和你妈可以争取当寿星佬了。我双眼视力至今还是1.5,你妈的视力1.2,居全厂之冠!”现在电文说父母双双病危,该不会是编造“天方夜谭”的新童话吧?

  几读电文之后,我的额头,淌下冷汗,不容忽视的是:爸妈骗我回去,何必非签署“街道委员会”的名称?何必拍来“加急”电报?我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家中一定出了什么意外事故,这事故没发生在工厂,而是发生在家宅。我哥远在南方的珠海经商,父母住在只有六间平房的独门独院,如发生什么意外灾祸,街道委员会自然责无旁贷,因而这一纸电文绝无虚假!

  列车隆隆南下,在滚滚的车轮声中,我曾有无数个猜想:是煤气罐爆炸?还是电缆线起火?或许是被汽车撞伤了?要不就是古宅欠修,房屋在暴雨中倒塌——从电视中知道,北京今年是个婬雨连绵的夏季。

  万万没料到,待我赶回北京的时候,父母尸体已经火化完毕,双双进了八宝山的老山骨灰堂。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跟哥哥大吵一场,因为他从珠海飞回北京的时间,比我早了两天,火化和骨灰安葬都是他主持的。我抱怨他为什么不等我回来,让我跟双亲见上最后一面?街道干部会同工厂干部,为哥哥作了详细的解释:他们发现我父母时,尸体已经糜烂。街邻嗅到小院溢出恶臭气息,叫门不开,便破门而入。之后,街邻叫来了刑警。街道干部、法医和工厂领导。之所以如此兴师动众。皆因父母死得十分溪跷:二老没死在床上,也没死在厨房,而是死在六○年战备时期院内挖的防空洞里。经过刑事侦缉和法医检验,无谋害和他杀的痕迹,因而判断为二老经过五米深的防空洞洞口时,盖口突然塌陷,致使二老碰撞跌摔而亡。但街邻们对此判断提出异议。其一:在防空洞里发现一把铁锨和一只手电筒皆是新的,没有一点锈斑,可见不是六○年全民挖防空洞时的遗物。其二:如果二老之死是因途经洞口时洞盖突然塌陷所致,死者身躯应该在石上上边,但死亡现场却是那水泥板混着坠落的土块,覆盖在亡者身上。街道干部无法将这些细节统统写在电文纸上,其实他们给我发出“病危”的电报时,我父母早已双双命归阴曹地府。

  谜!

  完全是一个谜!

  一个难以解释清楚的死亡之谜!

  哥哥和我都认为父母之死,背后藏有人所不知的隐情。从那只手电和那把铁锨判断,很可能是在夜间,老两口下到防空洞里去挖、埋什么东西,防空洞突然塌落了。爸是个中型工厂的副厂长,妈是个内幼儿园的园长,一生清贫如洗,有什么宝贝需要埋藏的呢?!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只能算亿万芸芸众生中的两个小小人物,这个“谜”也就没有人去进一步破译,刑警们又去侦破京城不断发生的大案要案了。他们唯一办妥了的事,就是要我复员回到北京,住进这座灰墙斑剥的古宅。

  叽咕叽咕的电话铃,又在呼唤我了。我的魂魄从生死交叉的立交桥下游荡回来,慢慢地走近电话。我估摸着,此时已是清晨四点,那奶油小生即使精力再盛,也只能在经理值班室打盹,绝无继续对我纠缠的雅兴,便毫不犹豫地抓起听筒:

  “您好——”

  “您好——”对方礼貌的回答。

  “您是患者?请告我您住的房间。”

  “我……我……不能叫患者。”对方是位男士。喘着气有些口吃地说:“不,也可以称之为患者吧!我住在1208房间。如果您能来这儿,我等您。”

  我通知了电话总机,再有患者求医,请接1208。然后背起葯箱,走到电梯间的门口。我希望有个患者求医,以摆脱我零乱而寂寞的思绪,现在这个时机来了。




  我轻轻掩上了1208的房门,因为正是严冬的早晨。

  这是个令人惊奇的患者。往常,那些海外和港台旅客,都穿着睡衣在床上静候医生的光临。这位看上去约摸四十岁左右的男人,竟西服革履地静坐在沙发上;我叩门进屋以后,他神色恍惚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好像我的叩门声,打碎了他的一个富有色彩的梦。

  他并不标致,但颇具男子汉的气度。直观的第一印象,让我想起常在电视台上为一种胃葯作广告的那位大演员。他曾到浑江疗养院演出过,不知为什么,当时我们同屋的三个女军医,都不约而同地把这种类型的男人当作梦幻中寻找的×!男人就该是男人,男人中的“女人”让女人看了恶心!

  “请坐!”他用手指指另只沙发。

  我没有在客房里坐沙发的先例。饭店虽没有这方面条条框框的限制,但我有医生的自我约束。我习惯站着给患者诊断,顶多坐在写字台前的小木凳上听患者述说病情——无论是洋人还是土人,白皮肤还是黑皮肤——但不知为什么,这次我竟然顺从他的旨意,坐到另一只单人沙发上。

  “喝杯热咖啡吧?”他像是在询问,说话的同时,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已经放在了圆桌的杯垫上,“要加点糖吗?”

  “您哪儿不舒服?”我清醒了——我是出诊的医生。

  他难为情地笑笑,从西服内兜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这是一张英文名片,我粗略地看看,他是洛杉矾一家华人诊所的老板兼医生。

  “我们是同行?”我觉得蛮有趣。

  “是的。”

  “您是不是出行时没有带常备葯?”我又跳回到我的本职工作上来,“您对自己的病,一定比我还清楚。”

  “中医有句古话,”他的笑容里展示着含蓄的..(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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