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的人生道路

作者:戴厚英



  1997年8月,戴厚英遇害一周年之际,她的女儿戴醒带领全家回国来为她母亲扫墓。戴醒说,她很想为她母亲出版一套较完备的文集,以资永久的纪念,但她远在美国,无法料理此事,因此,想委托高云和我来编辑文集并联系出版事宜。我们与厚英是几十年相交的老朋友,她的惨死景象永远无法在我们的脑子里抹去,为她做点纪念工作,使她的作品能够更好地流传,是义不容辞的。此事得到了厚英家乡的安徽文艺出版社的支持,我们商定出版一套8卷本的《戴厚英文集》。

  厚英生前曾经出版过不少书: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自传,其中有些在文坛上还引起过强烈的反响。但她有些作品是在香港出版的,大陆上没有发行过,如《往事难忘》、《风水轮流》、〈空中的足音〉、《戴厚英随笔集》;有些则尚未结集出版,如许多散文和一部分短篇小说;还有自传下册《做人·作文·我的故事》,则是从她的电脑里调出来的未完成稿,现在都收在这套8卷本文集中。对于大陆上广大的读者来说,这里有将近一半的内容还是新鲜的。

  由于篇幅的限制,散文只能出一卷,所以有所删落;她的评论文章大都写于文革以前和文革之中,用她自己的话说,那些都是脑袋还没有长在自己脖子上,而作为别人的写作工具时所写的东西,观点当然是“左”的,这是当时的社会思潮所致。这些文章,对研究者来说,自然具有历史资料的意义,但对于一般读者,则已无阅读价值,所以本文集没有收入。以后如有人编辑出版《戴厚英研究资料》,倒是应该收入她的理论文章的,因为这些文章毕竟反映了她青年时代的思想轨迹。




  戴厚英生于1938年3月,安徽颖上县人。在她出生的前一年,抗日战争爆发了。所以她一生下来,就面临着民族的深重灾难。她是在母亲的怀抱中、在独轮车上“跑反”长大的。

  厚英的祖父是一个破落户子弟。因为祖上做过武官,门前立过牌坊,所以他思想上永远背着一个“光荣门第”的包袱,治家亦颇专制。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戴家的光荣是一去不复返的了,他只能靠经营土布为生。到了厚英父亲这一辈,就成为正式的生意人。但经营的也不是什么大生意,而是乡镇上的小杂货铺。

  在当时的中国,特别是在农村,这样的家境也就算是相当不错的了。所以作为一个女孩子,厚英还能够上学读书,而且从不缺少学习用品。当然,这与厚英从小聪明也有关系,她的大姐就没有这样的福气。

  厚英在上学之前就由祖父教识了许多字,所以一入学,学习成绩就比较突出。而且,她还有一个特点:思维敏捷,口才出众。他父亲常把她带到人前去显耀,让她与大人辩论,每每获胜。她在小学六年级时,获得全校演讲比赛第一名,背着获奖的蓝布书包,很是引人注目。厚英的中学时代是在解放初期度过的,那时,政府常常要学生配合政治任务展开宣传活动,并以此来衡量他们的政治积极性。不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大运动要配合宣传,而且反投机倒把、实行婚姻法等政事,也要组织宣传队。这些工作,厚英当然是很积极地投入,她成为一个革命宣传员,秧歌队、腰鼓队、演剧队,都少不了她。她那时演过很多戏:《白毛女》、《赤叶河》、《血泪仇》、《刘胡兰》……,演得有声有色。这些活动虽然耽误了不少读书时间,但也进一步培养了她的口才和工作能力。

  厚英少年时代形成的性格特点和才于,对她一生都有很大影响。她的敏捷思维能力和出众的才华,有助于她取得很大的文学成就,而过于要强的个性和不肯让人的锋利言辞,又使她难以处理好人际关系。

  性格即命运。厚英一生坎坷的命运,既取决于时代的风涛,也导源于她自己的性格。这就是她为什么把自己的自传取名为《性格·命运·我的故事》的缘故。




  1956年,厚英考进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在这里,她经历了阶级斗争风雨的试炼。

  厚英是做着作家梦走进大学中文系的,她入学的那一年,正是解放后文化界学术空气最祥和的时候。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他的主题报告中强调了知识分子的进步性和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并且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接着,毛泽东主席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学术方针,鼓励文人学者进行鸣放。知识分子感到了春天的气息,他们卸下了思想改造运动以来背上的思想包袱,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

  在这样的环境中,厚英觉得自己的前途充满了希望。她和许多同学一样,认真地响应党的号召,努力向科学进军。听课之余,她天天到图书馆抢位置,面对着那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古今中外书籍,更加感到知识的饥渴。她狼吞虎咽地阅读,那一年的确读了不少书。而且阅读兴趣也转变了。从解放初期的爱读解放区作品和苏联文艺,变为沉迷在18-19世纪西欧和俄罗斯的艺术世界中。在这里,她不但领略欧洲风情,而且还接受了他们的民主思想。这种民主思想与她原有的倔犟性格相结合,就加强了她的自我主体意识。

  然而,好景不常,风云多变。鸣放不久,事情就起了变化,“反右”斗争开始了。一些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和知识界人士,经过多次动员才下定决心参加鸣放,因为他们被号召要积极帮助共产党整风。却不料这是一个“阳谋”,目的是引蛇出洞。瞬息之间,他们的鸣放就被指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报纸上用大字标题、大块文章来进行揭露、批判,学校、机关则不断地召开辩论会。批判会,要把他们批倒批臭。

  对于报纸上揭露的那些全国性大右派,厚英不甚了解,当然是相信报上所说的。但对于身边所发生的事,她却产生了疑惑。许杰是她们的系主任,而且是知名的进步作家,当时还担任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白发苍苍,老成持重,平时深受同学们的爱戴,现在却被指责为编造谎言攻击校党委。开始还有为他辩护的大字报,他自己也表示以人格担保,他所说的都是事实,而党委在公布他的发言时,歪曲了原意;但党委书记却站出来说,他以党性担保,党委绝对没有歪曲许杰的原意,于是批判升温了。一边是系主任,一边是党委书记,一边以人格担保,一边以党性担保,两者之间,到底应该相信谁呢?厚英困惑了,许多同学都困惑了。她和两位同学一起写出大字报,要求党委书记和许杰教授在大草坪上进行公开辩论,以明是非。这种西方式的民主思想,大概就是她大量阅读欧洲文艺作品所受的影响,真可谓“中毒”不浅也,其实它并不适合我们的东方国情。我们所奉行的,是《红楼梦》中的哲学: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辩论云云,只不过是装装样子,实际上并没有平等发言的权利,因为民主只不过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为了要达到揪出“右派分子”的目的,就不允许对手有摆出事实进行申辩的余地。既然党委书记出来说话了,许杰的“右派”命运也就无可逃遁。于是厚英这张要求党委书记和许杰面对面辩论的大字报,就把自己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好在她们的领导没有将厚英向右面推,而是往左面拉,这叫做“争取中间派”吧。被争取的戴厚英,赶快向左转,积极投入斗争。以她言词的锋利,批判起“右派言论”来,当然就显得咄咄逼人了。她因此得了“小钢炮”的称号。这一方面是为了“将功补过”,所以要表现得格外积极些;另一方面,也是她喜欢出人头地的性格使然。

  但正当她在学校里端正立场,积极地投入“反右斗争”,并且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时,她的后院却出了问题。在安徽老家,她那老实巴交的父亲也被动员得参加鸣放了,因为对统购统销政策提了一点意见,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她的叔父则因所工作的店家失窃,被诬为“监守自盗”,申辩不清,被迫自杀了,——后来虽然抓住了盗贼,但人死不能复生,给家属留下了无可摆脱的悲哀。这两件事,对厚英的打击当然很大。现在摆在她面前的是两条路:要末从此消沉,要末以更革命的姿态来表现自己。消沉不适合戴厚英的性格,而且当时愈来愈左的形势也不允许她消沉,因为一消沉就会沉入深渊。形势逼得她只有向左,紧跟。何况,在当时不断地反右派、反右倾和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下,青年们都以为只有左的思想才是革命的。

  就在这样不停顿地向左转的形势下,厚英度过了她的大学生活。




  然而,就在厚英即将从大学毕业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影响她此后生活道路的事。

  1960年2月25日,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召开了以“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为主题的会员大会。这个会,开了很长时间,到4月13日才宣布闭幕,称之为49天会议。

  据当时的传媒报道说,这个会议是为“贯彻上海市委文教会议的精神”而召开的,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迅速发展和社会主义革命愈益深入”的表现。这就是说,这次49天会议是当时中共上海市委策划的,是1957年那场运动的继续。

  如果说,那时把1957年的“反右运动”看作是一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政治思想斗争,那么,1960年的批判运动,就是有意把这场斗争引向学术文艺思想领域。会议初期,也是以讨论的方法来“引蛇出洞”,到了一定时候,就大张旗鼓地进行批判。大概是因为有57年的经验教训之故,从一开始,作家们的发言就很谨慎,但还是确定了批判的重点对象,所根据的主要不是他们的发言,而是他们原有的论著。而且,批判对象的选择,也采取平均分配办法:三所有中文系的高校各出一名。复旦大学——蒋孔阳;华东师大——钱谷融;上海师院——任钧。为了壮大声势,市委宣传部又从三所高校调了许多学生和青年教师来参加会议,这大概就是后来在文化革命中大规模使用的以“小将”来冲击“老将”的办法。戴厚英就是被调来参加作协大会的“小将”之一,而且因为她能言善辩,还被选作重点发言者,安排在大会上批判她的老师钱谷融先生的人道主义观点,——钱先生在1957年鸣放期间,发表过一篇影响很大的论文:《论“文学是人学”》,是宣扬人道主义思想的。

  厚英的发言很受领导的赏识,她被作为三名“文艺理论的新生力量”之一,写入大会纪要,登载在中国文联的机关刊物《文艺报》上,立即名扬全国文艺界,她的“小钢炮”的名声也更响了。而且在毕业之前几个月,就借调到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室工作,当时从复旦、师大、师院三校各借调两名毕业班学生到作协,6人之中只有戴厚英一个人是非党员。他们毕业之后,当然也就正式分配到那边工作了。这个研究室,后扩展为文学研究所,所长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郭绍虞先生兼任,但老先生不管事,实际上是两位副所长叶以群、孔罗荪领导工作。这个研究所并非真正的学术研究机构,它设置的目的,是为了给上海市委宣传部做文艺哨兵,所以日常工作是阅读当前的文艺书刊,编写文艺动态,在此基础上再写一点文艺评论。用当时的流行语言来说,就是:这里是培养战士的,而不是培养院士的。但刚从高校出来的青年与长期在宣传部门工作的干部有着不同的思维模式:他们有较多的独立意识,而缺乏唯命是从的观念;他们始终眷念着学术性强的研究论著,而相对地轻视时效性强的评论文章。他们还为此而受到批评。




  这时,由于持续跃进的结果,我国的社会物质生活陷入了极度困难的境地。公开的说法是,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而且,尽管大家都吃不饱肚子,但领导上做起报告来仍旧说是形势大好,愈来愈好。人们耳闻目睹,且有自己切身的感受,自然有着不同的看法,但大家都不敢直说,因为一说出实情,便是反对“三面红旗”(即指: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也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但厚英从安徽探亲回来,却熬不住..(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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